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中美關係的 「川普元素」
【文/未名】
自從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之後，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領導人的首次「過招」將會是怎樣的情形，便一直備受關注。終於，川普於美東時間2月9日晚提起了撥往北京的電話，恰值中國元宵節前夕。在這外界期盼已久的電話交談中，兩人達成了較高的共識。川普並應習近平的要求，承諾會履行美國的「一中政策」。
電話遲到了20天之久，這極不正常的「擱置」自然引起了廣泛猜測。有人說是雙方都尚未敲定對對方的策略；有人說是「先急者輸」，川普故意擱置重要對象，以在凸顯自己重要性的同時，設立更好的未來談判起點，而中國則並不着急。衆說紛紜，皆有其理。
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北京毫無疑問是川普最重視的外交對象。面對中國這樣一個角色，川普政府既需與之合作，又需有所防範。畢竟，如果說當今之世有一個國家能夠給美國帶來最大的衝擊，那就非中國莫屬了。這一點不僅是美國政壇傳統建制精英的共識，也是如今這位白宮之主和其幕僚的共識。
其實，中國的崛起本身就是對美國傳統建制的衝擊。川普雖然說以反建制爲名獲得總統大位，但事實上他自己本就是美國建制精英的一部分，只不過是建制中的邊緣分子。他的反建制只不過是邊緣人物企圖擠向乃至佔領核心的「反」，而不是要顛覆建制體系本身。
因此，當他今天得到了掌控建制勢力的位子，他的工作就立刻變爲要保衛建制。此時中國的「反建制」特質，自然就成爲川普這個建制中人的防禦對象。
中美困局的背景
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攤牌」階段。按中國經濟當下的發展形勢，必然會在幾年時間之內超越美國。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其他方面的影響力也開始讓美國坐立不安，其中中美軍事的較量顯然最具挑戰性。
如果說中國十年之內在軍事上超越美國可能有些牽強，但說中美在軍事上將會平起平坐卻並不爲奇，這一點美國心中有數。什麼是平起平坐？對於心高氣盛的美國人來說，平起平坐就是羞辱。如果美國讓中國軍事發展達到這個地步，也就意味着美國的單一超級大國地位成爲過去，這並不是美國人容易接受的現實。
要知道，軍事較量並不是數炮彈、數飛機和數軍艦。就以南中國海爲例，美國今天就無法再在那裡耀武揚威。就算美國習慣了在中國周邊空域抵近偵察，由於中國的抵制，今天也變得沒有那麼方便。中國在韓戰中就是以小米加步槍將美國人從鴨綠江趕回三八線以南，越南人也是用游擊戰將美國大兵趕出「中南半島」。軍事較量是複雜的戰略較量，不是武器較量，更不是字面數目意義的較量。
美國目前的形勢並不利於它對中國採取敵對態度，更不用說發生軍事衝突。美國希望繼續扮演世界領導者，但各種地緣政治問題都無法擺脫中國的影子。任何貿易討論，少了中國就少了世界的一大部分。
衆所周知，美國以後30年至50年的發展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但美國所能掌握的資源卻無法讓其單獨實現這項工作。美國的科技和工業基礎，包括人口結構，都需要在這一些投資上獲得其他國家的參與，中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參與者，原因是中國的工業和價格結構與美國非常匹配與互補。如果中美在這個問題上合作，它既有利於中國，更有利於美國。
川普是一個商人，而且是有特定經驗的商人。他所從事的行業，非常需要依賴資本，不論是投資還是銀行借貸。對於美國的基礎建設，他非常明白箇中道理。更何況他知道中國在資本和工程能力上都有充分的競爭力。如果美國能借助中國的資源，他便可以順利啓動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有助於他再次連任。
川普是帶着這種矛盾的心情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溝通的。一方面，川普希望延續美國的「偉大」，保持美國原有的現行世界秩序「建制領導者」的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人心裡明白，中國的崛起將直接撼動美國的世界地位，也就是說，自從冷戰之後，美國保持的世界領導者地位將無法完整繼續。
同時，美國也知道，這不是自己能做什麼而改變得了的。中國的崛起並不是美國施捨的，更不是依靠美國的任何幫助。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的崛起並不一定有損美國的繼續發展。或者說，中國的崛起甚至是有利於美國經濟。美國人今天需要的是發展，也就是經濟能夠繼續增長，生活能夠繼續有保障和改善。一般美國人並不那麼在乎抽象的超級大國地位，尤其是要在經濟發展和保持這種地位兩者之間作選擇。
中美較量正是源於這種關係之中的結構性格局，我們可以從五個角度考察。
五個角度下的中美關係前路
首先，美國是新興大國，享有這種超級大國地位只有幾十年，享有冷戰之後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也只是不到30年光陰，要讓一個暴發戶式的超級大國這麼輕易地放棄並不好受。對於中國，它尋求的不是什麼超級大國地位，而是回覆昔日的輝煌，也就是「民族復興」。不幸的是，這種復興必然將「驚動」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就算中國無意挑戰美國，但中國的自然崛起就會對美國的領導地位產生挑戰。
其次，美國是自由經濟，企業是它的最大本錢，更是它最大的資本。可惜，由於這種制度，企業的自主性極高。當企業面對自己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抉擇時，無法不站在自己的利益一邊。
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德勤（Deloitte）和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1月，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總額已達2.5萬億美元，他們不會因爲愛國而將利潤匯入國內。就以蘋果公司爲例，它就算用借貸的方法在美國投資，也不會將利潤從境外轉入，就是這個原因，而其海外利潤總額已高達915億美元—這還僅居第三，微軟和通用汽車的海外利潤規模更是都超過千億美元。
事實上，美國這些大企業已經不再屬於美國，過去幾年不少醫藥公司透過海外收購，將控股公司地位轉移到稅務優惠的國家，就是爲了減輕自己的稅務負擔。有人甚至研究蘋果公司是否應該這樣做，因爲它在海外的收入已經遠遠超越它在美國的利潤。這種企業結構讓美國政府在處理國際上的經濟關係時，經常得不到自己企業的支持。
相反，中國的不少大企業卻都是國企—也就是說，只要政府需要在哪裡發展或投資，這些企業很願意配合。甚至是如阿里或萬達等非國企，只要國家有所要求，而要求又不過分，他們都願意儘量配合。這既是因爲有實際利益需要，更重要的就是這些公司知道，配合國家政府不會讓自己吃虧，甚至還有機會獲得其他的利益。這就讓中國在全球伸展自己的影響力時，能夠做到遊刃有餘。最近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擴張計劃能夠做到如此成功，譬如在非洲的鐵路和港口投資，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港口或工業區項目，都是因爲這樣的原因，而日本就是在中國這種優勢之下被淘汰的。
第三，在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下，社會上各種利益團體都是透過法律或國會遊說建立自己的地位。各種博弈手段之間往往相互衝突制衡，造成國家行政效率低下。
以西亞北非爲例，該地區過去幾年的不穩定使美國政府無法與在當地作出活躍的非政府組織（NGO）政策協調，造成各種不利於美國政府的混亂，埃及穆巴拉克政府（Hosni Mubarak）垮臺就是最好的案例。烏克蘭的情況也可以算是一例，美國或許根本不希望這個國家的混亂會達到今天的地步，然而，來自美國的各種政治勢力和烏克蘭的反對派根本就是打着另一個算盤。
類似這樣的情況，使得中國在第三世界，甚至不少其他已發展國家，都受到較大的歡迎。中國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也不會有什麼中國的組織參與別國的政治混亂。這樣就會讓中國與這些國家，不論是在混亂之前或之後都可以開展合作。就以斯里蘭卡爲案例，當與中國友好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在2015年大選中失敗後，新上任的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並沒有因此而改變與中國的緊密經濟關係。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烏克蘭、埃及、伊拉克，這種優勢顯然不是美國可以比較的。
第四，美國的軍事優勢是美國的實力所在。但這種優勢也是美國財政上與戰鬥力上的負擔。不少人認爲美國的軍事開支鞏固了美國的戰鬥力，事實上，戰爭是一個國家的負擔，原因就是軍事經費只會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經濟的發展。蘇聯當年的情況就是證據，美國的軍事工業體制已經成爲美國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沉重負擔。
美國軍人已經不能夠自己打仗，軍事工業體制的設計師纔是他們的軍人，主宰着美軍的一舉一動。現代戰爭既需要先進科技，但更需要軍事戰略上的機動性。龐大的軍費和軍火商對政壇的影響力，讓美軍只能用某種方式打仗，甚至可以說，只能夠跟某些人打仗。
然而，戰爭並不一定可以用既定準備的方式進行，特別是當對手已經是旗鼓相當。爲什麼美國不能夠在敘利亞發揮影響力，那就是因爲俄軍已經打着另一種戰爭，美國無法用那種方式加入戰場，更不願意和俄軍發生不必要的正面衝突，最後的結果便是將整個戰場送給了俄國和伊朗。
美國用這麼多錢投資在特定的戰爭模式上，可是當與力量相當的對手作戰時，又會有諸多不同的考量和不確定性。如果有一天美國真的要考慮和中國開戰，這些疑惑便會變得更爲複雜。那時美國的軍事投資或許真的會變成皇帝的新衣，在花費大筆軍費開銷之後，只能夠儘量避免直接衝突，這不應該是美國所希望看見的。
第五，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是進入消費和服務型階段，這將成爲全球最大的採購源頭，就好像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如果中國成功完成轉型，那麼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力，特別是就業和出口，將會是最大的中美關係改善的誘因。關於這一點美國的企業看得見，但美國的政客，特別是國會裡受意識形態所影響的頑固派卻視而不見。以後幾年，這樣的覺醒將會逐步出現。
然而，這位身爲生意人的美國總統又是否能理解？會怎樣理解？這都將會產生關鍵作用。如果他將自己極好表現、近乎「自戀」的性格加以收斂，或者作爲原來的生意人，那麼或許會爲美國日後幾十年的發展產生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