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市中的聯絡站：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抗日鬥爭紀事
1938年6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在香港與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宋慶齡及其他委員的合影。右一爲廖承志，右四爲宋慶齡。
全國抗戰爆發後，面對日軍的大舉入侵，中國國內形成了團結禦侮、共赴國難的新局面，羣衆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此起彼伏、蓬勃興起。中國共產黨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地理位置建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廣泛團結香港同胞開展形式多樣的抗日鬥爭，爲支援祖國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鬧市中的聯絡站
在熙熙攘攘的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2樓，開設着一間經營茶葉批發零售的“粵華公司”。這間位於香港鬧市卻並不起眼的商鋪，就是新組建不久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該辦事處的建立，緣於香港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特殊的政治環境。至1937年12月，中國沿海諸港口相繼淪陷或被日軍封鎖，香港成爲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和聯絡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樞紐。同時，由於英國政府對中日戰爭持中立態度，使得香港成爲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角逐的必爭之地。爲了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中共中央決定派精通多國語言、富有統戰工作經驗的廖承志，前往香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並負責收集各種情報。12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在武漢與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會晤，提出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等事宜，得到港英當局應允。此時，廖承志幾經周折，從漢口抵達香港，以八路軍代表身份，同已抵港的原八路軍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一起，聯手籌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1938年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正式成立，遵照周恩來“不公開掛牌”的指示，對外稱“粵華公司”，以經營茶葉生意爲掩護，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聯繫香港等地中共組織及海外華僑，接受和轉運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捐贈的抗日物資，併兼辦新四軍有關事宜。辦事處嚴格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運行，機構儘量精簡，廖承志任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參與領導，連貫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他們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頻繁往返於武漢、廣州、香港之間，積極進行統戰工作。20多名工作人員則多以個人的合法職業身份和各自的社會關係爲掩護，分別開展各項工作。
同氣連枝 團結抗戰
根據中共中央長江局確立的香港爲“國際宣傳及華僑運動的中心地區”的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伊始，就以香港爲陣地，重點開展了對國民黨民主人士、在港知名人士及國際友人的統戰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與保衛中國同盟聯合抗日。
1938年6月，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由具有獨特政治地位和享有崇高聲望的宋慶齡發起籌建的保衛中國同盟在港正式成立，宋慶齡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廖承志任執行委員兼秘書長，直接參與組織工作，其成員不乏中外知名人士，如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國民黨著名人士馮玉祥、印度民族革命領袖賈·尼赫魯、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等。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與保衛中國同盟密切配合工作，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爲其贏得了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各國人民的認同和支持。同時，許多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不方便出面處理的事務，也改由保衛中國同盟出面協調辦理，突出表現在接收和轉運海外捐贈款物，接待和護送華僑青年、國際友人等方面。據統計，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僅一年時間，就從各國爲八路軍、新四軍籌款約25萬港幣，並籌集了大批部隊急需的物資、藥品和醫療器械。此外，本着開誠佈公、廣交朋友的統戰策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在積極指導海外華僑抗日鬥爭的基礎上，還與著名華僑領袖、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發起人司徒美堂建立了密切聯繫，並對在港從事金融業的鄧文田、鄧文釗兄弟進行了統戰工作，爭取他們從人力、財力上全力支持辦事處工作，由此促成了香港各界和海外僑胞團結抗戰的全新局面。
海外華僑千里支援
香港淪陷前，香港地區已是中國獲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轉地。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積極工作下，海外華僑不僅踊躍捐款捐物，還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號召，紛紛回國參軍參戰。
利用香港地理位置接近東南亞地區的優勢，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在聯絡海外華僑時，着重開展與東南亞華僑的聯絡工作，相繼創辦了《華僑通訊》《華商報》等刊物，積極宣傳國內抗戰，成爲海外華僑尤其是東南亞華僑瞭解祖國人民抗戰的窗口。爲加強海外宣傳工作，辦事處還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派出如郁達夫、胡愈之等著名文化界人士，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地開展工作，密切了與海外華僑的聯繫。在號召組織海外華僑捐款捐物上，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僅1938年就以周恩來、葉劍英、廖承志、潘漢年名義3次聯名致函海外，呼籲僑胞援助八路軍將士，都得到各界熱烈響應。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地也積極開展“援八（路軍）”“援四（新四軍）”運動，成立了“援八援四委員會”，積極籌措財物，所籌款項都由下屬各級組織分批秘密彙集到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據不完全統計，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後的兩年半時間，共收到海外華僑匯款220萬元和大量物資。
對於獲捐物資的運輸路徑，辦事處也進行了周密的籌劃。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之前，海外援助八路軍的物資運送路線是由香港船運經惠州、老隆，陸運至韶關，再轉運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廣州淪陷後，經廣東運輸線受阻，便設法在越南海防設立轉運站，經海上運到海防，由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接收後再轉運到各抗日根據地。香港失守後，堅持對日作戰的港九大隊將收集的英軍遺留物資和武器彈藥，連同每次戰鬥後繳獲的大部分戰利品，源源不斷運回內地，並利用香港物資集散地的優勢，幫助中共組織和游擊隊蒐集、運送物資。日本投降後，港九大隊積極轉移武器彈藥，就地掩埋或設法運回內地，還將收繳的日軍汽車轉給當地汽車行，爲以後部隊活動積蓄了經費。
除彙集捐款、轉運物資外，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動員、輸送了大批青年華僑和專業技術人員回國參戰，僅1938、1939年兩年，通過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回國的上述人員就達600餘人，其中不少是八路軍、新四軍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以柯棣華爲代表的大批援華醫療隊，經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介紹，跋山涉水到達抗日根據地和抗戰前線，爲中國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推動和支持成立了大量回鄉服務團，成爲香港同胞和海外華僑直接投身祖國抗戰的一個重要途徑。影響較大的有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香港學賑回國服務團等。各團的領導人都是共產黨員，廖承志、潘漢年等經常會見各團負責人，共同商討抗日計劃。
爲抗戰吶喊
推動並領導香港的抗戰文化運動，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卓有成效的工作之一。全國抗戰爆發，尤其是上海、廣州相繼淪陷後，內地一批知名的文化藝術界人士被迫轉移到香港，與香港的本土文化人士一起，將香港變爲華南地區進步文化的中心。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通過分佈在香港文化界、出版界、新聞界的共產黨員，“一步一個腳印苦心經營”，共同組織抗日新聞、文化團體，創辦抗日報刊，開辦進步書店，編演進步戲劇、電影，不僅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還構築了香港抗戰文化的宣傳陣地。除翻印《新華日報》、創辦《華僑通訊》和《華商報》外，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團結了一批進步報刊通訊社，如梁漱溟任社長的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光明報》，鄒韜奮、茅盾任編委的《大衆生活》等，並與保衛中國同盟配合，翻印出版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長江局機關刊物《羣衆》，在國內外發行銷售。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指導和幫助下，一批反映抗戰題材的影劇作品成功推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及香港中國新聞學院也相繼成立，培養了180餘名抗戰急需的新聞工作者。
當國內外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適時利用平臺優勢積極開展反對投降妥協的鬥爭，揭露事實真相，成爲中國共產黨宣傳自身形象、維護團結抗戰局面的尖兵利器。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在國共關係發生倒退，英法美等國以犧牲中國利益與日本達成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陰謀活動波及香港的複雜情況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積極開展了“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鬥爭，進行了對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叛國投敵的聲討。同時，一方面派出一批新聞工作者分赴菲律賓、新加坡等地建立報刊據點或加入當地進步華僑報刊工作；另一方面或通過在港和海外各進步報刊報道，或口頭向各界人士解釋，打破了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妥協行徑。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印發大量材料，並開展各種社交活動，揭露皖南事變真相，在香港愛國人士、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中引起強烈反響。隨後，鑑於重慶、桂林等地的進步文化人士大部撤至香港，同年5月，廖承志、潘漢年、胡繩、夏衍、張友漁等組成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由此將大量來港進步文化人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使香港成爲盛極一時、影響深遠的抗戰文化宣傳陣地。
籌建華南抗日武裝
日軍侵佔廣州後，華南抗日遊擊戰爭進入實施階段。在這一緊要關頭，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積極協助中共廣東地方組織建立和發展華南人民抗日武裝，相繼建立起東江、珠江、瓊崖等地區抗日根據地，有力地促進了華南地區抗日遊擊戰爭的蓬勃發展。
根據中共中央發出的“要在東江日佔區後方開拓游擊區”的指示，廖承志立即召集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曾生、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等在香港召開會議，決定組成惠陽工作團，帶領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60餘人，到惠陽組織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工作團一行人抵達惠陽後，成立了中共惠寶工委，並組建了惠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在此期間，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中共香港地方組織還從香港動員了一批共產黨員和愛國青年赴惠陽參軍參戰，其中一部分直接加入了惠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爲籌建珠江地區的抗日武裝，早在1938年春，廖承志在香港就多次動員大革命時期佛山、南海地區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吳勤回鄉組建抗日武裝。廣州淪陷後，吳勤在中共廣東省委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幫助下，在廣州南郊組建了抗日義勇隊，隨後被編爲廣州市區遊擊第2支隊（簡稱廣遊2支隊）。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十分關注以紅軍改編爲焦點的瓊崖國共兩黨談判，曾反覆去電及協同中共廣東省委派人前往指導談判，強調要堅持紅軍政治上組織上獨立自主的原則。在中共廣東省委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協助下，瓊崖紅軍游擊隊於1938年12月5日，正式改編爲廣東省民衆抗日自衛團第14區獨立隊（簡稱瓊崖獨立隊，後擴編爲瓊崖獨立總隊）。
爲了促進華南抗日武裝的迅速發展，廖承志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還多次分別或聯名致電中共中央，請求延安派有作戰經驗的粵籍幹部回廣東工作，並組織大批愛國華僑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回鄉支持抗戰。同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克服重重困難，幫助華南抗日武裝籌措錢款物資，使部隊的給養和經費有了一定的保障。1939年初，國外華僑寄給宋慶齡並經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轉交給曾生部隊的款項，一次就達港幣20萬元。1940年1月後，根據中共中央“瓊崖要有三部電臺，並以一部與中央聯絡”的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設法購置了一部75瓦的接收發報機，於8月送至瓊崖獨立總隊，保證了中共瓊崖特委和瓊崖獨立總隊與中共中央的及時聯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佔領香港。中共中央及南方局、周恩來緊急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東江抗日遊擊隊負責人，營救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這次營救活動歷時半年多，共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等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國民黨軍政官員和家眷等800多人。這一壯舉蜚聲海外，被茅盾稱爲“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1942年1月，廖承志和辦事處工作人員逐次撤離香港返回內陸；2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宣告結束。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先後在中共中央長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下，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地理位置，挺身擔負起香港抗戰的重任，開展了艱苦卓絕的工作，爲中國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朱姝璇 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