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歡《繁花》，但你未必瞭解90年代
看過《繁花》的觀衆可能都認同的一點是：導演給90年代的上海加了一層浮華的濾鏡。
在王家衛風格的光影塑造之下，1990年代的上海被隱匿在1930年代的背景板中，和平飯店與外貿公司、夜東京與至真園、蘇州河與黃浦江……網紅地標如打卡一般呈現了一個層疊入夢的魔都，朝歌夜弦，美輪美奐，如同“東方巴黎”的復歸返照。
Z世代可能會爲“人生第一部王家衛”獻上膝蓋，但來自中年觀衆的指摘卻不絕於耳：有人覺得《繁花》裡的上海太假，寶總不像改革浪潮的創業家，更像鍍金時代的蓋茨比，這種嫁接了“獅子山”與“民國風”的濾鏡，扭曲了90年代的真實中國。
同樣是以90年代爲背景的熱播影視劇，《山海情》展示了貧困，《漫長的季節》折射了凋敝，《狂飆》裡有權力尋租，《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裡有官商勾結……它們跟寶總在十里洋場“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的瀟灑相比，似乎更加寫實。
誠然，《繁花》作爲一部電視劇，它只是一部反映一隅的文藝作品，不是90年代的中國史，它沒有刻畫社會全景的義務。但當下的確存在一股風潮，就是用濾鏡來審視和懷念90年代，認爲那是一個充滿美好、積極和充滿希望的黃金時代。
從某種程度上講，90年代的確是一個烈火烹油的造富年代，是遍地機會的奔騰年代，是不拘一格的開放年代，很多人在90年代有了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支股票、第一臺彩電、第一部電腦、第一款大哥大、第一輛私家車、第一套商品房……
對記憶中美好部分的“提煉”，就會讓對90年代塗上一層幻想的濾鏡：改革進程一日千里，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發財機會俯拾即是，外資蜂擁而來，民企破土崛起，大學生是天之驕子，而普通人炒股炒房都能賺來第一桶金。
但在另一些文學、影視和記憶的碎片中，還有另外一面的90年代：貧窮、匱乏、腐敗、治安的混亂、技術的滯後、物質的短缺、階層的分化，相比三十年後的今天，那時的惡性案件更殘忍、就業崗位更稀少、底層的生活更沒有保障。
這些碎片會打斷某一種臆想：你可能喜歡濾鏡後的《繁花》，但未必瞭解那個原畫質的90年代。
01繁花之外
即使生活在90年代的上海，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萬花如海”的富足。
金宇澄的《繁花》包羅萬象，有抄家“破四舊”，有軋姘頭搞關係，有市井日常雞零狗碎；但王家衛拍《繁花》時，刪繁就簡，以點代面，把時間聚焦到南方談話後的1993和1994，把上海濃縮到黃河路、南京路等幾條主幹道。
一方面，劇中的這些上海地標和圍繞它們發生的故事是真實可信的。說它是真實可信的，是因爲作爲對外開放的前沿，90年代的上海先於全國流行起了過洋節、辦舞會、吃大餐等娛樂消費。上海在時隔三十多年後，再度與國際大都市接軌。
有親歷者就回憶，小時候很多跨年夜就在波特曼、希爾頓的自助餐廳度過，零點鐘聲敲響，綵帶從天而降，現場接着奏樂接着舞，和《繁花》裡演的一模一樣。1996年一張五星級酒店跨年入場券是800元，只比上海月平均工資889低一點[1]。
但另一方面，即使在上海，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也形同孤島。
在大多數上海local的記憶中，《股瘋》《孽債》《奪子戰爭》反映的纔是90年代的上海——倒馬桶，擠公交，幾代人蝸居一室，指責鄰居偷用水電，關起門互罵“小市民”。潘虹在《股瘋》中飾演的公交售票員阿莉，大熱天頂着一塊破毛巾擦汗，和《繁花》裡雪芝售票時的“風吹仙袂飄颻舉”判然兩貌。
在90年代，上海的摩登僅限於外灘到西藏路的南京路、陝西路到瑞金路的淮海路，以及乍浦路、黃河路等有限地段，如今人滿爲患的網紅街，當年多是鄉村[2]。王家衛的解題思路，是讓寶總從一開始就住進和平飯店，進賢路上吃私房，黃河路上談生意，與市井生活切割。
簡單總結就是：有人間煙火，無柴米油鹽。
然而只要鏡頭從寬敞舒適的英國套房稍作偏斜，《做頭》《團圓》《蘇州河》裡那個嘈雜擁擠、灰屋平瓦、遍佈煙囪的“低配版上海”就會鋪展開來。一直到90年代初，上海普通人的住房基本盤，仍是英租界老洋房承襲而來的石庫門、本質是宿舍的工人新村與蘇聯風格的筒子樓。
建國之初，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積是3平米，1978年是4.5平米，1990年是6.6平米，1995年也才8平米，空間始終非常逼仄[3]。趕上80年代知青回城，分房無望的居民只能用木板加蓋“層閣”，或在陽臺自建“塔居”。老房子後來的主人，寬裕度不如從前的僕人。
在《孽債》裡，樑思凡第一次去生父樑曼誠8平米的亭子間，要拽着一根粗繩才能上樓梯，後者告訴他：“上海很多人家裡的房子都這個樣，比我們家小的也多的是。”樑思凡私下抱怨：“我家和麻雀籠差不多，麻雀籠裡還能蹦躂幾下，可我家擠得呀！”
樑家所在的石庫門建築，脫胎於磚木結構、聯排樣式的傳統三合院，十幾戶共用廚房，晾曬龐雜混亂，日常洗漱都在弄堂，沒有下水道，需要自己倒痰盂和木製馬桶，沒有煤氣供暖，冬天沒法洗澡，一遇寒潮水管就會凍結。
在電影《股瘋》裡，阿莉的丈夫懷疑妻子搞外遇，吵架時句句不離石庫門的生活條件——“我們這是平民區，你去住高級賓館吶，那兒又是空調又是抽水馬桶。”
80年代曾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也爲沒能改善市民生活自責不已——“每天早晨我看到馬路上有那麼多的煤球爐在生火，到處是煙霧騰騰，那麼多馬桶在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4]。”
上海市民從缺少隱私、衛生條件堪憂的石庫門、棚戶區中解放出來，有兩個時間節點。一是1994年的售後公房改革，獨立煤衛的屬於個體的房子開始在市場出現；另一個是199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很多人才有了第一套商品房。
作爲國家最重要的“錢袋子”，上海基礎建設之所以滯後，正是歸於在“全國一盤棋”的計劃體制下，超負荷承擔着工業製造和財稅上繳的職能。從50年代初開始，上海稅收的87%上繳國庫，以全國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國1/6的財政收入，而地方財政支出僅佔全國的1/60[5]。
由於“勒緊褲腰帶”支援各地建設，上海人民在改革開放前，也長期承受着資源短缺帶來的壓力。除了“邁不開腿”，另一個困境是“張不開嘴”。70年代末，上海的恩格爾係數仍高達56.4%，普通人每100元收入中僅吃飯就要花去56.4元。
1954年，上海陸續推行了食油和食糧的定量供應。在統購統銷時期，上海的蔬菜、副食、土特產常年短缺，拿着“小菜卡”凌晨5點去菜場排長隊，成爲老一輩的集體記憶。朱鎔基擔任市長的1988年，針對流通環節的“吃拿卡要”啓動了“菜籃子工程”，其核心正是去除行政指導，放給市場調節[6]。
一直到1992年，上海纔對食糖、鮮蛋和食鹽敞開供應。上海老百姓從吃飽到吃好，也就是近三十年的光景。然而在王家衛的鏡頭裡，在飲食上一擲千金是常態：至真園一桌酒席1800元，玲子的日式本幫菜一位500元，大閘蟹更是被陶陶拎來送去。
真實的90年代，常人吃不起大閘蟹。一斤大閘蟹價格150元，而1991年上海職工月平均工資約276元；1993年上海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月平均工資471元，對工薪階層來說，不僅一頓大閘蟹就要耗去半個月的工資，鴿包翅與大王蛇更是未來時。
劇中飾演範總的杭州演員董勇回憶，年輕時來上海出差，陪老闆去黃河路跟客戶吃飯，一頓花銷就頂自己幾個月的工資。作家李舒則提到，黃河路在當年不是最貴的，宴請兩三頓才過萬，但在揚子江飯店，一頓飯有時一萬塊都打不住。
哈耶克有個比喻：資本市場的紅利就像往杯中倒蜂蜜，它不會馬上充滿杯子，而是先聚在中心，再慢慢流向四周。那時的上海，正在享受改革開放的第一波紅利，處在蜂蜜滴落的正中央——但顯而易見，它不是杯子的全部。
因此，即便是狹窄逼仄的石庫門和筒子樓，它們也是90年代更多中國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事物。
02四海之內
有一個話題，能夠幫忙勾起90年代的最真實回憶，那就是：社會治安。
1993年11月，當“勞動力市場”在十四屆三中全會被提出後，戶籍制度開始鬆動，上億的農民離開土地，去往城市和鄉村工業單位。人口的大規模遷徙，既帶動了中國的市場化、城鎮化與現代化建設，也引發了犯罪、失業和城市管理的問題。
《繁花》劇末，寶總告訴小門童：“和平飯店未來不只有外國客人，你除了要學外語，還要學各地方言。”意思是上海之外的中國經濟正在騰飛。而與之對應的是：在第26集裡，汪小姐一離開上海地面去深圳談生意，就捱了飛車黨的一記板磚。
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飛車黨在珠三角爲禍甚巨，作案時往往數臺車同時啓動，沿路搶奪、搶劫行人皮包、耳環、項鍊等財物，如遇反抗，輕則扯爛皮肉，重則將手臂或脖頸砍斷。2000年之後爲了徹底根除飛車黨，廣州和深圳等城市開始禁摩。
飛車黨的背後是大量“砍手村”。一個典型案例是廣西溫江村，全村3000多人有100多人因飛車搶劫入獄。90年代末青壯年會日常進行模擬訓練，科目是駕駛摩托車劈砍成排的木樁，連續斬斷3根手臂粗的木樁視爲合格。粵桂警方在2006年突襲溫江村前，到廣東搶劫已經成爲村裡的支柱產業[8]。
現在已經幾乎絕跡的車匪路霸，在那會兒也迎來最猖獗的年代，90年代以來，隨着國道、省道等公路建設的加快，貨運和客運車輛大量出現，針對長途司乘人員的搶劫也越來越多，一些偏遠地區村民甚至將攔截搶劫作爲“脫貧致富”的捷徑。
1993年，解放軍戰士徐洪剛乘坐大客車返回部隊，路遇車匪搶劫，在制止歹徒的過程中被連捅14刀。此事成爲90年代標誌性事件，各省隨後開始提升對持械搶劫的打擊力度，湖北省一度出臺“羣衆如果制服或者打死正在搶劫的車匪路霸，可以不負刑事責任，還能得到表彰獎勵”的規定。
甚至由於收入高和單人運營等特點，出租車司機也一度成爲被搶劫的重點羣體。例如例如深圳警方在1994年破獲的“六魔女案”，6名年輕女子相互配合，一年多劫殺了17名的哥。當時爲了防止被搶，出租車在前後座中間都會加裝護欄。
根據雙雪濤小說改編的網劇《平原上的摩西》，故事線索就是大下崗時期頻發的出租車搶劫案。
其實在很多80後90後的童年記憶裡，電視裡的熱播劇，大半都是法制犯罪相關的。
類型化有《重案六組》，傳奇性有《征服》，偏紀實有《命案十三宗》，女性犯罪有《紅蜘蛛》。近年一些港片風格、內地背景的警匪題材，如張君案改編的《除暴》和廣州番禺銀行運鈔車搶劫案改編的《第八個嫌疑人》，模板也都來自90年代。
片中很多犯罪現在看來“技術含量很低”，但90年代卻難以偵破：DNA技術尚未廣泛應用，大街上攝像頭也不普及；身份證信息沒有聯網，僞造證件成本更低；除了偷盜、搶奪和拐賣是家常便飯，像燒烤店打人這種事，在當年連本地新聞都上不了。
建國以來的惡性案件，相當一部分發生在90年代：黑龍江訥河案、甘肅白銀案、廣州雨夜屠夫案、河南乞丐殺手案、南大碎屍案、中俄國際列車搶劫案、雲南平遠街案等……而有名的悍匪如白寶山、田明建、鹿憲洲、張君等也主要在90年代活躍。
很多90年代的案件，幾十年後還會繼續衝擊人們的心理，如清華鉈投毒案和法子英-勞榮枝案。
不少案件會跟經濟的脈搏息息相關，最典型的就是資源狂潮下的僞造礦難案。在1998年的三大礦洞詐騙殺人案中，鄭吉寬團伙致死29人，潘申寶團伙致死28人，餘貴銀團夥致死14人。不少案例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都是同鄉或親戚關係。
劉慶邦的小說《神木》就展示了一個底層互害的模版：兩個騙子將農民工誘到礦區，在井下將其害死，再冒充親屬索要賠償。這個故事後來被李楊拍成了《盲井》，在電影中，礦主議價的底牌是“中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人”。
工業化城鎮化加速，大量農民開始離開土地，是90年代治安問題的大背景。
爲何要離開土地？90年代末歷史學者吳思在長江流域做過田野調查[10]，給農戶算過一筆經濟賬：31歲的小邱有地3.3畝，種兩季稻收入約2000元，除去種子化肥農藥的成本550元，減去1998年上繳各項稅費541元，餘下多少錢呢？僅909元。
靠着養雞養鵝與捉黃鱔，小邱勉強解決溫飽。而爲了蓋房成家，小邱外出挖了5年煤，住工棚，每天完成5-6噸煤的定額後能賺20多塊工資。而在小邱打工的小煤窯，同村有3人死於煤礦冒頂，正因如此，他在攢夠2萬塊錢後選擇回家，繼續種地。
在大同小異的收支預算中，吳思看到的是疲於奔命的人生賬本。在農業稅廢除前，農民的負擔重，往往在剪刀差下淪爲弱勢，被迫向外謀求機會。而另一方面，90年代逐漸脫離土地的農民，又奠定了2001年後中國加入WTO經濟騰飛的“地基”。
從更廣的視角上來看，整個90年代就是一個即將到來的、更大繁榮週期的“地基”。
80年代的經濟剛剛解凍，人羣流動性低，觀念也相對保守，治安問題尚未突出；00年代的基層治理能力隨着地方財政能力的劇增而大幅提升；而夾在期間的90年代，則成爲集中承擔轉型陣痛的一個階段——治安的混亂就是這種陣痛的副產品。
從農業國轉型爲工業國，從廣袤無垠的農村涌入拔地而起的城市，這條路上橫躺着無數的矛盾。就像賈樟柯在《三峽好人》裡，通過三峽庫區搬遷這一90年代重大歷史事件而講出的那句臺詞：“一個兩千多年的城市，兩年就把它拆了，那個沒問題呢？”
如何看待一個轉型陣痛期？顯然除了痛之外，人們還能看到一些其他的東西。
03浮沉之變
90年代人們忍受轉型期的苦痛，也親眼見證了那些希望的種子被一個又一個地埋下。
在新的十年展開畫卷的初期，人們迷茫且懷舊。1990年，1000萬冊新版《毛澤東選集》宣告售罄；1991年，700萬盒《紅太陽》磁帶專輯搶購一空；到了1992年，南方談話的春雷一掃霧霾，90年代的深度改革大劇終於開始了連播。
1992年南方講話之後，緊跟着的是兩份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而到了10月份十四大召開，“市場經濟”被寫進黨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經商的熱潮，1992年自此成爲中國公司的元年[3]。
重磅政策的出臺，甚至令人目不暇接。到了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部標誌性的文件一共分爲10部分，共50條，對市場經濟改革做了詳細規劃，體制改革驟然加速。
1993年9月，分稅制改革正式啓動，當時還是副總理的朱鎔基率領60多個人的隊伍，跑遍了17個省市自治區，歷時70多天，對地方大員們挨個做思想工作，終於啃下了這塊硬骨頭。1994年1月分稅制正式實施，當年的中央財政收入就飆升了203.5%。
儘管分稅制導致了新的央地財政失衡，以及土地財政等副作用，但它大幅提升了中央在基建、民生、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方面的能力，爲“中國模式”奠定了財政基礎。而在朱鎔基的主導下，銀行、證券、外匯領域也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
一個插曲是：1994年7月，全國人大第一次把“八小時工作制”寫進了法律。
而加入世界經濟循環的努力，一直貫穿了整個90年代。1991年，復關談判重啓。1992年，“美國堅定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加入關貿總協定”寫入了《中美諒解備忘錄》，但中國在1994年底復關的願望，最終落空，WTO隨後取代關貿總協定。
復關和入世的過程屢遭波折，沈覺人、佟志廣、谷永江、龍永圖等人前仆後繼，主席和總理更是先後訪美，但談判進程總是被301調查、考克斯報告、南聯盟空襲等一系列事件打斷。中國對內深度改革，但融入世界的決心也從未被削弱。
國企改革則更加艱難。1997年12月，朱鎔基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確認了“基本淘汰長期性虧損企業”的思路，國企進入最艱難時刻。到了1998年，劉歡的《從頭再來》被無數人吟唱，端了幾十年鐵飯碗的人們被推進了漫長的季節。
在至暗時刻，艱難但正確的決策仍然振聾發聵：1998年10月，“軍隊一律不得經商！”
國企改革的另一個任務，是解決天量的三角債和銀行壞賬，尤其是後者，部分銀行由於驚人的壞賬率在技術上已經破產。對此，中央在1999年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銀行接手了1.4萬億不良資產，卸下包袱，爲之後的城鎮化狂飆奠定了信貸基礎。
1999年11月15日，中美WTO談判順利簽約，爲90年代一系列深度改革和深度開放劃上了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11月15日下午3點50分，石廣生、龍永圖和巴爾舍夫斯基在協議上籤上了名字，全球化的大門徹底對中國打開，“輕舟已過萬重山”。
回顧整個90年代，中國社會雖然有窘迫的一面，但披荊斬棘的改革也埋下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有時代搭臺，有經濟唱戲，阿寶這等平頭布衣才能獲得脫胎換骨的空間，如劇中旁白所說：“走在1993年的南京路上，你會感到那是一個會飛起來的時代，我們慶幸生逢其時，與時代緊緊相連，一切尚未定義，一切皆有可能。”
在《繁花》第1集阿寶初見爺叔時，後者囑咐他：“你爺爺的爺爺是地主，到你爺爺這代是資本家，你是沒錢開公司，你的原始積累只能靠借……你對現在的形勢瞭解嗎，對現在的政策研究過嗎，什麼錢好賺，什麼錢不可以賺！”
後面寶總賺到錢感謝爺叔，爺叔便提醒他：一切歸功於時代。
例如汪小姐的牛仔褲生意不賠反賺，因爲1994年初的匯改，人民幣相較美元大跌，所以用美元計價的訂單逆風翻盤；例如寶總初入股市順風順水，是因爲趕上“南巡”後市場信心大漲，加之存量股票較少，大盤短期內便被拉高[12]。
王家衛要講的故事一言蔽之，即上海阿寶是如何變成寶總的。但這不僅是阿寶一個人的故事，也是百廢待興之際無數個阿寶的故事。一個普通人要完成這樣的華麗轉型，除了勤奮、毅力、運氣、貴人，最重要的還是時代機遇。
在《繁花》的第23集，寶總在市體改辦的會議上慷慨陳詞，提到了服飾公司對下崗女工的安置。這段劇情的背景是：90年代的下崗潮席捲全國，國資重鎮的上海自然未能倖免，在國企改制的過程中，紡織、儀電等系統共計有109萬職工下崗。
百萬人的失業，意味着百萬個家庭的撕裂和淚水，但它們又被新生的力量所消化。1994年上海航空公司打破招收標準，把空姐年齡上限從25歲提至36歲，向紡織職工伸出援手，在全社會引發了一輪“空嫂效應”，10個月內便消化了5萬多名轉崗女工。
有人做服裝，有人搞外貿，有人加入航空事業，更多的普通上海市民開小店做小生意。得益於90年代的深度改革和深度開放，2000年後的上海成爲世界級的貿易、航運、物流和金融樞紐，時代的鉅額貝塔最終補償了90年代的失意人們。
跟隨時代，奮力求生，一直游到了海水變藍，這是每一個普通中國人樸素的生存哲學。
歷史的無數案例表明：中國人經歷過太多苦日子，所以倒沒那麼怕苦日子，但怕的是一直苦，怕的是永遠苦，怕的是在苦日子中看不到光亮和希望，怕的是再怎麼努力也遊不到彼岸。
04尾聲
王家衛說，每個人的記憶都是主觀的。
十一年前認識作家金宇澄的時候，後者告訴他，90年代初的黃河路無比豪華：上海排第二的美食街，755米長的一條路，開了100多家飯店，流光溢彩，霓虹閃爍。有天晚上兩人專程去了一次，金宇澄卻深感失望。
王家衛說：“金老師，不是黃河路不一樣了，是你不一樣了[15]。”
爲了還原1993年的黃河路，劇組搭建了200多米的實景，設計了30多家代表性的飯店，佈滿霓虹燈招牌，內景也做了誇張修飾。王家衛後來說，觀衆看劇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某些場面太過繁華，那是因爲它還原的是當時人的感受。
藝術的魅力正在於，主觀效果的濾鏡，反而比《大江大河》式的模板敘事更能精準捕捉一個飛揚年代的時代精神——亢奮、過火、癲狂、聲嘶力竭、紅光滿面、焚膏繼晷。那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上海，也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
更重要的是，它屬於平凡世相，不是大人物的小時代，而是小人物的大時代。
我們都是小人物，我們指望甚至依賴時代的貝塔。很多人之所以在看完《繁花》後，會對那個不完美的時代產生濾鏡甚至懷念，是因爲我們早已經知道“苦”的後面緊跟着“甜”，知道90年代埋下的種子，最終會在新世紀成長爲參天大樹。
一個人人爭相“下海”的時代，相比一個人人渴求“上岸”的時代，前者顯然更具吸引力。但其實寒冬並不可怕，只要能夠在冬天埋下一顆顆希望的種子，爲下一輪繁榮構建出結構性基礎，人們就不會只沉溺在舊日的光影之中。
是時候蓄力下一輪的改革攻堅了，它們會給民衆注入強烈的信心——只要信心在，國運就永遠在。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順祝龍年春節愉快。
參考資料
[1] 微博博主@嚴藝家
[2] 上海文化人眼中的《繁花》和90年代的上海，娛樂風向
[3] 大江大河40年：改變命運的七次機遇，飯統戴老闆
[4] 上海，爲什麼是上海，飯統戴老闆
[5] 上海六千年：百年夢想，仲富蘭
[6] 小小“菜籃子”裡裝着大民生，守護“菜籃子”就是守民心，檔案春秋
[7] 《繁花》中的上海，是我們寫過的80、9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8] 中國禁摩史：爲汽車工業讓路的30年，真故研究室
[9] 車匪路霸案件的特點與偵查，刑偵研究
[10] 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吳思
[11] 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孫立平
[12] 對話《繁花》股票顧問應健中：還原90年代上海股市，行知小酒館
[13] 請回答90年代：你之繁花，他之漫季，土哥涅夫
[14] 《繁花》裡的錢：“那個年代，所有人都從地板價開始起跳”，GQ報道
[15] 從繁花到繁花，《繁花》官方賬號
作者：魯舒天/戴老闆
編輯：魯舒天
視覺設計：疏睿
責任編輯：戴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