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防疫考驗治理 中美比一比（尹石）
美國疫情期間補助金多，導致部分民衆缺乏工作意願。（圖／shutterstock）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已一年半多，在常態化防疫的同時，隨着疫苗接種在世界多個國家地區如火如荼展開，疫情已趨緩不少。早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2月中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指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比較中國與美國的防疫模式，可說截然不同，美國是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爲主經濟、集體主義，加上迥異的領導人風格，讓這場防疫較量，有着鮮明對比。
●強國家弱社會 vs. 弱國家強社會
政治學領域關於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常以四種模式來概括：強國家─弱社會、強國家─強社會、弱國家─強社會、弱國家─弱社會。國家代表統合性的力量，社會則代表自主性的力量，這也是此次疫情下中美治理模式的根本不同。
美國屬於「弱國家─強社會」，具有相對獨立於政府且較爲成熟的「公民社會」，是美國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政體採用聯邦制，各州法律與社會治理均存在一定差異，聯邦政府對社會的「強幹預」不多，更多體現爲一種注重互動的合作型治理，各州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在應對疫情時，防控策略也常存在差異。
中國則屬於「強國家─弱社會」，隨着各領域全面深化改革，中國政府的執行力不斷提高，2018年3月發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後，組建一系列新的領導機構，強化了黨的集中、統一和全面領導。此次疫情爆發後，中共中央將疫情防控作爲第一要務，強調「全國一盤棋」，一聲令下後，迅速在短時間內從上到下統籌好各方力量，統一領導、指揮、行動，防控工作高效推展。
●集體主義 vs. 個人主義
國家與社會關係，反映了治理的結構問題，至於羣衆的配合度，則受到東西方各自文化影響。在美國，「個人主義」根深蒂固，信奉追求自己的幸福是每個人的責任，視個人喜好、需求、權利爲主要動力，將自我目標看得比他人重要，並重視理性分析與他人連結的利與不利。
在中國則偏向「集體主義」，願意將自己視爲一個或多個集體中的一員。起先是被集體的常規所激發以及賦與義務，願意將集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上，並強調他們與集體其他成員間的連結，體現「舍小家爲大家」的精神，這當中也帶有儒家文化的痕跡。簡言之，中國認同「合力」，美國認同「分力」。
在此背景下，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在疫情爆發初期，短時間內無法形成共識，關於是否要強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暫停集會、採取封城等防疫措施，無論在主流媒體、政府政令或社交媒體上，都呈現出雜亂訊息、民衆也莫衷一是。
譬如2020年時任美國總統川普，直到該年7月11日，才首度在公開場合戴上口罩，在此之前都採抗拒姿態；又如紐約州州長曾公開宣稱，新冠肺炎有八成能自愈，就像得感冒一樣，沒必要去醫院。
無獨有偶，在歐洲，2020年3月，義大利有位剛從疫區回來的議員戴着口罩進入議會，竟被同僚嘲諷，他一氣之下怒摔麥克風；一位瑞士女議員戴着口罩進入國會會場，但被議長要求摘掉口罩，否則就驅逐出場。
上述美國和歐洲的實例，都是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的表現，政府與社會的溝通協調不暢，致使內耗嚴重，難以形成「合力」。
同一時間在中國，在中央一聲令下後，「生命重於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成爲各地方政府的最高防疫指導原則，各行各業羣防羣治、令行禁止，防控工作高效運行，當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曾表示：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
●犧牲隱私 成就科技防疫
疫情之下，善用科技無疑是防疫利器。中國率先推出的「健康碼」，利用大數據掌握個人健康狀況和旅遊史，從杭州推廣到全浙江省，再從浙江省推廣到全中國。根據中國互聯網網絡信息中心3月發佈的數據顯示，全中國「防疫健康碼」累計申領近9億人，使用次數超過400億人次。
「健康碼」是讓申請人填報個人資訊，包括健康狀況、旅遊史、居住地、及是否接觸過疑似或確診肺炎病患等問題後，所自動產生的二維條碼，有紅、黃、綠3種顏色，「紅、黃碼」代表到過高、中風險區，或是從境外入境者，必須實施14天以上的集中或居家隔離，經申報確認後才能轉爲「綠碼」；持綠碼者得以於各公衆場所通行，換言之，若不及時或照實申報個人健康狀態，出外可能會寸步難行。
相較事後做疫調，詢問確診者足跡，健康碼可以預先掌握，提早做出防備，中國此舉獲得不少西方媒體關注報導，今年3月28日，中國更與阿聯酋達成健康碼互認的原則一致；4月6日，中韓外長會晤成果，雙方支持協商建立健康碼互認機制。
健康碼達成的防疫效果顯著，有效阻斷各種風險人羣，不過同時也引起關於侵犯隱私的討論。2020年4月，挪威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推出一款接觸追蹤軟體，能監控足跡、提出曾接觸確診者的示警。但2個月後，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離APP」遭到挪威個資主管機關（NDPA）禁用。
有論者認爲，當監控者長時間、多方面的資訊蒐集，對於個人的「深描與剖繪」（profiling）遠遠超過想像，任何人的移動軌跡、生活習慣、興趣偏好、人脈網絡、政治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不少西方國家，極重視患者個資，在美國有《健康照護可攜法案》（HIPAA），訂出了去除 18 項個人識別碼，作爲去識別化的基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則明確指出，假名化的個資，仍然算是個人資料。
英國國民健保署NHS的作法，則讓英國民衆有兩階段選擇退出中央資料庫的機會，一次是在一開始就拒絕家庭醫師將自己的病歷資料上傳到資料庫，二是資料上傳後，仍可以在資料分享給第三方使用時說不。
不過畢竟防疫是非常時期，須採用非常手段，要靠全體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對於科技防疫的接受度，也與上述提到的「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有很大關聯。西方國家重個人隱私，「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則具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衆志成城」的意識和向心力，也因此在健康碼等科技防疫在中國的推行十分成功。
中美製度不同，也體現在民衆在醫療資源的使用成本。在美國，沒有強制民衆參加醫保，不過企業需要爲僱員承擔一定額度的醫療保險，但無業者就無法享受。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曾試圖改革醫保制度，被稱爲「歐巴馬醫改」（Obamacare），不過遭到繼任者川普強烈反對，通過各種手段讓「歐巴馬醫改」一度名存實亡，一直到2020年3月美國爆發疫情，美國國會才通過一項新法令，讓全民可免費進行新冠檢測。
檢測費用雖然得以豁免，但在美國的民衆仍得負擔數百甚至上千美元的掛號、診療等相關費用。也因此美國2020年時疫情嚴峻，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其中有很多確診者是因負擔不起高昂的醫療費用而放棄就醫治療。
在中國，中國國家醫保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司長熊先軍曾向媒體表示，無論是本地或異地患者，都實行「先救治、後結算。」在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按規定支付後，個人負擔部分由就醫地財政給予補助，異地就醫醫保支付的費用由就醫地醫保部門先行墊付，疫情結束後全國統一組織清算，由參保地醫保部門與就醫地醫保部門結算。中國財政部社會保障司司長符金陵曾表態，醫療費用的保障比較充足，「請大家不用爲醫療費用擔憂。」
上述醫療體系的不同，也源於公有制、私有制的差異，若社會生產及醫療資源被金融資本所支配，導致金融資本對個人、社會和國家的支配，國家職能的正常履行就不得不依賴私人金融寡頭。反之，中國則實施公有制經濟爲主，發揮公立醫院、公有制經濟的治理效能。
鍾南山院士曾指出：「醫院與學校一樣，都是絕大多數普通百姓所必需的最爲重要的公益事業。既然是公益事業，就應該主要由國家和政府來辦，絕不能把其主體交由社會特別是國內外資本來辦」，他認爲如果主體是由國內外資本來辦，資本就會很快用高薪把優秀人才從公立醫院和公立學校挖走，這樣不用太長時間，就會把公立醫院和公立學校搞垮，普通百姓若患了難治的病，就只能到私人民營醫院。
●領導人風格 穩軍心或亂民心
中美的防疫模式，除了受制度因素影響外，領導人風格也呈現強烈對比。回顧2020年時的美國總統川普，他對新冠疫情表現出輕視和自大，也因爲面臨選舉，擔心衝擊聲望，在防疫與穩經濟的兩難中猶豫不決；他不願意正視公衛專權威家福奇的意見，還曾經只用自己的想像，公開宣稱「消毒劑能在1分鐘內殺滅病毒，有沒有辦法做到像是注入體內做個大清理」，讓衛生官員不得不趕緊出來闢謠，消毒劑和漂白水公司也發出聲明，提醒民衆勿不當使用這類產品。
2020年10月初，川普確診新冠肺炎，震撼全球，更證明病毒不分種族、國籍、階級，即便川普最終痊癒無大礙，但對個人聲望無疑大受影響。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就批評川普對疫情的因應方式，根本是場「絕對混亂的災難」。
鏡頭轉到中國，2020年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就召開會議，對疫情防控特別是患者治療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習近平強調，「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爲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並提出要以「全國一盤棋」的思維推動防疫工作，展現極高的執行力和成果。在疫情逐漸穩定後，接着向各國提供口罩、防護衣、篩檢器材，也派遣醫療團隊協助防疫，範圍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國家。
今年5月21日，習近平還在全球健康峰會上視訊致詞表示，中國將在未來3年內再提供30億美元國際援助，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抗疫和恢復經濟社會發展。用具體行動證明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
今年6月10日，美國總統拜登也宣佈，美國要向全球最貧窮的國家捐贈5億劑輝瑞疫苗，並強調「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有個醫學常識叫「預防勝於治療」，也就是事前預防勝於事後補救。疫情防控如今在全世界已成爲常態，不過在防疫報導的重點上，中國與西方也出現「事前補救」和「事前預防」兩派差別。
中國凸顯「事後補救」，強調疫情爆發後的各種防疫效率和成績，不少西方媒體則偏重「事前預防」派，歸咎中國在疫情最一開始冒出頭時，隱匿消息，最終釀成全球蔓延，因此至今仍緊追病毒溯源問題。
2020年2月，疫情爆發初期。有美國媒體稱，中國欠世界一個道歉；但從另個角度，若武漢沒有果斷封城，疫情說不定會更嚴重。當時曾有世衛組織專家在親身到武漢考察後感嘆，世界應該感謝武漢。新華社當時就稱：「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
病毒溯源問題，今年2月世衛組織專家到武漢調查後，多數專家得出了「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極低」的普遍結論，不過美國之後又選擇改從情報部門提供的報告，繼續緊追病毒溯源問題。
美國咬定中國曾隱匿疫情，可藉此轉移自身防疫不力的內部壓力，但不可諱言，2020年2月李文亮醫師的過世，以及1月初那份派出所以散佈謠言爲依據對李醫師的「訓誡書」，成了中國曾經瞞報的鐵證。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宋朝龍在《理論探討》期刊撰文指出，記錄顯示，中國首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人，是55歲的湖北居民，2019年11月17日確診染病，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但有關部門到2020年1月10日仍向公衆報告「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直到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才公開宣佈這種疾病呈現了人傳人的特點。
又譬如針對隱匿疫情的質疑，2020年1月26日，時任武漢市長周先旺在央視直播節目曾說了大實話：「不是隱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權。」
宋朝龍指出，防控初期的誤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衆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他認爲關鍵的問題在於官僚主義，因爲害怕疫情輿論影響其他方面的工作和政績。
●補短板 堵漏洞 贏大考
新冠疫情來得猝不及防，對全世界來說都是「摸着石頭過河」，誰能在錯誤中汲取經驗，學到教訓，馬上改正，或者看到別人的前車之鑑，立刻超前部署，防止再犯同樣的錯，誰就是贏家。
疫情剛爆發時，武漢地方官員瞞報延誤了防疫的黃金時間，肇因於官僚主義；在防疫如火如荼展開後，大陸也從官僚體制來改革，譬如習近平在2020年2月23日的防疫部署會議上表示，「在鬥爭一線表現突出的入黨積極分子，可火線發展入黨」，少數黨員幹部的早期疏忽，中共要用更多黨員幹部的加倍力量來補救。
習近平早在2020年2月14日就指出，「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也指示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時隔1年4個月，今年6月4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具體政策文件落實，其中要求「建立分級分層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同時要中西醫並重，推動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5G等資訊技術與醫療服務深度融合。可說是對一年多來防疫工作的經驗總結。
從制度差異、民族性、國家與社會關係、領導人的風格，到公共醫療的保障、科技防疫等等，疫情治理模式的考驗，也是政治經濟制度博弈的延伸。
截至2021年6月下旬，中國接種疫苗已超過11億劑次，離羣體免疫愈來愈近；美國成人的疫苗施打率也已達64%，離拜登總統訂定的7月4號七成施打率目標，也不遠矣。誰能愈快恢復社會正常生活，誰就贏得這場治理體系的大考。（作者爲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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