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習近平壁畫兩岸統一的兩階段討論
▲中共十九大順利落幕。（圖／本報資料照／記者宋良義攝）
【文/黃俊杰】
衆所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九大）落幕後，臺灣內部急於爭辯，十九大政治報告究竟有無「對臺統一時間表」。對「答案爲否」的一派而言，是臺灣面臨「統一問題」暫且「逃此一劫」的喘息機會，能繼續安然度日；對「答案爲是」的一羣，則是料見習近平任何有關兩岸談話，都將影響接下來北京對臺統一的佈局內容，成爲「錨定」兩岸統一的階段性進程。顯然，在問題上，臺灣不該深陷「有或無」的辯駁，而低估習近平治下對兩岸統一安排的決心，必須迴歸「多與少」、「快與慢」的現實討論。
重新解讀十九大政治報告對臺內容
依循中共政治報告具有的「承上啓下」的歷史慣性，能夠解釋習近平如何總結過去的治理經驗，以及策劃未來的權威指導，尤其必須要正視十九大在中共發展歷程的極高重要性。有別於江澤民與胡錦濤在以往的政治報告中，皆以「五年爲一代」進行檢討，習近平首次以「新時代」的政治符碼，揭示中共正在面臨「歷史交匯期」，不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還爲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拉開序幕，同時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結果。
對臺灣而言，十九大政治報告涉臺內容不該以「字數」或「篇幅」衡量輕重，而是需要更全面，且細緻地詮釋習近平對於兩岸關係的談話精神與結構安排。如今，習近平不再如同往屆中共領導人對臺問題持被動的態度，而是已經理解自身實力越強、兩岸差距越懸殊，必然有更多籌碼主動將臺灣前途鎖入中國大陸發展之中，捆綁成「兩岸命運共同體」，並且更有能力排除任何不利於兩岸統一的干擾因素，進一步完成統一大業。進一步言，習近平對臺明顯有着「高階戰略－中層戰術－基礎戰技」的多層次策略佈局，藉以系統地推進兩岸統一的發展進程。
從「戰略原則」觀之，習近平對臺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此一不變基礎，契合習爲求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定力」的自信、意志與精神。回顧中共十三大以來政治報告的涉臺論述內容均可發現，「和平統一」始終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目標與基本方針，一方面對內壓制「武力統一」的左傾路線，另一方面，確保對外及周邊地區的安全穩定，不讓兩岸發生武力衝突轉變爲其他國家能夠強制介入干預的藉口。同時，一國兩制也是對臺劃出「賽局邊界」的遊戲規則，是「一箇中國」原則之下的過渡性安排，關鍵在於「一國」是談判底線，不容臺灣討價還價的空間。
其次，以「戰術指導」判斷，習近平既對臺灣民衆溫情喊話，也警告有意「破壞兩岸和平現狀」的「麻煩製造者」不該挑戰中共底線，保持對臺「兩手策略」。習近平特別強化了對於「臺獨」處理方式的主動性，從態度上的反對，走向彰顯「有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臺獨」的決心，並以陳述「六個任何」的強勢作風，以杜絕「臺獨」伺機而動的操作空間。由此觀之，習設定的兩岸戰術，猶如《馬太福音》所寓言，「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有的也要奪去。」
最後，在「戰技運用」上，中共對臺系統會以更細緻的方法處理臺灣事務。另一方面，相關惠臺政策與執行，預料也將會全方位覆蓋臺灣民衆需求，符合擴大兩岸之「融合發展」的戰術要求，以提供臺灣民衆在中國大陸學習、創業、就業與生活的必要協助。從近期針對專屬臺生適用的獎學金政策、入學門檻放寬，以及開放國有企業實習機會等，都是過去未曾有的政策優惠。有鑑於此，未來可以想見還會有更多獨厚臺灣的禮包，企圖創造臺人赴陸發展，從「涓涓細流」集結成「滾滾洪潮」的繁榮景象。
習的歷史責任與民族情懷
深植於習近平紅色DNA 之中，一向將臺灣迴歸中國大陸視爲歷史必然，也是習對於自身作爲第五代中共領導人的使命與挑戰。如同習近平2013年與蕭萬長會面時曾提到兩岸政治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顯示習對解決臺灣問題不僅止於內心囈語，而在更多時候表現出光陰不待的急迫感。又如，習近平過去屢次對臺談話，無論對象爲何，都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爲標準配備，像極毛澤東曾言，階級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不懈精神。
自十九大後「習思想」定於中共黨內一尊，參照習近平在中國大陸內政治理果斷明快之決策風格，同時也表現在國際交往的對外策略，更多的自信奠基於中國大陸國家實力日益增長，逐漸由過去不願正面承認存在「北京共識」，轉向積極對外宣傳所謂「中國方案」，以一種外延性更強的訴求來面對全球權力體系的變化。所以，現階段處理美中臺戰略三角格局下的兩岸關係，習近平似乎表現出了更爲從容的態度，以進一步設定符合中國大陸自身需求的節奏，緩緩將臺灣收入口袋中。
尤其，這般強烈欲求「中華民族復興」的深層情緒，多發於中國大陸受西方列強欺凌與認知國際秩序不公的反抗意識，換言之，也是「歷史悲情」與「現實不滿」的交互作用，框構出一套屬於「中國特色」的認識基礎，反映出對西方價值觀的懷疑，及其發展過程所產生的各種流弊。對此，無論對外宣傳或對內論述，習近平都開始建構能夠彰顯中共領導下的「民族復興」使命感。只不過，習近平深知兩岸統一無法即刻到位，而是需要以堆積木方式，層層築牢，以防任何時候出現地動山搖的反向逆襲，也因此讓臺灣暫且能作爲兩岸歷史發展進程的「特例」。
至於臺灣如何成爲「特例」？習近平似乎對於臺灣懷有着「愛到最高點，心中有低標」之感，所謂低標須滿足臺灣只要「不獨立」的必要條件，願意迴歸中國，其餘一切都能談。在習近平的政治語境中，其所想的是「統一」而非「統治」臺灣，差別在於統一是爲求完成歷史任務，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與使命，這也使得臺灣無法持續作爲中華民族發展進程的「歷史特例」，但能滿足臺灣特殊性的次一階「政治特例」，賦予臺灣更多自由發展機會。
謀求兩岸統一的兩階段論
根據習近平設定的發展兩階段論，以2020年至2035年爲第一階段，2035年至2049年爲第二階段，如果兩岸統一是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就不該還有人能輕易否定且脫口而出「誰說的」，或者是存在着「打開天窗說謊話」的自欺行爲。參照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庫普昌（Charles A. Kupchan）所着的《敵人如何成爲朋友》（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一書，其討論的「穩定和平」階段論，兩岸已從初始「單方讓步」與「互惠式剋制」，逐漸邁入「社會整合」的深水區，接着還要進入「型塑新的共同認同」最後階段。
或許有人會質疑，認爲習近平是否會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後卸職，還是未定之天，何以斬釘截鐵直言兩岸未來走向。據此，必須理解習近平並不像江澤民與胡錦濤那般弱勢，尤其在十九大後「習核心」已然形成，其地位「追毛趕鄧」毋庸置疑，甚至有比肩毛澤東之感。習對於中國大陸乃至兩岸關係，無論二十大在位與否，都足以影響至少數十年發展。所以，臺灣任何時候都不該低估習近平處理兩岸問題的主動性與意志力。
按照2020年至2035年，習近平設定的第一個發展階段，兩岸將會由「互惠式剋制」與「社會整合」，替「型塑新的共同認同」打下基礎。在中國大陸實力雄起的大勢之下，更利於北京採取孤立策略，限縮臺灣國際空間，逼得臺灣不得不接受「中國方案」。如果臺灣屆時選擇坐上兩岸談判桌，那麼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所提「軍事互信機制」、「兩岸和平協議」等統一前的過渡性安排，或許能夠捲土重來，成爲臺灣能爲自己爭取更優於任何事項都是「被決定」的機遇期。
再者，雖然十九大未提兩岸「融合發展」，但內容與精神確實雷同，特別是各項惠臺措施不斷公佈，爲更多臺灣人提供西進發展的機會，透過時間的潛移默化，能改變的不會只有目前這一代臺灣人，還應能夠延續到下一代，從2035年走向2049 年，達成由「社會整合」邁入「型塑新的共同認同」階段。以此時序爲設定，如前美國駐北京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曾評論，習近平心中確實存有兩岸統一時間表，並說「雖然時間很遙遠，但32 年在中國漫長曆史中不過是滄海一粟」。
值得臺灣借鑑的是，當年北京針對「香港迴歸」的時間設定自1982年中英啓動談判開始，同樣以15 年爲跨度，最終在1997年完成迴歸。
當然，臺灣與香港不能完全等同類比，但可以深究思考的是，若北京對臺灣同樣採取一國兩制安排，那麼臺灣必須首先認識，一國兩制並非剛性制度，而是精神原則，是屬主張在「一國原則」指導下的管理模式，因此一國兩制或許在「港、臺」存在兩種版本，端視臺灣如何在有限時間內與北京討價還價和交易，創造最適合臺灣利益的「奈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
臺灣如何自處的再思考
十九大對於臺灣問題，表面上看似「輕輕舉起」，實則「重重放下」，甚至「擲地有聲」。尤其十九大政治報告屬於綱領性文件，在搭好骨架後，定調接下來對臺如何統一說法，會是從模糊到清晰、逐步填補血肉的過程。習近平不僅要讓臺灣民衆聽見，也要讓臺灣政府驚醒，甚至向全世界說，臺灣發展終究離不開中國大陸。臺灣政府必須對中國大陸已然崛起的政治現實有所正視，算算手中還有多少籌碼能夠拖延緩衝，着實不該再虛度任何能與對岸談判的機會。
其實，臺灣也應該思考，自己面對的是個什麼樣的對手，以及如何用更開放的心態來認識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階段，避免落入「史楚普效應」（Stroop Effect），讓情緒性反應來干擾理智判斷，深陷「一中」符碼之苦，而不能看清自身所處的客觀位置與條件限制。若中國大陸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已經改變既有的權力秩序，強大到沒有其他國家能輕易撼動其地位，那麼臺灣作爲中國大陸歷史與情感都無法割捨的「核心利益」，又有多少挑戰者能肆無忌憚地從中作梗？
更具體來說，習近平以「兩個十五年」爲方案，嚴格劃定了兩階段發展進程，故最遲在2035年的關鍵節點前，兩岸關係必然有所變化，臺灣如何把握僅剩不足20年的倒數時光，梳理清楚自身定位，作爲臺灣未來轉型的契機。特別是代表臺灣各級民意的政治家們，如何先尋求臺灣內部共識，免於不斷陷入內耗的惡性循環，擺脫自利且投機的短視目光，型塑臺灣人民真正能感受長治久安的發展願景，纔是該負起的政治責任與歷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