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柏南克對聯準會抗通膨能力恐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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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美歐等西方國家物價飛漲，以聯準會爲首的主要央行先後轉向緊縮，通膨走勢與央行鷹派行動已成爲全球市場首要風險，且無論是戰爭導致的供給面衝擊、大規模財政政策或聯準會政策的落後，均令人回憶起1970年代美國停滯性通膨的慘痛經驗。但6月中旬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B. Bernanke）於《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現今聯準會的獨立性及對控制物價責任的態度與做法，與當初大不相同，遂研判停滯性通膨幾無可能捲土重來。但真是如此嗎？

確實，美國1970年代經歷長達10餘年的高通膨時期，兩任聯準會主席馬丁（W. M. Martin）及伯恩斯（A. F. Burns）任內雖試圖提高利率以紓緩通膨，但先後遭受詹森及尼克森總統以戰爭及大選等政治目的施壓，要求保持低利率並避免使用打擊經濟成長的抗通膨手段，以致錯失緊縮貨幣政策施行良機，或在施行後又因經濟放緩而退縮，因而無法有效地阻斷通膨趨勢，每每復燃並愈演愈烈。同時，除了白宮與國會的外部干擾外，聯準會的失誤亦難辭其咎。面對供給面衝擊造成的食品、能源價格高漲，與衍生的工資─物價上升螺旋，伯恩斯將之歸咎爲大公司和工會力量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膨，認爲超出聯準會可控制範圍，以貨幣政策應對代價過高且無效，故支持白宮採取工資及物價管制措施。豈料，壓抑一時的通膨在管制結束後強力彈升，突顯伯恩斯的決策思維錯誤。

相較之下，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在2018年至2019年中升息期間，便曾力抗時任總統川普以美股與經濟下滑爲由的干預、撤換主席的威脅，包含柏南克在內的多位前聯準會主席也公開力挺央行應獨立運作，不可屈服於政治壓力。今年以來聯準會多次升息雖引起市場焦慮，現任總統拜登仍表示尊重與不干預聯準會決策的立場，顯見當前聯準會獨立性已有提升，應可專注於當下經濟數據進行判斷與決策，行使穩定物價的職責。再者，去年美國物價開始上揚後，聯準會也曾誤判此爲供應鏈中斷造成的暫時性現象而輕忽其嚴重性，但隨着通膨未見消退甚至持續飆高後，11月鮑爾即改口承認通膨有長期化之虞，不能一味等待供應面因素自然退去，聯準會仍應主導貨幣政策減緩需求來穩定通膨，遂有了今年3月啓動升息循環之舉。

話雖如此，以當前通膨高漲和全面化的程度，聯準會如何拿捏收緊貨幣政策的力道控制通膨，儘可能降低對經濟的衝擊仍非易事，且除了戰爭及疫情等外部變數，貨幣政策有效性更取決聯準會公信力。因爲若各界對聯準會穩定物價的能力有信心，便可避免形成廣泛的通膨預期，遏止通膨的自我實現；反之，則易觸發工資─物價上升螺旋，拖累緊縮貨幣政策成效。

目前看來，6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顯示，消費者對未來5年通膨預期達3.1％，較一年前提升，與聯準會預期在兩年內使通膨回覆至目標值2％左右顯有落差。其次，不少人詬病此次金融市場劇烈震盪的源頭爲聯準會自2010年起的近零利率超寬鬆貨幣政策，讓過多資金流入市場將資產價格推高，如今爲穩定通膨而提升利率，衝擊資產價格，使投資人仰仗的聯準會賣權（Fed Put）不再，市場不確定性與脆弱性將大幅升高，加上去年誤判通膨情勢，導致政策落後等情形，都損及聯準會信譽。

更何況，想讓通膨自當前高點消退不可能立竿見影。1979年伏克爾（P. A. Volcker）就任聯準會主席後，短期內將政策利率一舉拉高約10個百分點，仍花費近3年時間，才使通膨自14％高點降至3％以下，遑論這期間還先後經歷了共約兩年的深度經濟衰退。而今通膨雖不如當年嚴峻，但近年大環境結構改變，如能源轉型、人口結構變化、供應鏈重整及保護主義擡頭等因素皆形成物價上行壓力，疫情爆發與俄烏戰爭又使通膨加劇，提高聯準會穩定物價難度，使通膨降溫勢必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過程中景氣衰退及金融市場動盪亦難以避免。由此可知，柏南克對當前聯準會對抗通膨的預期，恐怕過於樂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