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州島之春（下）：教科書說不清的國家傷口

在今年的四三事件悼念儀式中，定居濟州島的韓國天后李孝利，也是70週年紀念的活動主持人。 圖／青瓦臺

▌前篇：〈濟州島之春（中）：從國家錯誤而生的公義之花〉

提到「濟州四三事件」的正視與平反，一般都會想到金大中和盧武鉉兩位進步派總統，但將這天訂爲國家紀念日的，則是朴槿惠——她在2012年競選時，對濟州人民做出如此承諾——因此，自2014年起，4月3日成爲法定紀念日。

當時，朴槿惠的說法是：

但朴槿惠爲這事件所做的，僅到此爲止；日後，不論濟州道政府如何邀約，她都不予理會，只是指派總理李完九代表出席追悼式，說些表面話而已。

「我會盡到最大努力，直到道民的傷口癒合爲止。」雖然朴槿惠曾如此承諾，但上任後卻沒有進一步履行諾言。 圖／美聯社

如同前文所說，這段時期的保守派勢力大，除了部分團體對和平公園奉安所裡擺置的南朝鮮勞動黨幹部牌位有意見，也因爲不滿「真相調查」與「名譽復原」種種界定，要求重新審議。朴槿惠便設法迴避這爭議。

因此，儘管民間希望藉着朴槿惠出席與相關動作，讓濟州四三事件能夠跨越意識形態分隔，到達真正意義上「國民大團結」的歷史開端，終究還是落空，而所謂國家悼念日，在這種情況下，就像政府給了個空殼，不具實質意義。

絕大多數韓國人對這個事件仍一知半解，四三於他們而言，只是日曆上一個日子，悼念與紀念活動多侷限在濟州，沒有擴及全國。教科書上更是寥寥數語——近年的教科書篇幅已增至半頁，但與光州事件四頁以上的篇幅相比，仍很薄弱。

就算曆史課本上有，學校也不怎麼教現代史，因爲對考試沒用。學生也未必能學到。

我的韓國朋友申雅英聽我到濟州參加四三事件活動時，並沒有太大反應。聽我談起年輕世代對這歷史的陌生，對我解釋原因——在濟州當地報紙上，我也看到學生們如此反應，說因爲考試，這頁歷史被匆匆略過，沒有什麼印象與感覺。申雅英對我強調：尤其是李明博、朴槿惠時期將歷史改爲「選修」，不在意學生有沒有學得近代史，更別說正視威權時期的政府作爲。

「就算曆史課本上有，學校也不怎麼教現代史，因爲對考試沒用。學生也未必能學到。」 圖／法新社

申雅英進高中時，恰是金大中公佈〈四三特別法〉那年，但她課堂上使用的是第六次修訂的教科書，也是最保守的版本，別說光州事件篇幅小，四三事件似乎也隻字未提。

但我還是知道四三事件的，老師在課堂上有特別提到，說那是國家對國民的暴力。

根據前濟州四三研究所所長樸贊殖的研究，濟州四三在事件發生後到李明博執政時期，韓國人有多次認知上的轉向，而這與政府說法與媒體論述相關。

像是事發當時的《獨立新報》認爲是一場「呼喊外軍撤退、反對單選單政後，發展成警民之間武力衝突的濟州島騷擾事件」；但同時也有軍官認爲這是「前所未有的國族相殘悲劇」。

1945年8月，大韓民國剛成立時，媒體態度中立，記者採訪山中避難者的需求與受害狀況，以「在動亂的濟州現場報告」爲系列主題，司法界也盡力趨向事實。當時的檢察總長李仁表示：「濟州事態會惡化到這樣，可以舉出是施政方針無彈性和官吏腐敗，而左翼組織用針去戳破滋長的膿包。這些可說是濟州事態的真相。」

圖爲濟州島出身的名畫家姜堯培，敘述濟州人迎來「大韓民國」建國的作品，《解放》。 圖／濟州島四三事件70週年紀念委員會提供

1948年8月6日韓國《國際新聞》，刊出了在濟州四三事件中，原本奉命「平亂」的金益烈中校的證詞。金益烈原本是南朝鮮國防警備隊第9隊的隊長，但因不忍同族相殘，主張談判的他因此反對部長趙炳玉「全力鎮壓令」，因而被解任調職。後來金益烈在韓戰中表現驍勇，並因戰功而一路躍升以陸軍中將身份退伍。 圖／濟州島四三事件70週年紀念委員會提供

但李承晚政權卻採反對態度，稱美軍政時期爆發的濟州四三，是「隨着大韓民國而來，抗拒新生的叛亂」。就在當局下令鎮壓後，在「肅清」的氣氛下，四三事件的基調也變成爲「叛亂」。

1949年，李承晚親訪濟州時向「對抗破壞份子、堅守忠誠的良民」表達謝意，對他們忍受共產野蠻暴行的苦衷，深表同情，

決心將叛亂份子全部肅清，先從濟州整頓！

濟州四三事件第一次得到議論突破的機會，是1960年四一九革命，民間發動抗爭要求李承晚下臺之際。那年，濟州大學生組織「四三事件調查同志會」，要求查明四三事件真相，四三遺族也以自己的方式試着平反。韓國國會便於在六月組成調查團，並在聽證會上得到共識：四三是良民遭到屠殺的事件。然好景不常，隔年，五一六軍事政變，調查與討論的管道又遭阻塞，在朴正熙當政時期，四三事件再次被界定是「暴動」，軍方屠殺情事也被隱瞞。

被定調爲「叛亂份子」的濟州島民，就這樣被成羣處決、屠殺。圖爲西北青年團在巡視屍坑中是否還有沒死的「落網者」。 圖／濟州島四三事件70週年紀念委員會提供

在這背景脈絡下，「四三暴動」四個字在社會上、在教科書上支配了幾個世代的記憶。1976年，文教部發行的國家教科書中寫着：四三是北韓唆使共產主義者所引發的暴動。1982年，全斗煥時期的教科書則這麼說：「共產武裝暴徒所引發的南韓擾亂作戰。」

一直到1987年，濟州大學首次於4月3日當天舉辦慰靈祭，「民衆抗爭」這個字眼也第一次在韓國國內出現，這個時期的民主化氣氛也反映在濟州研究上，然官方定位與立場卻沒因此被撼動，一直到1990年代，教科書裡的說法還是沒有脫離「暴動」。

2000年後，因四三特別法與真相調查報告出爐，對於四三事件的論述界定稍有鬆動；2007年，盧武鉉當政時期，教科書上對四三事件出現平衡的界定：

然而，2008年李明博上臺後，伴隨着新右翼團體出現，「南勞黨引發的武裝叛亂，根據金日成國土完整論的路線而發生」這樣的說法又再度浮現。只是這個時候，對濟州四三的認知與定義，大抵已確定是左右對立導致的良民犧牲事件，即使同樣保守的朴槿惠進入青瓦臺，也無法改變這主軸。

2008年李明博上臺後，伴隨着新右翼團體出現，「南勞黨引發的武裝叛亂，根據金日成國土完整論的路線而發生」這樣的說法又再度浮現。圖爲2010年在首爾示威的反共老兵組織。 圖／美聯社

去年文在寅當選後，不僅重新銜接盧武鉉對濟州四三的態度與政策，還進一步擴大——正如他在競選時對濟州島民的承諾，要將四三事件提升到國家層面的悼念活動——除了以親自出席濟州四三悼念式，還讓青瓦臺參與悼念式活動規劃、邀請知名藝人李孝利主持、出動三臺轉播，務求全國國民都能注意這段歷史。而這一年悼念式，也首次安排「默禱」，而且是全城默禱。

除了濟州之外，首爾光化門前也搭起白色帳棚、建立展覽小屋——裡頭有許多關於國家暴力的展示，包含臺灣的二二八——以黑白照片、雕塑與鮮花，讓往來羣衆都能向四三亡靈致意，有機會認識濟州四三歷史。規劃並執行這場活動的公民團體也在當週週末舉行盛大紀念活動，讓濟州與首都能夠連線呼應。

離開濟州後，我到了首爾光化門前參觀。這天雨勢不小，公民團體成員穿着黃色簡便雨衣在帳棚裡奔忙，有人持着反戰、反薩德的牌子，吸引過往羣衆注意，戴着黑框眼鏡的金起榮則請我在一份「濟州島四三屠殺事件究責美國政府」的連署書上簽名。

「爲什麼首爾會有紀念活動？」我看到他胸口掛着工作人員的掛牌，指了指外頭的看板向他發問。

我們希望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我認爲，是韓國人都該知道這段歷史。

除了濟州之外，首爾光化門前也搭起白色帳棚、建立展覽小屋——裡頭有許多關於國家暴力的展示，包含臺灣的二二八——以黑白照片、雕塑與鮮花，讓往來羣衆都能向四三亡靈致意。 圖／歐新社

29歲的金起榮進高中時，正是盧武鉉時期，他在課堂上學過濟州四三事件，卻沒產生深刻印象。

「這不是誰的錯」他說，要不是因爲參與籌辦這場紀念活動，也不清楚這事件的細節，卻因此發現這是一個複雜到難以解釋的歷史，「有日本殖民，有美軍，共產黨，與逃脫共產黨的暴力份子...，上課時間這麼少，不要說老師講不清楚，我們也沒有能力搞懂吧。」

我想起在濟州和平紀念館參觀時，遇上一大羣當地高中生拿着學習單在裡頭穿梭，但他們只忙着在解釋牌上找到數字或答案，趕快填上以應付作業而已。這些學生或許比首爾人更常聽這些故事，然而，要理解其後的脈絡，也是很大的負擔。其實，我有點同情。

「濟州四三事件的紀念活動每一年都在首爾舉行。」他指着展覽小屋裡的工作人員說，很多人都是四三事件犧牲者的遺族，逃離濟州後在首爾等城市居住，用自己的方式記憶這場悲劇，許多公民團體很早以前就關注濟州四三，將這視爲重大人權事件，會固定舉辦活動，「但這是第一次在光化門前，以這麼盛大的形式出現。當然，這跟文在寅上任有關，我們得到政府的支持。」

「然而四三事件的記憶，到底算是誰的歷史責任？」 圖／歐新社

文在寅在悼念詞提到「濟州之春」或許不假，長期被忽略的南方島嶼歷史，能在這韓國的重要歷史象徵地呈現，是很重要的跨越。

金起榮比了比光化門旁的大韓民國曆史博物館，「這裡的展覽沒有四三事件，可能因爲它在美軍政時期發生。這算韓國曆史嗎？」

但也或許因爲文在寅的宣示，從三月底起到六月，大韓民國曆史博物館在入口處進行了濟州四三主題展。館長朱鎮五在活動宣傳稿上表示：「四三事件在濟州島居民心中留下長期的創痛和傷痛，那怕是稍微幫助他們緩解和治癒這些傷痛也行，因此策劃這場展示。」

展覽入口以山茶花與濟州石牆爲背景，主題則清清楚楚寫着：

濟州四三現在是我們的歷史（Jeju 4.3 is Now Our History）。

這似乎迴應金起榮稍早對我說的，是否能被界定爲韓國曆史的懷疑——我同時覺得它隱含着「四三也是屬於現在的歷史」的意涵——但在今年，這個時候開始，由這個有國家高度的近代史博物館做出如此宣示，答案或許就很明顯了。

濟州的春天，真的來了。

「但濟州之春，總會有如油菜花一般怒放的時候的吧...」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