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院的種族滅絕之訴:南非與以色列的「加薩敘事」攻防戰
2024年1月12日,一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民衆在經過海牙國際法院外的聲援以色列活動人羣時,舉起巴勒斯坦旗。 圖/美聯社
▌法庭攻防:南非的控訴
國際法庭關於南非控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種族滅絕」一案的公開辯論,於2024年1月11日和12日兩天進行。主要的爭議分爲兩大部分:其一,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是否有可能造成巴勒斯坦種族滅絕的結果;其二,以色列是否具有種族滅絕的企圖。
▌接續上篇:〈同病相憐之國?南非爲什麼幫巴勒斯坦「控告以色列」〉
針對第一個部分,南非層次分明地陳述以色列如何系統性地壓迫其所控制區域內的巴勒斯坦人,且自10月以來的軍事行動已造成無數平民的傷亡。
首先上場陳述的是南非駐荷蘭大使瑪東瑟拉(Vusi Madonsela),他主張以色列的滅絕種族行徑早在1948年便開始,而且是「以法律、政治等體制性的歧視手段,建立以色列的統治以及巴勒斯坦種族隔離制度」。近期的軍事反擊所造成的傷害,只是在一個持續性的事實上「跨越了不可容忍的界線」。
以色列方面則以正當防衛作爲反駁,主張真正應該被追究的是哈瑪斯的恐怖組織及其攻擊行爲。然而針對此一辯駁,南非早有準備:滅絕種族罪是所有人都有義務避免、且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正當化的犯罪,即便是遭受最嚴重的非人道攻擊,也並不因此合理化滅絕種族的行徑。
法院基於同樣的理由,拒絕了以色列方面試圖當庭播放10月7日哈瑪斯恐攻影片的請求:以色列是否造成種族滅絕的危險應該單獨看待。
此外,針對聯合國憲章所賦予的正當防衛權這一點,國際法院提醒它並不能適用在該國自己所佔領的區域內。也就是說,由於加薩是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區域,在該區域內所執行的軍事行動並不能以「正當防衛」爲由來正當化,否則任何企圖加強佔領的殖民者都能以正當防衛爲藉口強化其控制。
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圍城下的情況:缺糧、缺水、缺醫療資源、疾病肆虐、死亡遍佈。圖爲2024年2月21日,一名從加薩走廊北部逃往南部汗尤尼斯的巴勒斯坦難民兒童。 圖/歐新社
接着,南非團隊的首席律師哈辛(Adila Hassim)勾勒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圍城下的情況:缺糧、缺水、缺醫療資源、疾病肆虐、死亡遍佈。她引用聯合國當時的數據:2萬3,000人死亡,其中婦女及孩童佔了70%;7,000人下落不明。哈辛也引用了聯合國官員的評估:「在加薩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哈辛進一步指出以色列所指揮的轟炸行動的慘烈程度名列史上前茅:戰爭前3周,每週都有6,000枚重達900公斤的炸彈落下,住宅區、庇護所、學校、禮拜堂及難民營等,無一倖免。「巴勒斯坦人在撤離時被殺,不撤離也被殺;逃難時被殺,即使是遵循以色列所提供的逃生路線也可能被殺。數百個家庭、不分老幼地遭到殺害,即便剛出生的嬰兒也難逃一死。」
85%的加薩人口被迫遷徙,衆多平民遭到逮捕且移至未知的地點。另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93%的人民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種種事實都顯示了受害族羣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創傷,有可能造成全體族羣的毀滅 。
南非團隊嘗試建立的第二個事實,是以色列政權具備有滅絕種族的意圖。此時另一名律師恩古蓋託比(Tembeka Ngcukaitobi)上前,一一指出事證。
首先,以色列政府官員及軍方高層多次在公開的言談中,表現他們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歧視心理。例如,總理納坦雅胡(Benjamain Natanyahu)曾兩度將巴勒斯坦人比喻爲亞瑪力人(Amalek),也就是在希伯來聖經當中,神指示必須全體消滅的族羣。又如以色列國防部長曾經說巴勒斯坦人是「人形動物」(human animals)。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Isaac Herzog)也曾說「巴勒斯坦人全體」都需要爲以色列的損失負責;以色列國會副院長甚至說要「消滅加薩走廊」。
律師恩古蓋託比指出,這些高層的言論對於基層的軍人的言行與心態都有影響。他所引用的證據是以色列前線軍人以及退伍軍人自行錄製並散播於網路上的影片,影片中可看到軍人一邊對着加薩平民進行殘忍虐待,一邊高唱「滅除亞瑪力人的種子」,彷彿在拍攝虐殺電影。最後,恩古蓋託比也譴責以色列政府對於這些基層的行徑並未加以約束,在軍事行動的指導上也未嚴格要求仔細區分武裝份子與平民。該律師認爲,種種事蹟都顯示了:
南非(左)和以色列代表團(右)於2024年1月26日在荷蘭海牙舉行的國際法院開庭期間站立。 圖/美聯社
▌法庭攻防:以色列的辯護
以色列方面的反駁論述主要分成兩點:一、以色列從來沒有滅絕種族的行爲或意圖;二、南非所請求的緊急禁制令等同於剝奪以色列自我防衛的權利。
開啓反方辯論的以色列外交部的法律顧問貝克爾(Tal Becker)開宗明義地主張,對於以色列的建國基礎而言,「防範種族滅絕」不是一個口號,而是其最高道德原則;在這場戰事中,以色列從未企圖滅殺一個種族,而是企圖保衛自己的國族。他批評南非的控訴僅擷取片面的事實,並未考量衝突的複雜性,且刻意抹煞巴勒斯坦方面的責任;勾勒出慘烈的戰爭圖像再輔以高尚的言詞,簡直是拿「種族滅絕」概念當成誹謗的工具。
貝克爾進一步論述,以色列所對抗的是殘忍無下限的恐怖組織,作戰所導致的慘烈後果是真實的,但主要原因是哈瑪斯的策略不顧平民的傷亡,甚至以平民當箭靶,刻意將武裝部署混入平民聚集的地區與公共設施,例如學校、禮拜堂、醫院等。
英國國際法權威麥肯.紹(Malcolm Shaw)接續辯論,反擊南非關於以色列犯罪意圖的主張。他認爲,政治人物的幾句話並不能夠證明政府有滅殺巴勒斯坦族羣的意圖,且這些話的嚴重性在沒有脈絡的情況下被過度放大。
確實,過去國際法院判斷爲種族滅絕的幾個例子(雪布尼查大屠殺、緬甸對羅興亞人種族清洗),都有明確的官方計劃或種族政策作爲判斷的基礎。在以色列的案子中,因爲沒有明確的官方政策,法院必須就政府領導集團的態度與實際執行的情況,從紛雜的事實中拼湊出系統性的作爲,才能斷定有滅絕種族的意圖。
另一方面,以色列並非首先開戰的那一方,在過去的例子中也從未有過反擊的國家遭控種族滅絕的例子。雖然這點並不妨礙滅絕種族罪的成立,但是要判斷有此意圖,會需要更多的證據。麥肯.紹也列舉了反證指出,以色列官員也有主張促進加薩生活條件的相關發言,總理納坦雅胡在開庭前一天也曾表示:「以色列並沒有打算長期佔領加薩走廊,也無意強迫其人民遷徙。」
接棒的以色列司法部顧問拉瓊安(Galit Rajuan)上臺後,展示多張戰事紀錄畫面,一一指出哈瑪斯戰士如何喬裝成平民,將武器部署在各種公共與私人場所,從一般民宅兒童房的牀底,到醫院的儲藏間等,都成爲他們培養勢力的空間。尤其是醫療機構,以色列所搜索的每一間醫院都留有哈瑪斯的武裝痕跡。
拉瓊安也毫無迴避地坦承,部分的人員傷亡的確是以色列軍方造成,但這歸根結底仍然是哈瑪斯的策略所導致。這也呼應麥肯.紹所言:「軍事衝突必然會有損傷,武力的使用本身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滅絕種族的行爲。」拉瓊安還主張,以色列確實有試圖減損平民的傷亡並且協助人道救援。然而關於這一點,駐紮當地的各個NGO團體、聯合國組織、以及加薩本地媒體都已多次否認,但由於國外媒體不被允許進入加薩,所以外界無法加以確認。
2024年1月12日,荷蘭海牙國際法院外的抗議活動中,一張桌子上擺放着10月7日哈馬斯在以色列跨境襲擊中被綁架的人質照片。 圖/美聯社
▌國際法院宣判緊急禁制令
2024年1月26日,國際法院宣佈其決定。法院認爲,位於加薩的巴勒斯坦人面臨實質且立即的危險,極可能遭受無可回覆的傷害,因此命令以色列有以下義務:
1. 盡其所能防止任何滅絕種族行徑
2. 採取實質措施管束其軍隊在現場的行爲
3. 懲處煽動滅絕種族的公開言論
4. 採取緊急措施確保巴勒斯坦平民能獲得物資與救援
5. 保全滅絕種族罪的相關證據
法院並要求以色列一個月內回報執行狀況。然而法院並未認可南非最重要的請求:即刻停火。簡言之,以國際法院目前的觀點而言,以色列可以繼續其軍事行動,但是過去的事證顯示以色列未盡足夠努力防止種族滅絕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各項決定並未取得全數法官的同意,其中以色列推派的法官巴拉克(Aharon Barak)僅同意上述第3及第4項。而另一名烏干達裔的法官賽布庭(Julia Sebutinde)則對每一項都投下了反對票,因爲她認爲以巴問題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法律不應該介入。除此之外的其他15名法官則全部認同以上所有要求。
2024年1月26日,國際法院宣佈其決定。 圖/歐新社
▌兩種受難者敘事的對立
由於國際法院的決定沒有現實上的強制力,此案的象徵意義遠大過實質意義。不過,這場法庭對抗雖然對以哈戰爭能帶來的實質效果有限,卻開啓了另一個論述的戰場。
許多國際評論家指出,南非控告以色列意味着,歐美以自身經驗爲出發點的道德與正義的內涵正在受到挑戰。這並不是說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不認同發源自歐洲的人權普世價值,而是他們受迫害的歷史並沒有以同等的重量受到歐美論述的認可。
南非藉此案想要帶頭呈現的敘事,是取消猶太屠殺的歷史特殊性,將其放進更早開始、持續更久、範圍更廣且伴隨各種制度性手段的種族歧視的歷史。它所要批評的是這件事:任何殖民主義的記憶都無法在西方中心的人權論述中,競逐那個最沈重、最不可動搖的受難者位置;而今天人們甚至能夠容許最神聖的受難者反過來遂行殖民主義。
以色列直升機飛過遭轟炸的加薩上空。 圖/美聯社
這場訴訟就像一張試紙,將歐美世界主流道德言論的偏頗清楚表現出來,相關反應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直言此訴訟完全「沒有意義、毫無事實根據」。法國外交部長賽卓內(Stéphane Séjourné)則說:「控訴猶太國犯下滅絕種族罪,這已經超越了道德界線。對於以色列,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主張要尊重法律,持續性的轟炸應該停止。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顛倒文字的意義。」
言下之意是,以色列做得再怎麼過火,都不可以用「種族滅絕」一詞來控訴它。而德國更選擇正式參與訴訟爲以色列辯護——此舉挑起納米比亞的不滿,因爲德國殖民者在1904到1908年之間在納米比亞犯下被史學家封爲二十世紀的第一場種族大屠殺,至今尚未完整補償,卻反而去幫忙洗刷他國的滅絕種族罪名。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道德主張的背後沒有隱藏的政治利益,即便是弱勢的非西方國家,也不可能是超然的正義代言人。
關於這點,透過另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案件便可以看得出來:烏克蘭控告俄羅斯。俄羅斯於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兩天後烏克蘭便向國際法院遞狀控告,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其軍事行動。烏克蘭有兩點主張:第一、俄羅斯指控烏克蘭在頓巴斯地區實行總族滅絕爲莫須有的指控;第二、俄羅斯的軍事行動造成烏克蘭人的傷亡,有構成滅絕種族罪的嫌疑。國際法院在2022年3月16日便下達緊急禁制令,要求俄羅斯立即停火(相關罪名至今還在審理中)。在此案中,沒有任何歐美紐澳之外的其他國家參與訴訟支持烏克蘭。看來非西方國家對於何謂「種族滅絕」也有自身的偏頗。
相對地,所有支持烏克蘭控告俄羅斯一案的32個國家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支持南非控告以色列的行動。比較這兩件國際法訴訟,可以清楚看到兩種不同的政治道德論述如何將世界分成壁壘分明的兩半。只不過,透過南非控告以色列一案,弱勢陣營的聲音又更清晰、更有自信了一些。
問題終究還是在於這兩種立場該如何對話?軍事衝突談判專家皮耶.阿鬆(Pierre Hazan)指出,這場在海牙上演的法庭爭議要能完美落幕,取決於人們是否能夠以同等的方式承認每個受難記憶的特殊性,並拒絕將這些記憶排序或相互對立。然而現在看起來,目標還很遙遠。
2024年1月13日,南非約翰尼斯堡,支持巴勒斯坦的抗爭者在美國領事館前,針對美國對加薩戰爭的反應進行抗議。抗爭者所拿的西瓜,由於配色與巴勒斯坦旗相同,故被許多親巴勒斯坦人士做爲抗爭的象徵物。 圖/歐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