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說犯何罪？－－從馬英九特別費案到特偵組濫權
馬總統大動作召開記者會，以民主法治史上最恥辱的一天，來形容此次立法院長、法務部長等所涉及的關說案。惟不論此案是否爲政治鬥爭，但應思考的是，到底關說犯何罪、此案是否有證據能證明如此之事實等，恐是須先釐清的問題。
我國刑法並無所謂關說罪存在，所以嚴格來講，關說並不能算是一種法律概念，而僅是在陳述一種事實與情況，至於關說是否違法，甚或犯罪，仍無法一概而論。如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公務員針對主管事務，是不得有請託或關說人事之情況。又如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8條，公務員亦不得就私人利益爲關說。諸如此類的關說，雖有違法，卻頂多爲行政懲戒，但若在關說或請託時，向公務員爲利益或金錢的給付，就會涉及刑法的貪污重罪，自不在話下。所以，將關說等同違法或者犯罪的說法，實屬過度簡化了問題，尤其在政府公開招標的場合，依據政府採購法第16條第1項，甚至還允許以書面或作紀錄的方式爲關說，凡此規定，正可突破關說即等同於不法的迷思。
而關說雖爲人所詬病，但對於刑事案件而言，關說與請託，雖不能說如過江之鯽，卻也非什麼新鮮事，致突顯出臺灣「有關係就是沒關係、沒關係就是有關係」的走後門文化。尤其在去年，最高法院出現是否廢除保密分案的爭議，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的楊仁壽曾說出，若無保密分案，馬總統的特別費案恐難獲無罪的結果，以來堅持保密分案可以杜絕關說的重要性。而之後也傳出，此特別費案於二審判決無罪後，國民黨高層亦曾向檢察總長請求不要上訴的消息。雖然這些訊息，皆未能得到證實，恐也非空穴來風，惟就算如此的傳聞屬實，但因此等關說，並無對司法人員爲行賄或以強暴、脅迫之情事，或許在道德上可議，卻難稱得上有何違法之處。
而就此次爆發的關說案來說，肇因於立委柯建銘案於更一審判決無罪後，承辦檢察官是否有受到外力干預，而爲不上訴之決定。而檢察體系雖隸屬於法務部，惟法務部長卻僅能爲檢察行政的輔助與監督，而不能爲個案偵查與訴追的命令與指示。至於檢察長，雖基於檢察一體，對下級檢察官有指揮權限，但對於個案是否追訴、是否上訴等，仍須依法爲監督，而非可恣意妄爲。
既然依法院組織法第60條第1款，檢察官針對犯罪的訴追，只能是依法行使職權，自不能有其他因素的考量。故若法務部長對具體個案爲施壓、檢察長濫權要求不爲上訴，檢察官並因此聽令而爲，則此等官員就爲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的濫權不爲追訴罪之共犯，而因有部長涉案，致屬於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1款，由特偵組專屬管轄之案件。
依此而論，此關說案若真有其事，特偵組理應全力訴追此等人員，但讓人不解的是，其卻將此案函送監察院與移送檢察官評鑑，此動作似意味，就算查有關說之事，但因濫權不爲訴追罪的成立，須爲明知且要件極爲嚴格，若又苦無部長與檢察長施壓之事證，僅憑他案監聽所得的隻字片語，或可爲街談巷議的話題，卻皆屬於所謂的傳聞，致難成爲法庭上的證據。特偵組必然深知此理，而僅將案件函送監察院與檢察官評鑑，惟問題是，若如馬總統與特偵組所言，此關說案事態嚴重，並已對司法威信造成極大傷害，則僅以行政懲戒爲對待，豈非是種輕縱，致有濫權不訴追之嫌？
在2006年，於最高檢察署所設立的特偵組，原本是期待藉由層級的提升，並調集全國檢察界的菁英，而能以最專業的辦案能力與最獨立的職權行使，來抗制高層公務員的貪瀆犯罪。但如今看來，不僅成效難以發揮，亦在此次關說案中，處處顯露出偵查專業的不足與程序的嚴重瑕疵，致讓人有爲政治角力，甚或是挾怨報復之感。與其如此，不如廢除特偵組，並強化檢察官的獨立性與中立性，而讓檢察權迴歸正常體制。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