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本位敘事下“矯枉不過正”，纔是愛情片中的“好東西”
©️鏡象娛樂
文丨樑嘉烈
近期，票房與口碑雙雙失意近一年的國產愛情片市場，因爲《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的出現，讓觀衆看到了新的希望。
《愛情神話》導演邵藝輝新作《好東西》，目前是2024年豆瓣評分最高的國產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評分次之，但7.5的評分在2024年華語愛情片中也僅次於《好東西》與《我們一起搖太陽》。
不論最終票房落點如何，兩部影片都是當之無愧的華語愛情片新銳之作，它們都在講述女本位與“我”本位下的新型愛情故事，都以女性成長爲核心議題而非愛情。同時，它們也都做到了女性敘事與男性敘事的共存，看見了女性的困境但也未忽視男性的困局。
站在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的出現，意味着國產愛情片正在加速從傳統敘事模板中抽離，轉而走向現實，轉而探尋更真實的當代女性生活生存現狀與新型兩性關係。
堅定的女本位與“我”本位
《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都貼着愛情片的標籤，但女本位與“我”本位纔是兩部影片的敘事核心，而非愛情。
《我談的那場戀愛》中，吳君如飾演的餘笑琴人到中年事業有成，卻陷入了“以愛爲名”的詐騙陷阱中，餘笑琴被騙源於“物質優渥但情感貧瘠”，並非“父母愛情的結晶”、因自身性格問題朋友稀少、一直未能走出上段婚姻與丈夫離世的陰影，都是她成爲詐騙集團狩獵對象的原因。但是，餘笑琴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殺豬盤”受害者。
當影片中所有人都將餘笑琴定義爲網戀騙局中的受害人時，她直言：“愛情，你相信就是真的。”愛情對餘笑琴而言更像是治癒自我，告別悲傷與孤獨，真正成爲一個內核強大的獨立女性的工具。影片藉此傳達的核心觀點，是中年女性應該打破“這麼大年紀還談什麼戀愛”的世俗眼光，勇於取悅自己，勇敢去體會愛與被愛的感覺。
《好東西》的敘事更爲先鋒，愛情線雖貫穿影片始終，但愛情主要服務的依然是女性的成長。渴望與胡醫生建立戀愛關係的小葉稱自己爲“清醒戀愛腦”，她代表着一類典型羣體，即深受原生家庭之痛，有着強烈的被愛、被認可需求，並將這些需求的實現寄託在了愛情這一親密關係中。
但最終，小葉在女性的彼此溫暖與相互慰藉中實現了成長，她通過“亦友亦母”的王鐵梅重新認識了自我與世界，也在與小朋友王茉莉跨越年齡的另類友誼中彌補了童年的情感缺失。女性角色的救贖與被救贖一定程度上脫離男性，女性前行的力量源於自我和解與自我認可，正是當下女性觀衆所需要的女本位敘事。
在另一位女主角王鐵梅身上，圍繞職場女性、單親媽媽等身份展開的敘事都重過愛情敘事。與小葉不同，王鐵梅代表的是“已經覺醒的女人們”，但覺醒之後的她依然面臨着重重考驗與挑戰：如何在理想墜落後與現實和解、如何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如何在挑戰原有的“遊戲規則”時不被擊垮，都是王鐵梅面臨課題，愛情於她而言並不是必須品。
相比於《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中核心的女本位與“我”本位敘事，過去幾年諸多傳統愛情片反覆聚焦“傷痛青春”“永恆初戀”“愛情遺憾”等老生常談的議題，似乎離開轟轟烈烈、起承轉合強烈的戀愛便無法詮釋愛情二字。但《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都弱化了愛情的戲劇性，強化了在傳統愛情模板下失焦的鮮活個體。
兩部影片也讓外界看到了當下的確是女性導演更懂女性觀衆，香港女導演何妙祺在《我談的那場戀愛》裡所展示的愛情的主觀性和感性，更符合女性的戀愛觀與戀愛體驗。而導演邵藝輝在《好東西》中繼續深化自身的女性表達：戀愛腦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對抗既定“遊戲規則”的答案不一定是苛求自己成爲完美女性等，都是邵藝輝所展示的新思考。
女性敘事與男性敘事共存
邵藝輝上一部作品《愛情神話》中有一個頗爲幽默的橋段：李小姐與格洛瑞亞兩位女性角色調侃“男導演鏡頭下固化的女性形象”時，男主角老白迴應“我替中國男導演道歉”，老白飾演者徐崢身上的男導演標籤讓這一幕看似意味深長，但其間隱隱透露出的控訴意味早已消解在了輕拿輕放的對話中。要和解而非對立的創作思路，也延續到了《好東西》中。
影片中，王鐵梅前夫、樂隊鼓手小馬等男性角色，被定義爲“已經學習過性別議題的男人們”，前夫張口便是上野千鶴子的經典語錄，甚至雄競時的致命一問都是“你看過幾本上野千鶴子”，看似浮誇，但他並不是在虛僞地附和女本位主義。《好東西》的確在傳達“女性不需要依附男性”的理念，留給男性角色的鏡頭也不多，但影片中男性角色絕非工具人。
王鐵梅與前夫婚姻破裂，源於前夫最終無法忍受“女主外男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在他身上觀衆可以看到，傳統家庭觀束縛着女性的同時也規訓着男性，在女性社會地位提升且自我意識覺醒的當下，男性要如何適應變化，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世界，又要如何在兩性關係中尋找到平衡之道，同樣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某種程度上，樂隊鼓手小馬正是“性轉版小葉”。成長期母親的苛刻導致小葉下意識想要通過異性彌補情感缺失，而與父親決裂的小馬則相反，小葉一針見血指出了他喜歡的女性角色都是王鐵梅這一類年上成熟女性。雖然男性的故事並未被濃墨重彩書寫，但在《好東西》裡觀衆能感受到，在“他們構建的遊戲規則”下受到創傷的不止是女性，也包括了男性。
港片《我談的那場戀愛》爲男主李偉祖安排了一個頗具爭議的騙子身份。李偉祖在影片中的心境變化很值得探討，事業上一事無成的他只能加入詐騙集團謀生，假借帥氣多金的法國大叔身份俘獲餘笑琴的芳心後，“自己的一舉一動牽動着一個女人的喜怒哀樂”讓李偉祖找到了存在的價值，最終，他在這場假戲真做的騙局中找回了良知與初心。
可以說，李偉祖和餘笑琴都是失意者，他們的愛情也建立在抱團取暖之上。有人說，“騙子回心轉意”是女性敘事中的敗筆，但李偉祖的人物塑造是邏輯自洽的，遇到餘笑琴之前，李偉祖曾短暫與前女友的父親相依爲命，最後不得不與老人斬斷關係時，李偉祖回報了老人給予他的善意，這也爲“那場戀愛”的平穩落地埋下了伏筆。
《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展示給外界的，並非苦大仇深的對抗姿態，而是女本位與“我”本位下矯枉不必過正的創作思路，是女性敘事與男性敘事的相對平等。雖然兩部影片中男性角色的權重在降低，但男性形象並不扁平，這也是新型愛情片通往女性觀衆，同時一定程度上得到男性觀衆認可的重要前提。
就如脫口秀的舞臺上既有楊笠也有付航，每個羣體在文娛這個大舞臺上都有自己的發聲代表，聲音都能被聽見，纔是相對健康相對平衡的。女本位主義下的愛情片同樣如此，看見女性也看到男性，纔是當下市場更需要的創作。
現實底色帶來的新生命力
雖然《我談的那場戀愛》是香港地區中秋檔票房冠軍，也被不少影迷視作近年來香港最好的愛情片之一，但目前來看，影片在內地市場的最終票房大概率難以突破千萬大關。曾打造出《甜蜜蜜》《倩女幽魂》《花樣年華》等經典愛情片的港影，如今在內地還擁有穩定受衆羣體的僅剩動作片，這是短期內難以扭轉的現實。
比導演邵藝輝前作《愛情神話》評分更高、完成度更高、更具靈氣、思考更深入的《好東西》豆瓣開分9.1分，目前是2024年豆瓣評分最高的國產電影，外界也普遍期待這部年度佳作能收穫超出前作的票房成績。不過，無論商業表現如何，兩部影片都推動了國產愛情片的現實向轉型，也爲國內愛情片的創作帶來了珍貴啓示。
近日中國電影家協會聯合燈塔研究院發佈的《2024中國電影觀衆變化趨勢報告》中提到，截至10月份，2024年購票用戶當中女性佔比58%，25歲及以上觀衆佔比79%。與曾在國產愛情片中佔據主流地位的疼痛式、遺憾式愛情片一同成長起來的女性觀衆，開始更需要打破“粉紅泡泡”的現實向愛情片，《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正是此類作品。
2021年時香港警方曾公佈一組數據：當年1月到10月的統計顯示，香港地區共發現了1369起網戀詐騙案，比2020年同期上升超過80%，損失金額高達4.8億港元，比2020年同期增加2.7倍，這些網戀詐騙受害人85%是女性，年齡介於17歲到70歲。《我談的那場戀愛》中餘笑琴的故事，顯然源於現實。
在城市人羣心理隔離程度加深，在虛擬交友軟件風靡全球的大背景下，《我談的那場戀愛》站在男女主雙向視角，相對完整地呈現了一部分女性選擇從網絡世界尋求情緒價值的原因，以及詐騙集團是如何一步步編織陷阱誘惑女性上鉤的。或許“戲假情真”的設定會弱化影片的現實性，但將“殺豬盤”搬上銀幕的《我談的那場戀愛》，帶來的更多是正向價值。
《好東西》覆蓋的社會議題更爲廣泛，女性覺醒、男性思想改變、原生家庭、單親媽媽、職場女性、教育問題等皆被納入了影片的討論範圍，也都近乎完美地融入到了影片的宏觀敘事中。如今，聚焦大量社會議題的影片很容易陷入“過度消費社會議題”的爭議中，但《好東西》在積極、溫柔、鬆弛的敘事基調下，實現了對社會議題的高舉輕放。
以片中王鐵梅的事業線爲例，王鐵梅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記者，後來卻無奈告別記者生涯，但這並非王鐵梅事業的終點，投身新媒體後她依然在堅持自己的新聞理想，也依然在勇敢發聲。生活與時代不斷前行，唯一不變的只有變化本身，人們能做的便是適應變化並擁抱變化，尋找可以爲自己帶來平靜與幸福的“好東西”，這也是影片的價值落點。
2024年，愛情片幾乎被唱衰了一整年，但年末《好東西》與《我談的那場戀愛》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讓觀衆與市場重拾信心。女導演們站上舞臺，愛情片也隨之進入迭代期，它們短期內或許很難上演票房傳奇，但現實底色爲愛情片帶來的新生命力，已經清晰呈現在大衆眼前。
鏡象娛樂（ID：jingxiangyuler）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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