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義德　郭叢斌｜高等教育阻斷農村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效應研究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1.02.09

摘要

高水平的代際流動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也是我國構建相對貧困長效治理體系的內在要求。經實證分析可發現，高等教育可顯著促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非農就業，並降低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概率，職業層次提升是高等教育阻斷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約佔總效應的42%），但對於收入躍升至中等及更高層級，職業的中介效應下降至約29%的水平。以高考成績作爲能力的代理變量，並分別使用世界銀行和歐盟相對貧困標準進行穩健性檢驗，主要結論穩健成立。因此，應進一步提升農村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和教育質量，並着力清除城鄉及城市內部職業流動障礙，在高等教育、職業流動和收入的良性互動中構建相對貧困長效解決機制。

關鍵詞

高等教育；相對貧困代際傳遞；職業層次；中介效應

一、問題的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指出：“一個流動的中國，充滿了繁榮發展的活力。”高水平的代際流動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不僅有利於人力資本有效配置，而且有利於社會和諧。高等教育歷來被認爲是我國階層代際流動的重要渠道。由於城鄉二元體制和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我國農村地區無論是收入水平還是公共服務均長期落後於城市，要想改變命運，通過高等教育跨越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成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實現代際向上流動的重要顯性通道。但是，要想獲得高等教育機會，必須在基礎教育階段進行數年的時間和物質投入。隨着我國改革開放後農村居民進城務工的全面放開，農村居民義務教育後繼續學業的機會成本增加，而我國加入WTO後打工機會和務工收入的增加，以及高校擴招和自主就業帶來的“學歷貶值”，進一步加速了“讀書無用論”在農村的流行。根據現有研究，一方面，高校中農村學生的佔比不斷減少，高中階段全口徑入學率的城鄉差距也不斷擴大，城鄉間教育機會不平等趨勢加劇。另一方面，隨着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教育對居民職業和收入的影響越來越大，但以絕對收入衡量的農村教育回報率卻低於城市，上述現象似乎都爲高等教育在農村的式微提供了註腳。

那麼，高等教育促進農村貧困家庭子弟代際流動的重要作用是否已經喪失？現有文獻主要從絕對收入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探討。如趙西亮研究發現，高等教育對於農村居民突破城鄉戶籍限制仍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將“農轉非”樣本放回農村樣本，重新估計的農村教育收益率甚至超過城市，因此農村教育收益率低於城市很可能是由“樣本選擇偏誤”導致的。趙紅霞和高培培研究高等教育對收入代際彈性的影響，發現貧困代際傳遞的城鄉差異明顯，而高等教育對促進絕對收入的代際公平，阻斷絕對貧困代際傳遞具有積極作用。其他諸多實證文獻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但是，由於我國不同地區和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上述研究雖然可以控制子代收入所在地的固定效應，卻無法有效判斷子代相對於父代收入階層的躍升情況。同時，針對高等教育對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的影響機制，當前研究也缺乏深入討論。

基於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高等教育既可以通過提高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的人力資本，影響相對貧困的代際傳遞，也可通過文憑的“信號釋放”作用促進個體進入收入較高的職業層次，進而間接作用於相對貧困的代際傳遞。那麼，兩者的具體效應有多大？本研究從相對貧困視角切入，討論高等教育對農村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並基於中國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的現實，將高等教育的作用進行分解，識別高等教育影響相對收入的直接效應和職業層次轉換在高等教育遏制農村相對貧困代際傳遞中的間接效應。同時，通過將上述結果與高等教育促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收入躍升至中等及以上階層時的效應進行比較，識別高等教育在不同收入層次下作用機制的差異，進而爲我國構建相對貧困長效治理體系提供實證參考依據。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研究使用中介效應模型，研究高等教育對農村家庭子女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及職業轉換的中介效應。首先，將職業變量定義爲一個二值變量，令從事農業爲0，非農職業爲1，檢驗高等教育對農村子弟進入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實現非農就業的促進作用；其次，參考李春玲、劉丹和雷洪、楊沫等的研究，按職業平均社會經濟指數（Socio Economic Index，SEI），將職業由高到低劃分爲六個層級，更加細緻地檢驗教育與職業層次躍升的關係。基於以上設計，使用Logistic和Ordered-logistic模型，進行具體的實證迴歸分析。

（二）相對貧困的識別

本研究根據個體收入在其所屬地區年齡羣組的序位判斷其是否處於相對貧困地位。首先，分地區將樣本劃分爲不同的年齡羣組，並將每個羣組中的個體收入從小到大進行排序，通過比較個體序位和相對貧困分位點關係，識別樣本是否處於相對貧困狀態。同時，如果父子兩代的收入在其所在地區對應年齡羣組中均處於相對貧困地位，則定義爲相對貧困發生了代際傳遞。

關於相對貧困的判斷，實踐中一般以平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爲基準劃定分位點，並將個體收入與分位點進行比較。如世界銀行以平均收入爲基準，將低於社會平均收入1/3的人口視爲相對貧困；歐盟將低於中位數收入50%或60%的人口劃定爲相對貧困；我國文獻則建議將收入均值的50%定爲“相對貧困線”。爲確保實證結論穩健性，本研究首先依據國內文獻，將各羣組收入序列中低於平均收入50%的個體認定爲相對貧困。其次，分別使用世界銀行和歐盟標準進行穩健性檢驗。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2013年的調查數據（CHIP2013）進行實證分析。使用該數據的原因有如下三點：第一，該調查專門針對家庭收入狀況展開，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高度契合。第二，調查樣本來自國家統計局2013年城鄉一體化常規住戶調查大樣本庫，樣本覆蓋了15個省份、126城市、234個縣區的18948個住戶樣本和64777個個體樣本，其中農村住戶樣本11013個，具有較好的代表性。第三，2013年，我國農村精準扶貧工作尚未大規模展開，排除了系統性外生衝擊對實證結果的干擾，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爲了克服城鄉間戶籍遷移造成的樣本選擇偏誤，本研究使用CHIP2013提供的樣本“農轉非”信息，識別通過戶籍轉換由農村遷移到城鎮的樣本，並將這些樣本重新放回農村樣本。同時，刪除尚未完成學業或已退出勞動市場的樣本，並將樣本勞動年齡限定在16~60歲。經上述處理，最終得到的樣本集中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性如表1所示。

三、實證結果

（一）高等教育對職業代際流動的影響

1. 高等教育與非農就業。表2第（1）（2）列首先考察高等教育對農村居民非農就業的影響。由於“農民工”的存在，農村個體從事非農職業並不一定意味着徹底擺脫農民身份。因此，第（3）（4）列進一步考察高等教育對農村居民實現非農就業同時實現戶籍性質變更（農轉非）的影響。爲便於直觀解釋，表中直接報告因變量的“發生比”。

第（1）和（3）列迴歸以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樣本羣體爲參照組，迴歸結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對促進農村居民從事非農職業的促進作用非常顯著。其他條件不變，接受高等教育的羣體從事非農職業的發生比是未接受高等教育羣體的7.855倍，而接受高等教育的羣體從事非農就業同時實現戶籍性質變更的發生比是未接受高等教育羣體的25.069倍。第（2）和（4）列迴歸進一步區分高等教育類型，並以最終學歷爲義務教育或以下羣體爲參照組，結果表明，義務教育階段後，隨着最終學歷的提升，農村子弟非農就業的發生比逐漸升高。相對於初中及以下學歷，最終學歷爲大專的個體實現非農就業的發生比是其6.88倍，非農就業同時實現戶籍性質變更（城鎮落戶）的發生比是其的13.479倍，而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作用進一步擴大到9.104和56.03倍。同時，雖然高中（中專）也可以促進農村子弟實現非農就業，但作用非常有限。上述結果表明，高等教育仍然是促進農村子弟實現由農村次要勞動力市場向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跨越的重要渠道，且高等教育的作用明顯高於高中，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作用高於大專。

2. 高等教育與職業層次躍升。我國勞動力市場不但存在城鄉分割，而且在城市內部也存在較爲明顯的職業分層。表3使用Ordered-logistic模型進一步考察高等教育對實現非農就業的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職業層次的影響，並報告各職業層次上高等教育的平均邊際效應。

從迴歸結果看出，高等教育對促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職業層次提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但對不同職業層次而言，其邊際效應的大小不盡相同。具體而言，相對於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羣體，相對貧困家庭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後，從事農業和普通工人的機率比分別下降21.8%和18.1%，而從事商業或服務業及以上各層次職業的機率比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本科及以上教育使得成爲專業技術人員和單位負責人的機率比分別提升30.4%和12.5%，明顯大於大專的邊際效應。但是，就從事商業或服務業而言，大專學歷的邊際效應（10%）大於本科及以上學歷（4.5%）。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初中及以下學歷，高中（中專）對農村個體非農就業層級提升的作用雖然顯著，但邊際效應均非常有限，這可能是許多教育質量較低的地區農村子弟在義務教育結束後繼續學業積極性不高、輟學現象普遍的原因之一。

（二）高等教育對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

表4報告了高等教育影響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實證結果。第（1）~（4）列以“子代擺脫相對貧困”（父代相對貧困，但子代非相對貧困）爲因變量。第（1）列迴歸結果顯示，高等教育對遏制相對收入代際傳遞具有顯著作用。其他條件相同，接受高等教育的樣本擺脫相對貧困的發生比是未接受高等教育樣本的2.552倍，即接受高等教育可將擺脫相對貧困的發生比在平均意義上提高155.2%（2.552-1）。就具體階段看（第3列），本科及以上學歷可將子代擺脫相對貧困的發生比提高292.9%，大專可提高127.2%，而高中或中專僅可提高23.9%。第（2）和第（4）列迴歸進一步控制職業層次，高等教育的迴歸係數和顯著性（t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表明職業層次可能具有中介效應。

表4第（5）~（8）列以“子代躍升至中等及以上收入”（父代相對貧困，子代收入大於所在羣組平均收入）爲因變量。第（5）列迴歸結果顯示，父代相對貧困的農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後收入躍升至所在羣組中等及以上序位的發生比是未接受高等教育羣體的3.474倍。具體而言，本科及以上學歷可將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收入層級躍升的發生比提高4.946倍，大專可提高2.255倍，而高中或中專可提高53.1%。第（6）和第（8）列迴歸進一步控制職業層次，高等教育的迴歸係數和顯著性（t值）也均有明顯下降，說明就促進農村貧困家庭子弟收入向更高層級躍升而言，職業層次也可能存在中介效應。

（三）高等教育的影響分解

基於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高等教育既可以通過提高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的人力資本，影響相對貧困的代際傳遞，也可通過文憑的“信號釋放”作用促進個體進入收入較高的職業層次，進而間接作用於相對貧困的代際傳遞。那麼，兩者的具體效應有多大？本研究基於Kohler等提出的方法，將高等教育的影響分解爲高等教育本身的直接效應和職業層次的間接效應，以更加直觀地評估高等教育的作用機制。表5報告了迴歸結果分解情況，“Conf_Pct”統計量表示間接效應在總效應中所佔的百分比。

結果顯示，無論是阻斷相對貧困代際傳遞，還是促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躍升至中等及以上收入，高等教育均有顯著的直接和間接效應。以未接受高等教育羣體爲參照組，在促進子代擺脫相對貧困的總效應中，高等教育通過促進職業層次躍升進而提升個體相對收入的間接效應占比達到42.23%。如果以初中及以下學歷樣本爲參照組，大專教育的間接效應（34.33%）大於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間接效應（29.18%）。但是，就促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躍升至中等及以上收入而言，高等教育的間接效應下降，此時高等教育總體的間接效應下降至29.44%，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間接效應與大專均下降至相近水平，分別爲21.6%和21.18%。

上述結果表明，通過高等教育實現職業層次的轉換，是高等教育降低農村子弟相對貧困及其代際傳遞概率的重要機制，此時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作用大於大專。但是，要想再進一步提升相對收入，實現收入向中等或更高層級躍升，職業層次的中介效應下降，高等教育本身的直接作用將佔據主要地位。該結果提示，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面臨經濟收入明顯分層的不同職業時，高等教育可能首先扮演篩選理論所論述的“信號釋放”作用，即此時高等教育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通過區分、篩選出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人表現出來。換句話說，此時高等教育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羊皮紙”效應，通過文憑增強個體的能力信號，使其獲得進入更高職業層級的“敲門磚”。這也間接表明，學歷構成的“隱形壁壘”在不同層次職位間可能的確存在。

（四）穩健性檢驗

爲避免遺漏能力變量和相對貧困標準人爲設定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研究採取如下策略進行穩健性檢驗，以驗證高等教育阻斷相對貧困代際傳遞作用及機制的穩健性。

第一，借鑑趙西亮的研究，使用CHIP2013數據提供的樣本高考成績作爲能力的代理變量進行迴歸，以檢驗遺漏能力變量對主要回歸結論的影響。如表6第（1）列所示，控制高考成績及高考所在省份後，高等教育對職業層次的影響依然穩健。第（2）列迴歸結果表明，控制職業層次後，高等教育的效應大小和顯著性降低，這與上文研究結果一致。

第二，進一步使用世界銀行及歐盟關於相對貧困的認定標準進行迴歸。如表6第（3）和（4）列所示，使用世界銀行標準，將低於平均收入1/3的人羣認定爲相對貧困進行迴歸，其他條件相同時，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擺脫相對貧困的發生比爲未接受高等教育羣體的3.512倍，即接受高等教育可將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擺脫相對貧困的發生比提高2.512倍。第（5）列使用歐盟標準，將低於中位數收入50%的人羣認定爲相對貧困。迴歸表明，高等教育可將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擺脫相對貧困的發生比提高2.645倍。同時，第（4）列和（6）列表明，無論採用哪種標準，控制職業層次後，高等教育的係數大小和顯著性均有明顯下降，這與上文研究結果一致，表明高等教育阻斷相對貧困代際傳遞過程中，職業層次的中介效應是穩健的。

四、結論和建議

本研究使用CHIP2013調查數據，檢驗在中國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高等教育、職業層次和農村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關係。實證結果表明，高等教育可顯著降低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陷入相對貧困的發生比；對中介效應模型的迴歸結果進行效應分解，發現高等教育遏制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效應（42.23%）通過促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職業層次的躍升而間接實現，且大專促進職業層次躍升的間接效應占比大於本科及以上教育階段。但是，如果想在擺脫相對貧困基礎上，實現收入階層躍升至中等及以上收入，高等教育本身的直接作用將佔主導地位，職業層次躍升的中介效應占比下降到30%左右，且不同高等教育階段總效應中的中介效應占比趨於一致。使用高考成績作爲能力的代理變量，並分別使用世界銀行和歐盟的相對貧困認定標準進行穩定性檢驗，上述主要結論均穩健成立。

同時，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高等教育與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非農就業及非農就業層次的關係，剖析了高等教育遏制農村相對貧困代際傳遞的具體過程。研究發現，高等教育可提升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從事非農職業的概率，當考慮戶籍轉換因素時，高等教育的作用將更大。使用Ordered-logistic模型進一步迴歸，發現高等教育對於促進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代實現職業層次的躍升也具有顯著的作用。具體來說，相對於最終教育程度爲初中及以下羣體而言，大專和本科及以上教育均可顯著提升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從事普通工人及以上層次工作的發生比，但就成爲專業技術人員、企事業單位負責人而言，本科及以上教育的邊際效應遠高於大專。

上述結果表明，高等教育的作用不僅體現在促進農村子弟進城，而且體現在可幫助其在城市落戶並提高其在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層次，從而實現其職業身份和收入層次的真正改變。該結果說明，“讀書改變命運”仍然是我國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擺脫家庭出身負面影響的重要途徑，而通過高等教育突破城鄉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割，並實現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層次躍升，是農村子弟擺脫相對貧困，實現收入層次提升的主要機制。因此，應進一步清除制約城鄉和城市內部勞動力職業流動的隱性制度障礙，進一步發揮職業代際流動帶動收入代際流動的作用。同時，應繼續提升農村公共教育投入水平，並着力提升高中這一銜接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瓶頸”階段的教育質量，使更多農村相對貧困家庭子弟能夠順利從義務教育經由高中進入高等教育階段，從而更加充分地發揮高等教育促進收入階層代際流動的作用，在教育、職業和收入的良性互動中構建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動態化長效機制。

作者

段義德，四川農業大學商學院講師，四川成都　611830

郭叢斌，通訊作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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