時論廣場》兩岸研發疫苗 對抗變種政治病毒（趙春山）

（圖／美聯社）

美國總統拜登於6月16日結束他上任後的首次外交出訪。拜登以歐洲之行展現美國重返世界舞臺的決心，並以強化「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證明美國有能力領導自由世界，以應對他眼中「21世紀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之間的鬥爭。」

拜登視中共爲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他此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爲後疫情時代的中美關係進行「超前部署」。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被公認是中共的「老朋友」，但他最近居然表示，「在後疫情時代，美國失敗了，誰也不好過，尤其是中國。」在中共看來，季辛吉這句話語帶「威脅」，但卻默認「中國崛起」的勢頭，並未受到這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響。

這次「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導人在英國舉行的峰會，被媒體形容是「疫苗峰會」。抗疫和疫後經濟復甦，是與會各國關切的重要課題。拜登在會前就展開「疫苗外交」，表態支持暫停對疫苗專利權的保護，讓開發中國家加快生產以取得更多疫苗。拜登訪歐前並承諾，將採購5億劑疫苗，捐給全球92箇中低收入國家，並計劃推出美國版的「一帶一路」，以加強當地基礎建設，確保疫苗能送到受與國的手中。

拜登此行成功促使歐洲盟國在「聯合聲明」中，首次提到「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有外媒評論，這是拜登個人的一項外交成果；但我認爲，「口惠」不足以幫助臺灣應對目前的「疫苗危機」，也無法緩和因疫情而雪上加霜的兩岸緊張關係。

臺灣在防疫的第一階段表現優異，獲得國際社會給與「模範生」的美譽。但從「防疫」轉變到「抗疫」的階段時，卻出現疫苗短缺的窘境。顯然，政府所謂「超前部署」是失敗的。現有的指揮體系和主其事者，無法處理像新冠肺炎這樣具有巨大殺傷力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防疫如同作戰，新冠病毒就似「黑天鵝」般的突如其來，但造成的人命犧牲，卻已超過傳統的戰爭型態。故政府應把指揮作戰的體系，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二戰時組成「戰時內閣」；前蘇共領導人史達林也成立「國防委員會」，作爲危機處理機制，其成員包括重要的黨政首長。

事實證明，這次疫情對我們國家的影響，已觸及政治、經濟、外交和兩岸關係。以現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運作方式，根本無法發揮「垂直分工」和「橫向聯繫」的功能。陳時中部長有其醫事專業背景，但卻無力扮演「指揮官」的角色。期待他以戰略眼光來處理複雜的國安問題，不是所託非人，就是強人所難。

臺灣社會長期受到族羣對立和政黨對抗的撕裂，民衆早就厭倦各種傳聞和政治算計，也不奢望真相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疫情當下，民衆關切的只是能否拿到疫苗；且只要經過國際安全認證，沒有人在意疫苗來自何方。政府若要避免民衆「病急亂投醫」，就應滿足人民這個基本生存權利。

兩岸未能藉疫情合作恢復協商，令人感到相當遺憾。我們更擔心，在有心人士的刻意炒作下，新冠病毒已轉變爲「政治病毒」，不僅升高兩岸的政治對抗，也加深了兩岸的民意對撞。目前看來，兩岸執政當局都未能研發出有效的「政治疫苗」，來對抗這類「變種」的病毒。

疫情應該總會過去，隨之而來的是外部形勢變化，對臺灣生存可能造成的衝擊。有國際政治學者指出：「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失控或激化，可能導致國家要求以傳統軍事手段，來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

因應疫後兩岸關係的變化，臺灣應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我認爲，政府必須從這次的疫苗困局中記取教訓，除了凝聚所謂「同島一命」的共識外，當務之急是重建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和信心。

（作者爲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