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如何看待我國2022年就業形勢？

作者|盧鋒[1]、楊業偉、姜志霄、任慧

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就業問題，將就業視爲民生之首。近年提出六穩和六保工作方針，“穩就業”和“居民就業”是其中最優先目標。不久前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六保”中最重要的是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歲末年初我國就業形勢有什麼特點？這兩年疫情期勞動力市場受衝擊後恢復過程是否充分？就業形勢與目前新的經濟下行壓力有什麼關係？2022年“保就業”以及進一步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目標有哪些困難？

官方提供的某些相關統計指標有助於理解上述問題。例如傳統奧肯定律着重從失業率角度考察宏觀波動與勞動力市場之間聯繫，我國統計部門提供的調查失業率和人社部門提供的登記失業率數據顯示，我國失業率在經歷2020年飆升後較快回落，早已回到與疫情前較長時段均值相一致的中樞水平。另外2020和2021年新增城鎮就業數據，也不同程度分別超過了政府設定的兩年參考目標值。可見隨着2021年我國宏觀經濟增長大幅度回升，我國就業復甦也取得了重要的積極成就，從不同側面彰顯我國經濟面對外生衝擊的較好調整能力與韌性。

不過更全面觀察提示我國就業形勢恢復仍存在一些短板和問題。例如從更適合我國轉型期現實的廣義奧肯關係看，2021年農業勞動力轉移雖然大體修復了上年疫情衝擊下的極爲罕見下跌，然而總體規模與疫情前趨勢水平仍有相當規模缺口。又如過去兩年新增城鎮就業雖然達到政策目標，然而絕對規模與疫情前不同程度顯著下降；該指標季度值最近過快回落，顯示經濟出現新的下行風險環境下就業形勢可能再次承壓。另外疫情衝擊下大量服務型小微企業處境艱難，也會對相關部門員工就業質量帶來不利影響。可見我國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存在復甦不充分問題。

從勞動力市場與宏觀經濟互動關係看，就業恢復不充分源自宏觀經濟增長不及預期，又反轉對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產生制約和拖累作用,構成目前以內需不足尤其是消費疲弱爲特徵的經濟下行壓力的一個結構性因素。2022年大學生畢業生人數創紀錄增長，勞動力市場供求匹配的結構性矛盾仍會有增無減，加上宏觀經濟穩增長任務艱鉅，就業形勢不容樂觀。雖然1962年大幅上升的出生人口到2022年達到60歲，由此導致退休人數上升會增加釋放一定數量就職崗位從而有助於緩解就業壓力，然而可能仍難以根本改變勞動力市場總體緊平衡格局。需要客觀分析形勢和總結經驗，實施積極的宏觀與就業政策，加快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目標。

1、失業率指標所傳遞信息

我國目前針對失業率採用兩種統計指標：調查失業率和登記失業率。其中，統計局的調查失業率數據與國際同類指標較爲接軌，然而該指標到2018年纔有全國覆蓋數據。登記失業率由人社部根據地方統計上報失業登記信息彙總而成，年度數據覆蓋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季度數據則起始於1999年。由下面圖形可見，兩種失業率指標變動隨着疫情期宏觀經濟收縮和反彈而先後上升與回落。具體而言，2020年上半年疫情衝擊和經濟收縮最嚴重時期，調查失業率隨之飆升反應更快，登記失業率大幅上升時點略慢一些。另外兩個失業率指標都已在2021年下半年大體回落到接近疫情前較爲長期的平均水平。總之這兩年特殊宏觀經濟背景下，失業率指標再次呈現與經濟學理論預測方向一致的反應，失業率從勞動力市場方面表現宏觀經濟波動的功能進一步健全。

不過目前失業率指標無論是數據本身還是在利用其解讀宏觀經濟形勢方面，都還存在一些有待探討和完善的問題。例如，給定我國2020年經濟增速跌幅在改革開放時代極爲罕見甚至僅見的特殊背景，兩個失業率指標當年上升幅度似乎仍相對偏低，城鎮登記失業率季度值最高點甚至低於新世紀初年另外兩個階段性峰值，顯示失業率指標反應宏觀經濟形勢靈敏度和準確性或許仍有待改進。又如從失業率省區分佈來看，一般理解全國失業率理應是各省區加權平均值，然而數據顯示全國均值與各省區數據排序的中位數相差甚遠，提示各地統計上報登記失業率受激勵機制影響可能存在某種非隨機性偏差。

還有一個相關問題是，2020年失業保險金髮放額大幅增長，體現失業保險應對經濟收縮衝擊的積極作用；然而保險發放人數相對失業人數仍顯著偏低，失業人中領取失業金人數佔比甚至略有下降。可見失業保險支持民生作用仍有待提升，有關領域專家2020年就強調過這個問題顯然有依據有道理。

失業率指標折射宏觀經濟週期狀態方面的另一點侷限，是受到我國體制和發展雙重轉型的歷史背景決定，在更長時期範圍內失業率與宏觀經濟波動缺乏統計意義上的顯著聯繫。我國改革開放時代勞動力市場演變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包括下崗工人的廣義失業率的兩次飆升，主要與消化計劃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和就業關係失衡的累積效果有關。具體而言，失業率兩次峰值主要是改革初年知青回城與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逐步推進派生較大規模員工下崗的產物，與宏觀經濟週期漲落的關聯性比較弱，因而GDP增長率作爲宏觀經濟波動指標與勞動力市場失業率指標之間並不存在教科書奧肯定律所假設的顯著負向關係。下面圖形顯示，即便把相關數據延伸到2021年，上述兩個指標觀察值之間還是不存在顯著統計關係。這個觀察結果提示我們，雖然這兩年疫情期我國失業率指標先升後降，呈現與經濟收縮-恢復反向變動的合乎經濟邏輯關係，然而仍需關注失業率在顯示宏觀經濟波動導致凱恩斯類型失業方面可能存在的侷限，避免僅用失業率評價就業形勢可能帶來的過於樂觀的偏頗。

2、兩個增量指標的認識價值

需要說明，標準教科書奧肯模型與中國相關經驗不一致或“水土不服”，不等於說我國轉型背景下宏觀經濟波動與勞動力市場註定不存在顯著聯繫。十餘年前我們在相關研究中提出，分析二元經濟轉型期的勞動力市場與宏觀漲落之間聯繫，需結合我國經濟現實引入農業勞動力轉移增量這個結構因素，形成可稱作廣義奧肯定律的分析框架。包含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失業率兩個結構變量的廣義奧肯關係，能夠更好解釋我國以及國際範圍內更爲廣泛經濟體的宏觀波動與勞動力市場之間聯繫機制，而僅僅包含失業率的傳統教科書奧肯定律，則是適用於已經完成農業勞動力轉移歷史進程的發達經濟體的特例情形。換言之，與中國轉型經驗一致的分析視角，實際上揭示了這個領域更爲一般的經濟關係和邏輯。

從改革開放時代長期數據看，顯著反映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勞動力市場變量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年度增量變化。下面兩個圖形數據顯示，用農民工衡量的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在總量上呈現持續增長趨勢，然而該指標年度增量波動挺大，並且與宏觀經濟漲落存在顯著的反向關係：宏觀經濟好時農民工轉移較多，反之也然。可見我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對勞動力市場衝擊，主要是通過農民工增量伸縮變動來吸收或者消化，這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起飛發展轉型在奧肯關係方面的最爲突出表現。

與廣義奧肯定理視角相一致，2020年疫情衝擊下經濟增長罕見下降，伴隨農民工轉移增量前所未有回落，絕對減少數量約爲520萬人，是改革時期這個指標最大收縮值，與宏觀經濟相對潛在增速的收縮程度更具有數量級意義上的對稱性。伴隨2021年宏觀經濟反彈恢復，農民工增量也相應大幅回升，從前三季度數據看全年增量也可能在500萬上下。這說明目前農業勞動力轉移仍是吸收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甚至主要管道。上面右圖數據顯示，過去兩年經濟增速與農民工增量組合觀察樣本值跳動很大，並且2020年觀察值突出具有離羣值（outlier）屬性，然而以改革時期二者常態性統計關係爲背景，這兩年觀察值與整個時期數據的簡單線性擬合關係仍較好符合，顯示廣義奧肯定理仍能較好解釋我國現階段宏觀波動與勞動力市場之間關係。

進一步看疫情時期宏觀經濟波動背景下的農民工轉移動態，雖然2021年農民工增量預測值大幅反彈並有望基本恢復到2019年水平，然而仍未能補償這兩年本來應該發生的農民工轉移增量。以疫情前五年增量均值作爲過去兩年農民工本來應發生增量的理論估計值，可以得到沒有發生疫情假設下2020和2021年農民工總量變動趨勢值，下圖顯示過去兩年農民工實際總量與上述估計值約存在600多萬人的差距或缺口，從一個角度提示2021年我國勞動力市場和就業恢復仍不夠不充分。

由於農業和非農業人口預期收入存在較大差別，通過農民工轉移缺口體現的就業不充分派生對收入增長的抑制作用。考慮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收入差距，兩年幾百萬農民工相對減少對收入影響可能超過千億元。另外數據還顯示，2020年農民工轉移增量收縮和總量下降同時，本地和外出兩類農民工轉移構成比例也發生少見變化，表現爲外出農民工比例從上年59.9%回落到59.4%下降0.5個百分點。由於外出農民工相對收入較高，農民工轉移的結構變化也會對農民工整體收入增長產生不利影響，粗略估測這個因素可能會導致約百億元收入損失。可見勞動力市場在響應疫情衝擊導致的宏觀經濟大幅減速過程中，農民工通過總量收縮以及內部結構變化，對收入增長帶來雙重不利影響。

城鎮新增就業是我國就業領域的兩大政策目標之一。2020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受疫情爆發和經濟收縮衝擊而大幅回落，從2019年1352萬人降到1186萬人，降幅12.3%。2021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45萬人，比2020年前三季度890萬人新增城鎮就業人數高出17.4%，已經達到全年1100萬人以上政策目標值的95%，如果考慮10月份增加的88萬人則已達到全年目標值。2021新增城鎮就業全年數量取決於四季度情況。

比較2020和2021年逐月城鎮新增就業數據，該統計值2021年2季度後逐月回落，尤其是10月降速進一步加快，比2020年10月相對減少23萬。考慮2021年底宏觀經濟下行壓力或難以實質性舒緩，11和12月新增就業相對降幅可能有增無減。假定今年四季度比去年同期城鎮新增就業減少近80萬人，暫且推測全年新增城鎮就業可能在1255萬之數，比去年增長將近6%，然而比疫情前2019年仍低9%。這也顯示我國勞動力市場和就業恢復仍不夠充分。

3、就業恢復不充分的宏觀影響

宏觀經濟與就業之間存在相互制約關係：就業恢復不充分是疫情衝擊和特定政策環境下宏觀增長不及預期的產物，同時又會反轉影響收入和消費增長並加大經濟下行壓力。下面圖表數據顯示，過去兩年疫情時期總需求增長構成中，2020年外需貢獻率高達27.4%，基於對1-11月份數據估計2021年淨出口貢獻率可能超過19%，兩年平均對GDP增長貢獻會超過20%。與此比較，疫情前十年淨出口對總需求的平均貢獻是負值，反應外部順差不平衡趨勢性調減過程從總需求角度對國內增長的抑制性影響。過去兩年疫情期的特殊環境下，受內外環境多方面原因推動，我國外需再次出現與世紀初年可比的超預期高速增長。給定這個背景條件，我國經濟最近面臨新的下行壓力，內需不足尤其是消費增長相對疲弱，顯然是主要原因所在。

消費相對低迷背後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我國動態清零的疫情防控策略取得了突出成效，然而在疫情演變進入間歇性病例散發、局部性暴發和小規模流行呈常態化背景下，強勢防疫管控措施客觀上會對消費增長產生一些不利影響。然而消費疲弱的更爲基本原因，還在於經濟復甦不充分環境下收入增長不及預期，這又與就業恢復不充分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另外具體觀察疫情對消費的抑制作用，有的是通過疫情防控要求加強社交距離管制增加消費過程風險和交易成本產生，有的則是通過抑制就業和收入增長作用而表現出來。

首先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受衝擊和恢復情況。下面圖形數據顯示，2020年經濟增速深度下跌背景下，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都遭遇重創。其中城鎮居民實際收入下降到1.2%，低於世紀之交和金融危機時期城鎮居民收入增速。農村居民收入部分得益於“轉移收入”超常增長，實際收入增速降低到3.8%，探底深度僅次於世紀之交農民收入增速低谷。另外與2021年宏觀經濟大幅回升相一致，前三季度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速雙雙大幅回升，分別達到8.7%和11.2%。然而季度數據顯示收入增長後續動力不足，表現爲2021年2季度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快速回落，3季度名義收入增速已經回落到不足6%，實際收入更低，4季度可能進一步探底。即使考慮到基數效應，從兩年複合增速觀察，3季度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名義增速也較2季度有明顯下滑，兩年複合增速分別下滑至7.9%和5.6%，收入同樣呈現放緩態勢。

通常情況下，在影響消費增長的諸多因素中，收入增長是最基本決定因素。疫情期特殊環境下，有些需要人際接觸和聚集場合交易的消費如外出餐飲、旅行、娛樂等，直接受到疫情散發和局部流行及其要求的管控措施限制外，上述收入增長變動大勢仍對近兩年消費增長軌跡具有基本解釋作用。下面左圖顯示的年度城鄉消費數據（2021年是前三季度數據）顯示，伴隨2020年收入增速罕見下跌，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下降3.8個百分點，成爲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消費增長最糟糕年份。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維持2.9%增長，低位水平僅次於世紀之交零值增速低谷水平。由於上述收入增長復甦以及上一年消費萎縮派生的基數效應，2021年消費出現恢復性高速增長，前三季度城鄉消費支出增速分別大幅反彈到14.2%和18.5%。不過觀察右邊圖形的季度數據，與最近收入復甦後續支撐不足態勢相一致，2021年的二、三季度農村和城鎮消費增速先後從最高點走低，考慮到基數因素之後，兩年複合增速也從三季度開始放緩。綜合考慮宏觀經濟和居民收入增長形勢，城鄉消費增速在2021年四季度可能會進一步走弱。

其它相關數據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提示疫情期就業和收入恢復不充分拖累消費增長。下面左圖社會零售總額增速數據顯示，2020年零售月度實際同比增速在年初疫情爆發最嚴重階段垂直下落近24%。後來隨着疫情大範圍流行得到控制以及經濟和收入的復甦，零售總額增速也持續回升，最高達到2021年1季度超過30%的高位。然而此後零售增速掉頭向下快速回落，9-10月跌落到不足2%低位。即使考慮到基數效應，觀察兩年複合增速，9-10月也跌落至3%左右的低位。另外春節和國慶節兩個傳統消費活躍時點，疫情未得到徹底控制環境下這兩個節日消費更是難以順利復甦。右圖報告的旅遊數據顯示，2020年春節旅遊消費派生收入接近腰斬，2021年春節同比增速也僅修復8%；國慶節期間旅遊消費派生收入更是兩年連續負增長。

由此可見，目前我國以內需不足爲突出特點的經濟下行壓力形成，新冠疫情尚未得到根治的環境因素顯然發生了重要影響，同時就業和收入恢復不充分導致消費復甦後勁不足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拖累作用。上述觀察的城鄉收入和消費在2021年2到3季度先後掉頭向下，有的指標數據呈現二次探底的動態和風險，從一個側面詮釋了目前“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宏觀經濟形勢特點。

4、2022就業形勢和政策探討

展望2022年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形勢，近年大學生畢業生已經成爲每年一千多萬潛在新增求職人員的主體部分，2022年預計大學畢業生人數預計將比上年大幅增加167萬人，第一次超過千萬門檻達到1076萬人創紀錄水平。另外進入勞動力市場求職的還有400-500萬中專畢業生、幾十萬退伍軍人和一定數量中學畢業生等等，新增求職人數會達歷史新高。然而給定目前經濟下行壓力，2022年宏觀經濟穩增長任務繁重，會對就業創造構成宏觀制約。因而2022年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困難較大，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形勢不容樂觀。雖然由於歷史原因1962年出生人口大幅上升，這些人口2022年達到60歲男性法定退休年齡，退休人數上升增加釋放就職崗位對就業困難會有所緩解，然而可能仍難以根本改變2022年勞動力市場總體緊平衡局面。

充分就業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就業不充分矛盾，無疑需要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積極取向的貨幣、財政、結構政策，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策發力適當靠前”的要求，目前有關部門已經開始相關部署，相信不久會出臺一系列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舉措，對穩定宏觀經濟增長髮揮積極作用。另外從我國近年經濟運行和政策實施情況看，也需總結經驗深化規律性認識，提升政策協調水平和綜合效率。

例如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針層面需要把握好堅持高質量發展方針與實現潛在增長目標之間的關係，經濟政策着力點要在保證現實經濟增速貼近特定階段我國潛在經濟增速前提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2020年經濟深度下跌後，2021年經濟增速大幅反彈，然而兩年平均下來實際增速並不高，尤其是內需支持的經濟增速與學界認可的潛在增速估計水平仍有顯著差距。在經濟增長低於潛在增速時，就需要避免採用實際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

又如高質量發展要求對一些行業和部門加強管理和管制。即便是必要的管控政策也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勞動力市場運行狀態，因而不同程度地具有就業含義。有關部門在推出力度較大的管制政策時，也應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基本路線要求，統籌兼顧優先就業與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方針，通過優化監管和管控政策以減少就業損失，避免對經濟增長造成局部過大沖擊。

再如跨週期調節或調控是宏觀政策部門提出的一個新方針，意在對疫情期宏觀經濟較大起伏的特殊形勢進行跨週期調控，以實現經濟運行更爲平穩有序目標。與逆週期調節主要針對宏觀經濟運行已成格局加以調節管控顯著不同，跨週期調控建立在對某個未來時段的下個週期階段預期會出現的經濟形勢特點爲前提，因而對有關未來經濟走勢的預測準確性要求高出了一個數量級。如果預測偏差較大，即便本來合理的調控意圖就難以實現，甚至不能排除出現事與願違的效果。因而需總結經驗提升預期準確性和跨週期調控科學性水平。

最後要加大積極促進就業和民生政策的實施力度。一是在目前經濟面臨下行走勢形勢下，更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充分發揮企業吸納就業主體作用。通過改善營商環境、穩定企業預期、減稅降費等方式激發企業活力並促進就業崗位創造。尤其要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扶持政策，通過減稅、降費、增信等措施爲其“減負”、“輸血”和“賦能”。

二是國內外經驗都顯示，通過直達家庭與個人的定額轉移支付，是應對疫情衝擊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國內疫情間歇性散發和出現局部聚集性疫情根治前新常態環境下，需要在總結早先各地發放消費券、抵扣券等補貼政策實踐經驗基礎上，適度加大對居民收入和消費補貼政策力度。在總結數字人民幣（e-CNY）冬奧會大範圍應用場景測試經驗基礎上，可以考慮財政或社保資金通過數字人民幣方式對低收入居民和失業人口一次性（或有限次）發放較大規模收入補貼，作爲疫情特殊環境下支持居民收入和消費的一個權宜之計。

三是針對明年高校畢業生過千萬形勢，適度擴大某些專業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充實醫療健康、人工智能、先進製造等朝陽行業的未來人力資源培養。繼續實施“三支一扶”等基層服務項目，通過創業補貼、創業擔保貸款貼息等方式支持大學生創業。鼓勵潛在的勞動者接受更多通識教育，使人力資本更具靈活性、抗逆性與匹配度。通過提升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降低自然失業率。

四是針對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靈活就業重要性持續上升趨勢，加快推進對新業態就業人員養老、醫保、失業保險普遍覆蓋。對“4050”等就業困難人員，建立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靈活就業機制，並通過開發臨時公益崗位等實行託底幫扶。另外要充分發揮失業保險基金的作用，讓失去勞動能力的人有社保兜底。針對失業救濟金領取比例過低問題，降低領取失業救濟金的程序性限制門檻，擴大失業救濟的普惠性與民生託底作用。

[1]感謝劉鎏、白春華幫助整理數據和相關資料。

本站研究局（微信公號：wyyjj163） 出品

本站研究局是本站新聞打造的財經專業智庫，整合本站財經原創多媒體矩陣，依託於上百位國內外頂尖經濟學家的智慧成果，針對經濟學熱點話題，進行理性、客觀的分析解讀，打造有態度的前沿財經智庫。歡迎來稿（投稿郵箱：cehuazu20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