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報國！潘建偉請辭也是“勇挑重擔”

這兩天，一則《潘建偉，主動辭去這一職務》的消息刷屏。

12月14日，九三學社安徽省第十二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合肥召開。會上傳出消息，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主動辭去九三學社安徽省委員會主委職務。

在提及潘建偉辭任主委一職時，會議是這樣表述的：

潘建偉同志從國家科技進展戰略出發、從安徽九三學社事業長遠進展需要出發，主動提出辭去主委職務，體現了大局意識和堅定信念。

這句話包含了兩層意思：潘院士辭任要職，一則有利於他個人潛心科研、致力於國家科技進展戰略，二則是爲九三學社事業長遠進展而主動請辭。

而潘院士在會上則公開表示：“科技報國”是科學家的責任，今後將潛心科研攻關，爲國家早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出貢獻。

人到壯年的潘建偉院士做出了自己的挑選——迴歸科技報國的主業！

一

“百度”一下，你會驚奇於潘建偉院士的履歷：

29歲，他參與的有關量子隱形傳輸研究成果，被《自然》雜誌評爲“百年物理學21篇經典論文”，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列；31歲，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41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爲中國當時最年輕的院士……

如果我們進一步梳理，你會發覺，從2011年當選院士開始，到2016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潘院士的科研成果日益輝煌，他的身份也在不斷變變變：

中國科大校長助理、副校長、常務副校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院士的成果越大，加在身上的“擔子”也越多：在外界看來，這既代表了一種肯定和等待，但客觀上也是“加壓”，分散其致力於“科技報國”的部分精力。

恰如當年錢三強力辭中科協主席，潘建偉堅守科技報國初心、情繫科技強國，這次請辭合乎邏輯。

二

新中國成立後，讓大批有知識有專業才能的人挑起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的擔子，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要把對於這種幹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從此，領導幹部的優選標準從傳統的革命型精英，轉向擁有理工科技教育等背景的專業技術人才。

隨着經濟社會的不斷進展，黨和政府對領導幹部和治理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專業，在這一背景下，院士等頂級專家型人才不斷走向重要領導崗位。

有人據此認爲這是“官本位”，不利於對專家型人才的科學評價與使用。

其實，

我們只要看遠一點，基辛格出身於哈佛大學教授，美國現任財政部長耶倫曾經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國布魯金斯學院研究員，就知道這不是中國特例，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國際慣例”。

三

院士辭“官”，容易讓人聯想到“官”當院士。

上個月底，澎湃新聞以《多所高校黨委書記、校長“衝擊”兩院院院士成功》爲題，報道了今年新增選的院士中，包括深圳大學、廈門大學、同濟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的黨委書記、校長都當選了。一時間大家對高校“一把手”成爲兩院院士，給予了不同平常的關注，弦外之音是：他們是靠什麼入選院士的？

這裡舉個例子，或可打消你心中的疑慮：同濟大學校長鄭慶華是今年新增的工程院院士。大家知道他有多厲害嗎？他的研究方向是大數據知識工程領域，29歲時被破格晉升爲西安交大副教授，32歲再破格晉升教授，38歲爲二級教授……這次入選院士，靠的是他多年努力的學術成果，而不是靠頭上那頂“校長”的帽子。

我們注意到，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院士走上大學治理者的位置，且成一種趨勢，這是一件好事。

現在的問題是，當這些優秀的科學家因工作需要而走上領導崗位時，人們會有兩種擔心：一是院士會不會因爲繁瑣的行政事務而荒廢了自己的科研？二是既當領導又是院士，會不會壟斷學術與科研資源？

對於第一種擔心，“能者多勞”或可消解。優秀的科學家當領導，是對現有人才價值的最大化發掘利用，同時也更利於推進其所擅長的科研“更上層樓”。

潘建偉既是院士，又是中國科大常務副校長，這雙重身份無疑有利於提升整個學校科研及治理的質量與水準，有利於整合優質科研資源進行核心科技攻關，對國家科研創新、推進科技強國，更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

至於第二種擔心，自有一套嚴密的監管體系發揮監督功能，而且制度設計正在不斷完善。

如去年審議通過的《關於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在大家關懷的院士遴選評審與退出機制等方面，作出了制度性約束，“讓院士稱號進一步迴歸榮譽性、學術性”。

撰稿：

華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