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習近平的底層戰略

（圖／新華社）

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在本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共建黨已經一百年，但這僅僅不過是中共黨史第三份「歷史決議」，可見其重要性。《歷史決議》發佈之後，外界評價衆說紛紜，對於中國意識形態的脈絡和政治路線的走向，審視角度各有不同，間或有所憂慮。然而重點是，對於《歷史決議》和相互攸關的2021年習近平變法，必須要放到歷史長流中去做解讀，並且掌握戰略涵義。

中國歷史可以概括地歸納出一個鐵律，開國之後盛世的繼統，往往存在一個在體制、經濟和吏治上必要的轉折；轉折有成，則承先啓後而大興，否則難以爲繼，步入衰亡。商鞅變法是成功的例子，奠定了日後大秦統一六國的基本條件。而王安石變法則是失敗的例子，北宋不久淪亡於金朝。

漢初的文景之治、清初的雍正，乃至於臺灣的蔣經國時代，便立基於這樣一個類似的轉折。文景兩代大約40年，以竇後篤信的「黃老政治」貫穿，文帝先恢復民間經濟，景帝15年，削除藩國、清理吏治、壓制豪強，卓然有成，而國家與民間俱富。

雍正有12年，繼承康熙盛世末年遺留下來的吏治腐敗、國庫空虛，因此自勵「爲君難」，要「振頹風」。他厲行養廉、賦役、政府與文化改革，收效不凡，國庫「積貯可供20餘年之用」，給乾隆盛世打下了基礎。

蔣經國自擔任行政院長起算共16年，他發展臺灣經濟，推行十大建設，解除戒嚴，促進政治更民主化，憲政體制在臺灣得以確立。繼往開來的轉折，他的貢獻記憶猶新。

至於中國大陸，經過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三代相繼累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告達成。如果將那30年的過程類比爲康熙盛世的再版，那麼歷史驚人地相似，康熙遺留下來的吏治腐敗也果然重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習近平從2012年不可迴避的，是一個類似於對雍正的期待，習近平不在體制、經濟和吏治上改革是不可能的。

至於如何變？從商鞅、文景到習近平，繼統者承先啓後的歷史脈絡所採取的必要改革，其精髓便是「頂層設計，底層戰略」。在中國幾乎一無例外，一概必須由上而下發動，也必須要振興底層、擴大中層、改革（甚至要顛覆）上層，方能夠完成轉折期所期待的關鍵重組和重塑。

將這第三份歷史決議與不久前在8月17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所作的宣示，兩者放在一起看待，很顯然，中共推出的正是底層戰略，要追求共同富裕，型塑橄欖形中層結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習近平時代進入了第三波。借馬列主義進行底層戰略，對於毛澤東來說，作用是革命和反帝，但對於習而言，原始意義次要，作用更在於論述的延續，和中下層基本盤獲得鞏固。

中共《歷史決議》全文長達3.6萬餘字，據推算超出一半在宣示「習時代」來臨。習近平未來新增加國家主席兩任、10年的任期幾乎呼之欲出。西方、日本與臺灣都必須要正視他的持續存在。

（作者爲美國法學博士、南山維石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