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宋健：建議對靈活就業人羣設計有針對性的育兒福利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在1月舉行的國家衛生健康委記者會上，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未來中國要把結構紅利轉爲更長久的質量紅利，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的紅利，要把人口紅利中的老年紅利和性別紅利充分實現出來。

什麼是人口紅利中的老年紅利和性別紅利？應該如何來挖掘這類人口紅利？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了宋健教授。她表示，雖然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較高，但女性人力資源的潛力並未得到充分挖掘，推進社會性別平等仍任重道遠，如女性發展的天花板過低、退休年齡過早、較多承擔低薪或無酬工作等，通過政策措施拓寬女性的發展空間，爲女性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將有助於我們收穫性別紅利。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據中國網

女性潛力有待充分挖掘

南都：在國家衛健委的記者會上，你談到，“要把人口紅利中的老年紅利和性別紅利充分實現出來。”什麼是人口紅利中的老年紅利和性別紅利？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應該如何來挖掘這兩種紅利？

宋健：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機會和收益。人口轉變的主要標誌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先後下降，在這一過程中有一個階段是出生人口數已經下降而老年人口數尚未大幅提升，由此形成一個總撫養比較低的時期，即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期。機會窗口開啓並不意味着就一定能獲得紅利，需要充分利用這一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的優勢，纔有可能創造紅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就是因爲利用機會窗口期的人口優勢，通過加強中國製造，收穫了人口紅利。這時的人口優勢是結構優勢，因此收穫的可稱爲“結構紅利”。

隨着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深，總人口撫養比迅速攀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勞動力變得相對稀缺和昂貴，人口結構優勢逐漸消失，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期即將關閉”。

在新的人口形勢下，如果要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就需要轉爲利用其他人口優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人口受教育程度取得了長足進步，人力資本的提升是重要的人口優勢，由中國製造轉爲中國創造、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爲高質量發展，都是基於人口新形勢做出的調整，這有助於我們收穫“質量紅利”。

雖然中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增長時期，但未來近20年以1962年至1975年期間較大規模出生隊列形成的低齡老年人口比重較高爲特徵，充分利用好低齡老年人的人力資源，將有助於我們收穫老年紅利。

雖然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較高，但女性人力資源的潛力並未得到充分挖掘，推進社會性別平等仍任重道遠，如女性發展的天花板過低、退休年齡過早、較多承擔低薪或無酬工作等，通過政策措施拓寬女性的發展空間，爲女性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將有助於我們收穫性別紅利。

小朋友在新疆巴楚縣巴楚鎮幸福園社區的託兒所玩耍。新華社發

爲何0-3歲孩子入托率增長緩慢?

南都：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公衆開始關注普惠托育，但是目前來看，近幾年0-3歲孩子的入托率增長得並不多，爲什麼普惠托育的發展比較慢？

宋健：入托率取決於家庭需求和托育供給兩個方面。目前家庭需求主要集中在產假結束後、孩子入園前大約兩年左右的嬰幼兒照料問題，特別是沒有老人幫忙照料的家庭會面臨較大困難。

自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國家開始重視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家庭爲主、托育補充”的基本原則，即“發展嬰幼兒照護服務的重點是爲家庭提供科學養育指導，並對確有照護困難的家庭或嬰幼兒提供必要的服務”。

各地相繼出臺了相應的實施意見，如北京市提出到2020年底建成不少於34傢俱有示範效應的嬰幼兒照護機構，2025年底基本完善嬰幼兒照護服務政策體系；上海制定托育服務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提出建立“以社區爲依託、機構爲補充、普惠爲主導的資源供給體系”；南京提出“到2025年建成一批嬰幼兒照護服務示範單位，基本實現社區嬰幼兒照護機構全覆蓋”等。

總體來看，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正在構建過程中，發展仍不能滿足羣衆的需求。但各地已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經驗，值得總結和互相借鑑。

南都：上海在最近一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全市一半以上的公立幼兒園開設了託班，依託學前教育的體系發展辦普惠托育，是不是我國可以走的一條捷徑呢？未來這是否會成爲主要模式？

宋健：在公立幼兒園開設託班是上海根據實際探索的一種方式。目前公立幼兒園的主管單位是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學前教育處，落腳點是學前教育，以方便幼小教育銜接，一般幼兒園招收3歲以上兒童，部分會收2歲半幼童，都是在以教育爲重點的基礎上制定的年齡標準。

依託學前教育體系開展普惠托育的優勢在於體系相對健全，只需要將幼兒的年齡前延即可，問題是0-3歲嬰幼兒雖然也有早期教育的需求，但核心需求是照護，與主管單位的職責不太一致。20世紀50年代我國託兒所統一由衛生行政部門領導，幼兒園統一由教育行政部門領導，單位託兒所作爲職工的社會福利，主要由工會組織主辦。

2021年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及托育機構管理確定爲衛生健康部門的監管職責，賦予衛生健康部門執法處罰權。同時也提出，“國家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機構，支持幼兒園和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區提供托育服務。”因此，依靠公立幼兒園開設託班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各地區應該結合羣衆需求和地方實際探索多樣化的托育服務供給形式，以儘早、儘量滿足家庭托育服務需求爲目標。

建議對靈活就業人羣設計有針對性的育兒福利

南都：你之前談到，延長產假政策和女性就業之間存在影響，比較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應該是怎麼樣的？據你觀察，國內有沒有地方探索出了比較好的經驗？爲了平衡產假和女性就業，國家後續還應該探索什麼樣的配套改革呢？

宋健：延長產假是我國在生育政策寬鬆化過程中同步推行的一項生育時間支持措施，自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時就已提出，這也是世界上很多低生育率國家所採取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但產假並非越長越好，一方面，時間支持措施既包括主要針對女性生產前後的產假，也包括針對男性的陪產假和針對夫妻雙方的育兒假等，並非單一措施；另一方面，無論是女性產後重新適應工作崗位需求，還是單位對女性生育的成本支付，一味延長產假都會加大女性返崗甚至是就業的困難。應該充分利用多項時間支持措施，輔之以經濟支持和服務支持等生育支持系統。

產假期間的薪酬待遇保障是育齡女性安心生育的前提，所以帶薪產假薪資由誰出纔是問題的關鍵。目前生育津貼和生育醫療費用主要通過生育保險支付，而生育保險主要由用人單位繳納。此外，用人單位還需要承擔職工產假期間的工資和崗位臨替人員的費用，女職工數量越多或比例越高的單位承受的生育負擔越重。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應該精心設計，避免單位負擔過重或對女性的歧視。在國家層面可考慮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或返還的方式減輕企業負擔。

南都：各地出臺了“育兒假”的制度，怎麼看這項制度的價值？

宋健：育兒假是歐洲一些國家繼產假之後作爲家庭福利提供的一項帶薪休假制度。我國正在探索實施育兒假，很多地區在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包含了育兒假。育兒假的設置關鍵在於面向夫妻雙方，這有助於男性參與育兒過程，是養育過程中性別平等的體現。這項制度的具體落實情況還有待觀察，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家庭內部夫妻協商，合理分配育兒責任，充分享用育兒假制度；二是用人單位的配合程度。帶薪育兒假期間的職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單位的負擔，需要用人單位制定相應的制度實施細則。

南都：我國現在有很多就業人口是屬於靈活就業的，對於這部分人羣，他們似乎很難獲得比較好的產假政策。經濟支持是否是更實際的支持措施呢？

宋健：目前實施的產假和育兒假等制度主要針對的是單位職工，通過生育保險的方式提供福利，未能覆蓋非正規就業人員或靈活就業人員。一些計件工或小時工一旦因生育停止工作，經濟收入減少或中斷，可能會因經濟壓力而減少甚至放棄生育。對這些人羣提供經濟支持可能是一種較好的手段，也可以通過完善生育保險制度予以保障。建議在充分了解這類人羣需求後進行有針對性的育兒福利制度設計。

採寫：南都記者 吳斌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