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談電動車關稅：美國，別再裝受害者了，快去解決供應鏈問題

5月17日消息，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近日撰文《The U.S. Should Stop Playing the Victim Over China Trade》稱，儘管美國提高了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至100%，對電池和關鍵礦物的關稅至25%，但這些措施不太可能阻止中國電動汽車對美國市場的影響。原因在於這些關稅措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在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在成本、質量和創新方面。

文章進一步探討了中國如何通過有意識的產業政策和國家支持，變成了在電動汽車和電池技術方面的領先者。文章批評了美國在處理電動汽車和電池技術政策方面的短視和不連貫性，特別是在政府支持方面。

文章呼籲美國政府認識到當前形勢的嚴峻性和複雜性，建議美國政府採取更加明智和多元化的策略，如加強國際合作和投資，以及通過公共採購和培訓發展國內電池和礦物產業的競爭力。這樣的策略不僅有助於提升美國在全球電池產業鏈中的地位，也有助於確保其長期的經濟安全和技術創新能力。

以下爲文章翻譯：

看來，美國正在逐漸失去其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本站編輯注：經濟學術語，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成本比別國低，那麼就有比較優勢。這不意味着該國做這件事比別人強；而是相比生產其他商品，更有效率）。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決定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新的關稅，其中電動汽車的關稅高達100%，電池與關鍵礦物也分別面臨25%的關稅。這一舉措真的是如某些人所言，因爲中國的不規範行爲嗎？

這種說法真的讓人感覺聽膩了。即便真是這樣，如此高額的關稅顯然已觸及貿易規則的底線。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並未就此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而中國卻針對美國的電動汽車補貼提出了申訴，指出其中存在違反WTO法律的“本地化”要求。實際上，美國加徵關稅的深層原因，或許更多地反映了其在電池和電動汽車領域被中國全面超越的現實，不僅在成本和質量上，更在創新層面。

現在是時候正視這一現實，深入分析美國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美國應該停止將自己描繪成受害者的虛假形象，轉而尋求一條既能保障國家安全，又能推動能源轉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從當前情況來看，這些關稅無疑將增加終端消費者的負擔，同時減緩美國能源轉型的步伐。

那麼，美國到底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西方國家紛紛將經濟發展重心轉向服務業，專注於供應鏈中的高價值環節，如研發、品牌、設計和營銷。而大量低價值的製造業務則被外包給其他國家，包括中國。

然而，西方國家曾一度傲慢地認爲，中國將永遠停留在製造業的初級階段，不可能進入設計、研發和營銷等高端領域。但事實證明，通過深思熟慮的產業政策與持續的努力，中國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當美國和歐盟陷入生物燃料的爭議，或在燃料經濟標準上爭執不下時，中國政府卻早已在2007年就將電動汽車作爲優先發展領域，並在2011年加強了關鍵礦產的保障政策。爲了進一步確保供應鏈的穩定，中國還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投入巨資支持企業在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投資。

與此同時，當中國政府從製造業向電池創新轉型邁進時，美國政府卻朝着相反的方向前進，這一轉變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光伏組件供應商Solyndra的失敗。

儘管Solyndra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但最終還是宣告破產，引發了兩黨的政治憤怒。然而，這種憤怒更多是基於政治動機的，因爲任何風險評估都不可能做到完美，而創新總是伴隨着失敗的可能，接受失敗是實現創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遺憾的是，Solyndra事件之後，美國政府選擇了不支持當時尚未嶄露頭角的A123公司。這一決策的後果是，A123的技術最終進入了中國，並在那裡發展成了今天的磷酸鐵鋰電池。這種電池技術所需的關鍵礦物大幅減少，如今已佔據全球市場約40%的份額。

就目前的狀況而言，中國不僅牢牢控制着重要的供應鏈，而且其產品質量也屢創佳績。這兩個問題都是美國政府無法迴避的現實，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都有充分的理由對中國在關鍵礦產和電池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表示擔憂。

事實上，中國企業生產了超過60%的鋰、石墨、鈷和鎳等重要電池組件，並製造了大約80%的陰極、陽極和電池單元。即使像加拿大這樣的盟友國家擁有類似的供應鏈主導地位，也會引起美國的警覺。

美國正積極尋求供應鏈的多樣化，這無疑是一個明智的舉措。雖然中國的激勵措施成功促進了國內電池的生產，特別是在大型工廠方面，但在電池製造的中游環節，這些措施的效果並不顯著。

爲了應對這些挑戰，哥倫比亞大學與美國能源部攜手，與行業領導者和投資者召開了圓桌會議，並得出了極具說服力的結論。

中國在這個領域佔據着無可否認的主導地位，它不僅在原材料成本和質量上具有競爭力，而且擁有無與倫比的產能優勢。這種產能賦予了中國巨大的定價權和市場份額的維持能力，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多元化努力構成了挑戰。

而美國在供應鏈多元化方面同樣面臨其他障礙。例如，融資的獲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可靠的承購協議。然而，潛在的投資者在沒有看到切實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通常會對承諾持謹慎態度。

值得肯定的是，美國能源部一直在努力支持這些項目，這一事實得到了供應鏈和投資者的認可。然而，美國政府未來在支持和產業政策方面仍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再次當選總統的背景下。

政治兩極分化和遊說團體的強大影響力明顯影響了美國的發展軌跡。在圓桌會議上，投資者們紛紛表示，政策的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中國強大的競爭力是他們投資北美項目時的主要顧慮。

因此，目前投資者對北美項目的投資熱情並不高，原因包括高風險、高利率、複雜的許可程序以及電池商品價格的波動。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尚未公佈的前瞻性評估，展望至2040年，中國預計將保持其在供應鏈上的顯著優勢。

在尋求提高美國競爭力的政策選擇中，關稅或許可以作爲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儘管它們有可能引發貿易戰，並從根本上破壞全球減緩全球變暖的努力。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批評中國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特別是在像汽車工業這樣的戰略部門，這些部門僱傭了大量勞動力。美國政府想要保護這些行業是合理的，但保護一個行業與在這個行業內保持競爭力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

美國一種可能的干預措施是爲電池中游設定價格下限，類似於農業中使用的價格下限策略。這將顯著改變私營部門的金融格局。儘管這種政策可能代價高昂，但它可以有效地推動供應鏈的多樣化。

其他政策措施可能包括調整市場準入和定價機制，以反映不同的生產方法。上世紀90年代初，世貿組織成員國忽視了生產方法的重要性，現在糾正這一錯誤可能有助於在關鍵的礦產貿易協定中制定更加合理的標準。

然而，美國或許也可以從國內尋找靈感，甚至可能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汲取教訓。中國的崛起是由一系列規劃和目標推動的，但由於美國的政治環境，遊說團體在政府更迭後往往能夠輕易推翻健全的產業政策，這種戰略目前在美國並不可行。

這確實令人遺憾，因爲這樣的授權策略已被證明是有效的。例如，歐盟設定的目標是通過回收來滿足2030年25%的關鍵礦產需求，這一策略極大地提振了該行業的信心。

美國同樣可以從中國成功實施的公共採購政策中汲取經驗，特別是在電動公交車的推廣上。此外，在勞動力發展方面進行大量投資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爲對關鍵礦物和電池部門的培訓仍然是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美國政府必須意識到，當前面臨的形勢前所未有，無法僅通過“保護主義與財政消耗”來應對挑戰。高昂的成本不僅將由消費者和政府承擔，而且這樣的策略對中國在電池領域的迅猛進展難以產生有效的遏制。

尤爲重要的是，美國需要正視，創新已不再是其在這一領域的核心競爭優勢。作爲全球電池製造的領軍者，寧德時代擁有高達1.8萬的研發人員，正推動着美國企業難以企及的創新邊界。

因此，美國應尋求與國際夥伴進行深度合作，原因有二：一是實現供應鏈的多元化，二是探討如何阻止中國利用其供應鏈的主導地位。

這一策略應涵蓋加強礦產安全夥伴關係，這是一個以美國爲主導的國家聯盟，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對關鍵礦產項目進行更多投資，以提升供應安全。同時，美國應更積極地利用國際開發金融公司進行直接投資。最後，與巴西、印度和印尼等國家達成更緊密的礦產協議也至關重要，這些協議應優先支持擁有更高社會和環境效益的產品。

此舉尤爲必要，因爲在許多國家，當地在發展特定礦物和電池組件競爭能力方面的基礎條件可能優於美國，具備與中國競爭的潛力。這些國家可以利用美國的援助來增強自身競爭力，從長遠來看，這將對美國更爲有利。（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