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中美對抗 日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劉星）

日中兩國在時隔約3年舉行日中首腦面對面會談，中國國家主席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儘早開通熱線達成了共識。（圖／新華社）

中美元首會晤後，中美雙方均表現出進行有序競爭的意願，關係似有緩解跡象。儘管今後何去何從仍難以判斷，但正因爲這種可謂極度的不確定性，才使得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影響到中美兩國之外第三方的政策。在中國周邊國家中，日本無疑是中美競爭中最重要的第三方，甚至對競爭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目前，判斷日本是否會相應調整對華關係爲時尚早，但總體而言，中日關係的緊張因素不會因此而減少，日本對中國的戒心以及加強同盟制衡中國的趨勢仍將繼續。

由於領土爭議的存在以及地緣政治因素，日本認爲中國帶給日本的安全壓力（包括物理性壓力和心理壓力）日益增大。不久後，日本將推出修改後的安全保障三法案，通過這次修改，基本可以肯定日本將大幅度修正安全戰略，構建攻擊對方本土能力已成定局，將國防費提升至GDP2%也已提上議事日程，甚至新法案有可能將中國稱爲日本的首要威脅，這種提法比美國對中國「唯一、最大競爭對手」的定位更進一步。總之，日本戰後沿用至今的轉守防衛原則將至少空洞化甚至在政治層面上取得實質性突破，對華戒心不斷上升。這十餘年來，日本拉動日美同盟應對中國、在中日雙邊關係、日美同盟與中國的三邊關係和全球（地區）安全三個層面上制衡中國的政策動向明顯，反映了日本對權力轉移和秩序轉型可能性的不安與焦慮。這種情況下，穩定與強化日美同盟被日本視爲將安全風險和成本最小化的有效途徑。

實際上，即便在貿易摩擦作爲激烈的20世紀80年代，日美安全關係也沒有出現過動搖。不僅如此，與中美政治安全關係與經貿關係正在形成惡性循環之勢相反，這一時期後日本反而通過加強同盟的戰略定位和安全合作緩解了貿易摩擦的深刻程度。儘管暫時沒有達到北約的水平，但世界第一和第三經濟體的安全合作本身就足以對同盟的「競爭者」形成強烈威懾。此外，從戰後國際關係的演進看，同盟已經不僅僅是安全利益的結合體，可持續性的同盟往往還是經濟貿易體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共有者。作爲發達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員，日本也不會成爲中立或旁觀意義上的第三者。總之，在現階段，無論是出於對被盟友忽視乃至「拋棄」的擔憂，還是經貿體系乃至意識形態的認同，與其思考成爲「第三方」的可能，日本更傾向於避免成爲第三方，並主動「捲入」競爭。

當然，「第三方」的確有其，即與競爭方的政策存在着時間差。作爲同盟中的跟進者，日本對美國政策的響應多少會滯後，當美國已經開始調整政策、走向管理危機、降溫緊張程度之際，日本卻可能還在「消化」之前美國的政策，努力跟上美國的步伐。如果中美「緩和」加速，必然會對日本產生一定的政策壓力。在中美日三邊關係中，這樣的事例不在少數。此外，日本對美國6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畢竟不是小數目，美國努力推進的IPEF與日本主導的CPTPP以及加入的RCEP等也並非完全兼容。從經濟貿易角度看，特別是鑑於當前中日政治疏遠並未嚴重影響雙方經貿關係的現狀，日本倒是有可能考慮成爲尋求利益最大化的「第三方」。

十年前，筆者曾旁聽過一次中日軍事交流對話。會上日方對中日美三邊安全對話頗感興趣，中方則持否定態度，認爲三邊實際上就是中美雙邊。對此，曾擔任過防衛事務次官的某位日方人士表示，就算中美雙邊會談，美國哪怕僅僅爲了獲得日本的合作，也不會不顧及日本，而在地區安全關鍵問題上隨時與日方磋商，因此實際上還是三方，與其這樣，中方爲何不利用三方的機會直接和日本說呢？此番說辭無疑反映了日本主觀上對同盟的依賴和信任，卻也透露出與中方對話的意願。外交不應拘泥於形式，而要注重實質，尋求各種方式創造「第三方」或許也是值得探討的一種政策選擇。（作者爲日本山梨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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