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的啓示：科學與藝術何以相遇
2009年10月，科學巨匠錢學森平靜地走完了他輝煌的一生，並給所有中國人留下了一道耐人尋味的題目：“我們國家怎樣才能培養出傑出人才？”今天，錢先生已經逝世一週年了，我們在紀念他的功勞和品格的同時，也不妨再重新討論一下這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其實，對於這個問題，錢學森先生自己在晚年曾經提供了他的回答。他說，根據歷史經驗，也根據他本人的體會，就是我們的大學教育要實現科學與藝術的結合。
科學與藝術是當今世界最能跨越國界、文化的界限而產生深廣影響力的精神創造活動，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兩者還有許多相似性。一個是思維規律上的相通，一個是精神氣質的相通。科學與藝術應該而且能夠結合起來。
現在有一種看法：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只能存在於達芬奇的時代、愛因斯坦的時代，今天的科研工作大多是集體攻關，就不需要科學與藝術的結合了。這個看法是片面的。正是由於強調集體智慧，對藝術素養的要求也就從個人化的天才、靈感轉變到全民族的人文藝術素養，轉變到整個社會的創新氛圍。
好萊塢的電影雄霸天下，其最大的成功不在於視覺效果，而在於其人文的視野。美國的文化藝術界對“科技進步”所導致的政治的、社會的、生態的、文化的、心靈的後果進行着鍥而不捨的批判和追問，不僅在藝術上大獲成功，也有助於打破科學研究的思維定式，涵養了科學的創造活力。這是科學追求與藝術追問深層結合的範例。進而言之，一個民族的科學與藝術的創造能力強，其經濟、政治等領域的創造能力也強，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就錢老本人的例子可以看出，對創造力的涵養來說，大學之“大”不在於佔地面積多麼大，經費的額度多麼大，而在於學科交叉的潛能有多大，爲“大跨度聯想”提供的空間有多大。在西方，從古羅馬的“七藝”教育到當今的常春藤大學，無不強調文理的貫通。然而，就學問的綜合性而言，中國人的文化資源其實更加得天獨厚。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道”、“理”，既是理論的，又是道德的，也是審美的。它們的統一最終落實在具有高度創造能力的整體人格當中，中國古人稱爲“格局”、“氣象”。格局高的人，比如諸葛亮、岳飛，在古代被讚譽爲“文武雙全”，是“傑出人才”的典範。在今天，“文武雙全”也許就是指那些懂科學的藝術家、懂藝術的科學家，還有既懂科學又懂藝術的政治家和戰略思想家。不過，要培養這種人才卻不能依靠設計一個培養方案、評價標準，因爲創新是不可以被規劃設計的，人的格局和氣象只會被無休止的填表申報給消磨掉。
科學與藝術更深層的相通之處在於非功利的精神氣質。非功利的意思，不是說科學家、藝術家不關心現實，也不是說科研成果和藝術作品沒有社會效益，而是指精神創造活動本身即是其意義的來源，而不是作爲謀取飯碗、名譽的工具。亞里士多德說，“理性本身就提供一個目的因”，追求現象世界背後的普遍性和不變性是人的最深層的精神需要，是生活的最高目的。美學家葉朗先生曾指出：科學家對於世界的認識可以激發出一種“宇宙感”，即超乎理性限度的、對於宇宙無限整體的美的感受。在其中，人自發地會對生命、道德、信仰有一種尊崇，對天地自然有一種敬畏，對自己人生的意義有一種全新的把握。在這種狀態下產生出的科研成果和藝術作品通常具有典範的價值。
當一個人的眼界被項目、經費包裹着的時候，可能會認爲這都是迂腐之談，但我們的社會卻需要一些“迂腐”的人。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當今的中國大學在精神追求上的差距要遠遠大於設備、資金等物質條件上的差距，而且精神的差距在項目、評估、商業炒作的薰染下還會繼續擴大。
“錢學森之問”提示我們思考：如何爲自由的創造提供寬鬆的條件？如何把中國文化當中最有助於創新的潛能激發出來？簡言之，就是如何“無爲而治”，讓那些樂於自主創造的人自由生長，而大學的使命則是替那些專注於仰望星空的人清除地面上的障礙。這是由“錢學森之問”而引出的一個現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