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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傑院士：造就戰略科學家梯隊，培養科技戰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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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國傑，計算機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首席科學家

科技導報授權轉載

習近平總書記發出“形成戰略科學家成長梯隊”的號召以來，媒體上討論戰略科學家的文章很多，多數文章是講最高層的戰略科學家多麼重要和如何培養高層戰略科學家。

但是，戰略科學家也是由不同層次組成的梯隊，頂尖的戰略科學家鳳毛麟角，只能靠“時勢造英雄”，不是特殊照顧和刻意培養出來的。對多數科技人員而言，更重要的是培養科技戰略意識。

1990年，我被選聘爲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主任時，當時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高技術司的領導說，“我們國家不缺寫文章的學者，最缺的是像鄧稼先一樣的戰略科學家”。

從那時起，我的普渡大學校友鄧稼先就成爲我心中的偶像，在發展高性能計算機和CPU芯片的過程中注意培養自己的科技戰略意識，在科技戰略諮詢和推動我國計算機產業自立自強上做了一點貢獻，現在曙光高性能計算機和海光、龍芯CPU已成爲我國信息領域實現自主可控的主流產品。但至今我還是科技戰線的普通一兵，不是戰略科學家。我根據自己30多年科研工作與培養科技人才的體會，談幾點關於培養科技戰略意識的認識。

戰略科學家梯隊的形成要加強科學素養和戰略意識培養

目前大家談論的“戰略科學家”，是一個外延擴大了的頂尖科學家、重大項目工程師、科研方向決策者的羣體，既包括狹義的“戰略科學家”和在某個專業領域做出重大貢獻的大科學家，又包括主持大科技工程的技術總師、工程總指揮，甚至還包括科技型龍頭企業的CTO和做科技決策的高層行政官員。

科技界的頂層人才有一些共同屬性，但戰略科學家和頂級專家的戰略意識有較大差別，對科技人員和官員的要求更不一樣。從事技術科學和工程科學研究的科技人員往往具有工程師的特徵，許多產業上卡脖子的科技問題需要有戰略意識的頂尖工程師來解決。提出要重視培養“戰略科學家梯隊”，是因爲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下發展自立自強的科技對懂戰略的科技人才有迫切需求，本文討論的“戰略科學家”是指這樣一羣人：他們既精通本專業的業務，又有放眼全局和未來的戰略意識和前瞻本領，而且能帶領一個團隊攻堅克難，不管他們是科學家還是工程師。

黨中央提出的要求是“形成戰略科學家成長梯隊”，這一要求反映了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形成的人才隊伍的特徵。100年前，丹麥因爲出了一位物理學大師波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就可以像磁石一樣吸引全世界的天才物理學家奔赴哥本哈根，使丹麥成爲全世界理論物理研究的科學中心。其他的科學領域也曾出現過全世界的同行圍繞幾個科技明星轉的局面。

但近幾十年科技發展很快，人才輩出，羣星燦爛。尤其是技術廣泛普及的信息領域，已經分化成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分支學科，每一個分支都有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如果希望信息領域現在就出現幾位統領全局的“戰略科學家”，恐怕是癡心妄想。這是科學的進步使然，我們要尊重這個現實。

因此，在培養戰略科學家的過程中，不要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中國出幾個諾貝爾獎、圖靈獎得主等大科學家，而是要紮紮實實提高戰略科學家梯隊的科學素養和戰略意識，構建人才成長的良性環境，通過科學合理的決策機制發揮高端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羣體作用。

戰略科學家的第一要素是愛國情懷

“戰略”本來是一個軍事術語，講的是全局性、長遠性的策劃和謀略。將軍事上的戰略借用於科技領域，就必然與國家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當人們提及“戰略科學家”時，心中想起的大多是鄧稼先這樣爲國分憂的科學家。因此，戰略科學家的第一要素應該是“愛國情懷”。

1991年，我率領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代表團訪問美國時，與一位在美國很有名氣的華裔科學家座談，他很激烈地批評國內的“863”計劃，說中國發展一點鍵盤、鼠標、顯示器等部件產品就可以了，不要好高騖遠做高性能計算機。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如果完全依靠長期生活在國外、沒有愛國情懷的科學家做國內的科技發展規劃，就只能是一步一步地跟在別人後面爬行。

在我的接觸中，對發展我國集成電路等被卡脖子的產業貢獻最大的，不是大科學家，而是在科研單位、政府和企業都工作過的戰略科學家江上舟。他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出國留學、又第一批迴國的“海歸”赤子，具有十分強烈的愛國情懷。他曾是我國中長期（2006—2020年）科技發展規劃戰略研究重大專項組的組長，16項重大專項都是他負責篩選或提出的。也是根據他的指示，我才起草了核高基重大專項（01專項）立項報告。

他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10年間，不僅爲上海和全國篩選出了50餘項重大戰略專項，還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篩選重大項目的思路與方法。他曾爲說服海外專家尹志堯回國說過，“我是個癌症病人，只剩下半條命，哪怕豁出這半條命，也想爲國家造出光刻機、等離子蝕刻機”。尹志堯回國後研製生產的5nm刻蝕機已賣到臺積電。江上舟在中芯國際最困難時候帶着絕症出任董事長，兩年後去世。現在上海市一年的集成電路產值高達2000億元，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他用“半條命”換來的。要是有人問我，什麼樣的人可稱爲戰略科學家，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江上舟就是我國戰略科學家的代表！

要培養全局戰略意識

科學家的“戰略意識”或者“戰略思維”至少應包含兩個維度：空間與時間。戰略意識的空間維度是“全局觀念”，戰略意識的時間維度是“前瞻思維”。

所謂全局觀念是指突破本專業、本行業的侷限，站在更高的角度從整個國家的利益考慮科技發展問題。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到全貌，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中國工程院做了很多有重大影響的戰略諮詢研究，其中多次被國務院領導提及的《中國水資源發展戰略綜合報告》就是錢正英等戰略科學家大局觀念的典型體現。這份報告站在全局的高度對水的認識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概念，提出要先保證生態環境必需的用水，然後再分配經濟用水等戰略建議，促使我國從傳統的以供水管理爲主轉向以需水管理爲目標，進行了一場提高用水效率的重大改革。

一項科學技術或一個產業的落後，可能涉及許多其他領域的技術或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不全面考慮各種複雜的因素，就找不到解決辦法。我國的集成電路落後就屬於這種情況。許多人認爲中國只要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光刻機，集成電路就不會再受制於人，因此大力呼籲政府不計一切代價研製最先進的光刻機。

中國科學院做了全面的調查，發現14 nm集成電路製程共有164種工藝測量設備，我國尚有約3/4的設備未開發，將近1/2的設備開發週期不確定或目前不具備開發條件。這表明，即使是比國外落後5代的集成電路設備，我國短期內也難以全部國產化。

在做了全面調查分析後，中國科學院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成熟工藝不是落後工藝，從市場的角度看，成熟工藝的覆蓋面、對全產業的帶動性可能大於先進工藝。因此，在發展先進製程的同時，更要重視55~28 nm的成套工藝製程，近幾年應主要通過提升成熟製造工藝的水平、擴大產能，豐富產品，整體提升中國集成電路的競爭力。這種建議似乎不吸引眼球，但這是負責任的戰略科學家基於全局考慮後做出的可操作的建議，相信經得起歷史檢驗。

一個人視角的侷限性主要來自個人、單位或部門利益的約束。戰略規劃會議本來是討論如何“建房”，但單位意識嚴重的學者往往只有“分房”的心態。許多重大項目實現不了強強聯合，也是單位利益在作祟。年輕的科技人員提高科技戰略意識，要從擺正“小我”與“大我”的關係入手，在內心中提高國家利益的權重。

要培養前瞻判斷力

戰略科學家的另一個特點是具有超出一般學者的前瞻判斷力，或者說選擇科研方向的直覺能力較強。這種能力與個人的天分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源於長期在科研第一線工作的知識積累與經驗沉澱。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和跨學科理解能力的科學家纔會有預見未來的眼光。

在一段時間內，在衆多科技探索中可能有一門或幾門學科分支出現取得重大突破的預兆，學術界稱之爲“當採學科”。事先準確判斷“當採學科”是件很難的事，因爲看似容易突破之處常常伴有意想不到的陷阱。獨具慧眼的戰略科學家在這種時候可能發揮特殊的作用。

科學不是靠羣衆運動發展起來的，更不是權力的遊戲。善於公關宣傳的“網紅科學家”很容易吸引眼球，成爲大衆和官員追捧的對象，有可能形成浪費國家科研資源的“僞當採學科”。針對這種泡沫，有良知的戰略科學家往往起到“吹哨人”的作用，國家要營造包容“吹哨人”的學術科研環境，傾聽不同的發聲，這樣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戰略科學家。

要培養寬廣胸懷和民主作風

好奇心驅動的科學研究很多可以個人或在小作坊中完成，這類科研人員甚至是大科學家，情商不一定很高，也可能有怪癖。但戰略科學家往往要與一大羣科技人員一起工作，必須有寬廣的胸懷和民主作風，能聽進不同聲音，在學術爭論中對科技發展方向做出正確的判斷。

選對一個戰略科學家，可以帶出一支敢於啃硬骨頭的隊伍。若選錯一個戰略科學家，可能毀掉很多人才。因此，對戰略科學家的提拔任用不能只看論文和獎勵，更不能以“院士”“傑青”等人才“帽子”爲判斷依據。堪當大任者一定是真刀真槍中磨練出來的，不是靠吹捧和拉關係。

有遠大抱負的戰略科學家一定會甘爲人梯，創造條件讓青年人超越自己，而不是利用年輕人爲自己的聲譽塗脂抹粉。我留學回國工作30多年來，在計算機領域並沒有重大技術發明，但感到欣慰的是，與我一起工作過的年輕人，已經有二三十位成長爲計算機領域的領軍或骨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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