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專家：下個周杰倫在大陸？透過樂壇看30年兩岸文化互通

陸專家：下一個周杰倫將在大陸？透過樂壇看30年兩岸文化互通。（圖：中時資料庫）

隨着時代變遷，兩岸文化產業格局漸變。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胡毓堃在「鳳凰大參考撰文稱，近年臺灣音樂產業發展呈現頹勢，而大陸一批本土音樂類節目崛起，自2012年以來大陸涌現出一批民謠音樂人，填補了華語流行音樂的空缺。「下一個周杰倫將在大陸？」作者認爲，經歷30年的文化交流，兩岸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文化交流並非博弈，兩岸文化交融只會更進一步、更加開放。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夜來香我爲你歌唱，夜來香我爲你思量」，「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若是你到小城來，收穫特別多」……

文章回顧，當年大陸改革的大門剛剛推開之時，鄧麗君柔美的聲音便從海峽彼岸迅速傳來，衝擊着當時人們的耳朵。儘管當時她被大陸當局批判爲「靡靡之音」，但仍然止不住不少人晚上躲在被窩裡，通過收音機偷偷聽這些歌曲。

就兩岸交流而言，「文化共識」的達成更早。這些悠揚不絕的歌聲，是最好的證明。

無論是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在大陸的傳播，費翔在央視春晚燃起《冬天裡的一把火》、唱出《故鄉的雲》，還是那些曲調簡單、歌詞朗朗上口的臺灣校園民歌引起的共鳴，或是郭峰的《讓世界充滿愛》傳唱臺灣，甚至崔健、齊秦同時在倫敦亞洲音樂大獎賽上分別獻唱自己的代表作……「解嚴」、「三通」尚未開啓，兩岸民衆已經開始傳唱彼此膾炙人口的歌曲。

1992年「九二共識」達成，確立了兩岸商談的政治基礎。海峽兩岸的隔絕狀態進一步打破，兩岸文化交流也快速發展。當年8月，12名大陸藝術家組成的「大陸藝術家演出團」首次進入臺灣，實現了兩岸真正意義上的雙向文化交流。自那以後，始於樂壇，兩岸各領域的文化交流，已成滔滔江水之勢。

正值冷戰結束、國際政治格局劇變的大背景，兩岸關係進一步融冰。大陸走上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快車道，臺灣仍處於經濟起飛後的黃金時期，同時龐大華語市場對於大衆文娛產品的新需求激增，文化產業化的來勢洶洶，平面媒體的普及正在對普通人視覺、聽覺產生衝擊……

當產業從業者與消費者都有着不約而同的強烈內驅力，淺淺的臺灣海峽就不再是阻礙。

趙傳、羅大佑、李宗盛、王傑、齊秦、周華健、鄭智化、張雨生、張信哲、小虎隊，他們要麼在大陸開演唱會、上電視節目，與過去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廣大歌迷面對面互動；要麼通過錄音帶、VCD等多種消費媒介全方位、立體式地刺激了大陸民衆的感官。而且不同於80年代「地下傳唱」，臺灣的流行音樂可以光明正大地被引進，老百姓可以光明正大地消費娛樂。

反過來，大陸歌手赴臺演出及發展的步伐也從那英開始，雖然相對慢了一些，通過簽約福茂、EMI以及華納三家國際級唱片公司，她在臺灣佔據了一席之地，也成就了「中國天后」的地位。

在流行歌手之外，大陸文藝界人士組團前往臺灣，甚至啓動得更早。1993年，中國廣播藝術說唱團聯合央視一起到臺灣演出和採訪。那一次，姜昆、唐傑忠和倪萍上了彼時火遍臺灣的《龍兄虎弟》，與張菲、費玉清插科打諢；姜昆還藉機在臺灣見到了自己從未見過的舅舅……

除了在臺北、臺中、臺南的5場演出，全團還拜會了時年92歲的張學良，後者也應邀出席了當晚3個小時的演出。

特定的交流活動已經不能滿足兩岸民衆的精神文化需求，雙邊藝人彼此奔赴、開拓彼此事業新版圖的需要，也推動着兩岸在互相進一步開放藝人的常態化活動。大陸已經對臺灣藝人率先開放了發展演藝事業的大門，而臺灣對於大陸藝人也有更強烈的期待。

待到2008年臺灣當局着手開放大陸藝人赴臺表演發片後，當年11月胡彥斌成爲在臺灣舉行售票演唱會的大陸第一人，用《我的未來不是夢》致敬張雨生。大陸與臺灣明星頻繁往來於兩岸，從此更加成爲工作常態。這種頻繁的人員交往，無論商業還是人文交流性質，其作用也早已超出了各自活動的本身。

兩岸交流開啓時，臺灣地區的文化產業化發展已經日臻成熟，而大陸的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剛剛邁出第一步。大陸打開大門，自主培育文化市場和文化產品，自然少不了借鑑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同文同種、承載共同文化底色的臺灣，自然成爲大陸絕佳的學習對象。

「日韓學歐美，臺灣學日韓，我們學臺灣」，是十幾年前大陸電視圈耳熟能詳的口號。甚至早在各大衛視「上星（上衛星）」前，大陸便已經開始和臺灣的圈內人士合作。90年代家喻戶曉的央視《正大綜藝》節目，製作人就是臺灣的金牌製作人江吉雄——臺灣綜藝節目教父王偉忠的師父。而1997年湖南衛視推出的《快樂大本營》，也借鑑了臺灣綜藝節目《超級星期天》。

此後，或多或少借鑑臺灣經驗的大陸娛樂綜藝節目，從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音樂產業也不例外，從歌曲創作打動人心，到30年來強大的實力派與偶像派造星能力，再到嚴格的版權保護法律制度，臺灣流行音樂依靠強勁的創作力量和成熟的運營模式，打造了產業化的成功典範。

臺灣金曲獎，更是成爲「華語樂壇的格萊美獎」，是海峽兩岸暨港澳乃至東南亞地區所有頂尖華人歌手齊聚、華語世界觀衆關注的最高音樂平臺。

臺灣音樂產業的繁榮，自然會在兩岸交流中惠及大陸。在海峽對岸，隨着經濟發展和民衆消費水平的提升，結合互聯網爆發式發展的特殊優勢，大陸也藉助臺灣音樂人和專業公司的幫助，通過包裝歌星、數量龐大的音樂網站、爆發式的選秀與綜藝節目平臺，在廣闊的大陸市場刺激下，逐漸形成大陸獨特的音樂產業，並經時間的檢驗，體量巨大、反響火爆。

當然，在這個「交流—融合—發展」的過程中，兩岸藝人們的來往、同臺早已爲觀衆所習慣，如果沒有介紹字幕中「（中國臺灣）」的備註，他們甚至不會去區分誰是大陸藝人、誰是臺灣藝人。沈浸於悠揚旋律、絢麗視覺等視聽盛宴30年來，所有置身其中者，在不知不覺中經歷了兩岸文化互動翻天覆地的鉅變。

從「恍如隔世」到你中有我的30年，便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最佳寫照。

無論「此消彼長」，交融亦無逆轉

顯然，兩岸華語樂壇的交互也好，文化交流也罷，不可能是簡單的線性發展，也絕非單向延續。兩岸關係30年來在持續的變化中前行，文化交融中唯一不變的也就只有變化。

21世紀第一個十年，被普遍視爲臺灣流行音樂最後的巔峰。周杰倫、王力宏、S.H.E.、蔡依林、潘瑋柏、五月天、飛兒樂團、陳綺貞、羅志祥、張韶涵、王心凌……除了當年在大陸大小校園與職場青年羣體中颳起的旋風，他們可能自己都沒有想到，十幾年後自己任何一次再出場，都能勾起無數人的「回憶殺」。

不過在那以後，臺灣流行樂壇似乎鮮有叫得出名字的同級別大咖，就連整個娛樂圈，也離不開老面孔的撐腰。然而美好舊時光終究抵擋不住時間的檢驗，2016年曾經創造「康熙王朝」的《康熙來了》停播，在兩岸娛樂圈中引發震盪。尤其是蔡康永、小S徐熙娣二人旋即分別加入不同的大陸綜藝節目，似乎進一步坐實了「綜藝圈大陸化已成潮流」。

綜藝圈的悄然變化，是兩岸文化產業格局漸變的體現，其中音樂圈也不例外。

2013年，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第一季總決賽匯聚齊秦、辛曉琪、彭佳慧、林志炫、楊宗緯等臺灣知名歌手，得到臺灣東森電視臺、中天電視臺、TVBS電視臺、年代電視臺等多家電視和平面媒體現場報導、播放，並在臺灣收穫高收視率、媒體與網路熱議，一度成爲臺灣的話題熱點。《國際先驅導報》就此發出了「兩岸文化攻守易位」的聲音。

這種「逆襲」，自然是源於大陸與臺灣經濟發展態勢對比的改變。臺灣媒體便坦承，大陸市場大、資本充足、文化底蘊深厚，把《我是歌手》變成「我是臺灣歌手」，出現「臺灣開花、大陸結果」便是自然的結果。當年，《我是歌手》單場製作經費高達500萬元人民幣，甚至高於臺灣同類綜藝節目的全年開支。

在鉅額資本投入、廣告冠名收入的支持下，大陸各大公司得以充分開發互聯網新平臺，以及直接引進國際一流節目的版權。除了以《這就是原創》、《即刻電音》、《中國新說唱》、《我是唱作人》、《樂隊的夏天》等本土音樂類綜藝節目佔據華語市場，大陸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實現了音樂行業與互聯網的迅速結合、專業與業餘音樂人門檻的破除，音樂人也藉助各大音樂平臺的扶持，用去中心化換來了多元與活躍，塑造了自下而上的大陸音樂產業。

跳出傳統唱片經紀公司這一單一「造星模式」後，大陸音樂人對臺灣樂壇的影響和衝擊，也超出了以往傳統明星的個人效應。2012年大陸所誕生的一批民謠音樂人，如馬𬱖、萬能青年旅店、宋冬野，用獨特的人文氣息彌補了臺灣創作空間中的固有缺陷，成爲臺灣樂壇的稀缺資源，吸引了大批臺灣文青歌迷。

大陸音樂人不再模仿港臺藝人，與此同時臺灣金曲獎也更加開放，不再屬於傳統「港臺風格」天王天后們的專場。2014年尚且在大陸名不見經傳的李榮浩，以個人首張專輯《模特》入圍金曲獎最佳國語專輯獎、最佳作詞人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最佳國語男歌手獎、最佳新人獎5項大獎，並最終奪得最佳新人獎，成爲「最強黑馬」。

不同於早年那英、王菲這樣被港臺唱片工業打造出來的天后，後來涌現的大陸音樂人乃「大陸製造」。他們個性鮮明清晰，用創新大膽的原創音樂和接近國際水準的製作理念，反而填補了臺灣流行音樂中的空白，打動了臺灣聽衆和同業。但反過來，臺灣新生代歌手在大陸的影響力反而減弱，加上大陸自產的偶像歌手們先後涌現，進一步導致他們不太像過去那般受到萬千追捧。

2005年前後，臺灣作詞人姚謙將工作重心轉移至大陸。那時他便斷言，下一個周杰倫應該出自大陸。

大陸的經濟潛力、資源體量、創新活力及其所孕育的多元性，終究使得兩岸文化各領域交流中，出現了翻轉的現象。說巧不巧，文化交流中的翻轉與兩岸關係的新波動幾乎同時出現，後者不時爲前者製造插曲甚至噪音。

《我是歌手》在臺灣爆紅，引發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的「統戰」說，他甚至煞有介事地要臺灣民衆警惕大陸對臺「入島、入戶、入腦」。在臺灣受到歡迎的影音平臺和影視作品也一度遭到阻撓，愛奇藝赴臺設立公司未果，甚至被民進黨當局的「愛奇藝條款」所阻撓。

此外，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炒作，也干擾了兩岸藝人們的正常創作與人員往來。這些都是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不曾遇到的現象。

但市場和民間喜好不會被個別政治人物所左右。在臺灣，TikTok用戶已接近420萬，18至24歲年輕用戶更是接近四成，不少人藉此觀看與大陸用戶相同的內容。回到音樂圈，楊宗緯等臺灣歌手開始更多地採用大陸音樂人的創作與製作；在大陸音樂人的影響下，草東沒有派對、老王樂隊、顯然樂隊、告五人等臺灣本土獨立樂隊，已經在咬字中唱出了「京腔」，曲風也體現出北國的厚重與豪爽。

今年7月2日，「搖滾教父」崔健以單曲《飛狗》獲得臺灣金曲獎最佳華語男歌手獎，在兩岸社交媒體均引發熱議，再度證明了金曲獎並非兩岸音樂人的隔離帶。而就在四個月前，羅大佑的微信視頻號直播演唱會，吸引了4186萬在線聽衆發出共鳴，其中絕大多數，自然來自大陸。

分別來自兩岸的兩位搖滾教父級人物，早在30年前便影響着彼此的聽衆和同業。30年後，他們依然得到了業內和民間的認同與關注。

交流並非博弈，所謂「此消彼長」更無關近憂遠慮。特定時空的雜音與曲折，也無法阻止用同一種語言歌唱的人們繼續共鳴、共振。中華文化終究是大家心靈的根脈和歸屬，「九二共識」30年所見證的兩岸文化交流歷程，便是對此最好的佐證。

過去30年，兩岸文化通過歌聲穿透了隔閡，打開了關閉的大門。進入新的時期，華語音樂勢必爲兩岸民衆帶來更強烈的同感與互通；共同文化土壤滋生的多彩果實，也必將爲兩岸同胞所共識、共賞、共享；兩岸文化交融的大門，自然也會愈發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