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曹旭：六朝文學詩性的光芒

六朝，是金粉東南的符號；詩性文化的象徵。

有人以“六朝”指代“魏晉南北朝”。忽略地域，而用時間概念，因爲“魏晉南北朝”雖然全面，但稱呼起來太麻煩，不如“六朝”二字簡約、靈便，像六朝小品一般雋永。也可以說，這四百年的文化歷史，“魏晉南北朝”是其正名，“六朝”就是別稱吧。

文學，也是一株植物。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有自己的呼吸和生命。中國文學，便是這樣一個鮮活充沛的生命體——人和文學的關係，就像一個人的成長史。

先秦是文學的萌芽。人和文學的關係，是無憂無慮，兩小無猜的孩童時代，一切都在美麗的朦朧之中。

兩漢有了自主意識。知道要好看，有文采，便想方設法地打扮自己，頭上戴的，身上穿的，以裝飾爲美，過分爲美，弄得金翠滿眼，珠光寶氣，漢賦就是例子。

六朝文學變成青年。模樣更俊俏，眼角更分明；人與文學開始初戀。騎馬的時候，採蓮的時候，宴飲的時候，贈答的時候，覺醒的時代，覺醒的人，懂得了詩、賦、文學和他自己生命的關係。

唐代是人和詩歌舉行婚禮的時代。文學變成新郎、新娘。凡是讀過唐詩的人，都目睹了婚禮壯觀的場景。看到恢宏的氣勢，聽到震撼的軍鼓，沸天的歌吹；詩人如雲，衆星拱月，李白、杜甫坐在當中，飲酒、掀髯、談詩。

宋詩，是人與文學婚後的回憶。越回憶，越理性；越回憶，細節越多，越清晰難忘：耐得起咀嚼，苦茶一般有味道。

元、明、清詩是人與文學婚後的一大堆雜事：生孩子，做家務，洗尿布。那是一個夫妻吵架，鄰里糾紛的時代，雖有絕妙好詩，但各種各樣的詩觀，各種各樣的詩說，各執一詞的理論更多。

人的一生有很多階段，精彩紛呈。但初戀仍然是大多數人生命裡最甜蜜，最痛苦，也是最難忘的時期。這就是六朝文學的特點——

曹劉公宴，阮籍詠懷，陸機擬古，潘岳悼亡，左思詠史，郭璞遊仙，孫、許玄言，陶潛田園，二謝山水，永明聲律，樑、陳宮體。

那是一個活着的時候唱“輓歌”，暫住幾天要“種竹”，路走到盡頭會“慟哭”，擇婿之美在“坦腹”的時代。在政治鬆懈，道德渙散，人性張揚的社會裡，你在路上走的時候，到處可以遇到“禮豈爲我輩設”的狷介；“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的執着；喜歡喝酒、服藥、行散，“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真率。

那時候，一切都朦朦朧朧地隔着距離：文、筆、札和文學隔着距離；情、事、意和語言隔着距離；聲調和詩律隔着距離；玄言清談和審美隔着距離；人體美學和詩學隔着距離。正因爲有這些距離，文學才變得陌生，變得妙不可言。

在六朝詩歌探險的小路上，佈滿歪歪斜斜的腳印、不確定的因素，有時會往後退。在前面舉火把的人每每會問：

現在的詩歌，是言志，還是緣情？是感物，還是體道？現在的風氣，是人物品評，還是詩歌品評？

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在試驗，一切都是“初體驗”，所有的類型寫作都是“第一次”。

初戀的六朝，雖然爲唐代的婚禮做準備，但戀愛——本身也是目的。可以說，六朝初戀的詩美，有時比唐代結婚儀式上感受的還要多。

從文學的內部看，文學是“人學”，也是“情學”。中國文學在不同的時代，“情”和不同的美學因子結合，演變出不同的文學特徵。

先秦兩漢是“情”和“志”的結合，成爲“情志”，或稱“志”，所謂“詩言志”；六朝是“情”與“性”結合，所謂“吟詠性情”；唐代是“情”與“景”結合，唐詩最大的好處是情景交融，境生象外；宋代是“情”與“理”結合，因爲“情理”而有宋調；至元、明、清，“情”與“趣”結合，“情趣”是小品的神髓。但我以爲，“情”和“性”，是人生命裡最本質的東西。

時代發展，文學相銜：六朝播種，唐代收穫。

從李白那麼深情地讚美謝朓，讚美鮑照，把自己看成是他們的繼承人，就可以知道唐人和六朝人的關係。唐宋許多風俗習慣的形成，都是對六朝既定生活的繼承。在唐宋詩詞裡被虛擬化的典故，不少都是兩晉人真實的故事。唐朝人劉禹錫《自江陵沿流道中》說：“行到南朝征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隔着時間，六朝人的真實生活，被虛擬成唐朝人的精神財富。

宋代的理性與兩晉異中有同，蘇東坡的才無施不可和知識分子氣，喜歡居有竹，都受東晉王子猷的影響。如寫精神不可一日無寄託，夜間找朋友晤談。蘇東坡言簡意賅的《記承天寺夜遊》，讓人有點破生活的震撼；而比蘇文少四字，卻出了四個成語的《世說新語》王子猷“雪夜訪戴” ，則形神超越，成爲中國文學中的逸品。

在兩篇類似的小品裡，蘇東坡是“隨緣”，王子猷是“任誕”。如果說，宋人的“隨緣”，是情的“內斂”；那麼，六朝的“任誕”，便是情的“外拓”。宋人的精神，與六百年前的兩晉遙遙相接。

在中國思想史上，六朝的魏晉與戰國、晚明、五四都是思想大爆發的時代，中國的哲學與宗教、歷史與文學、中國人的文化精神，都在這些時代得到涅盤。文學的火鳳凰，也在六朝翩翩起舞，美侖美奐。

文學是感情的結晶，活的生命。文學研究，應該是“特殊的”科學研究，除了像研究歷史、哲學那樣靠文獻和理論，還要憑感覺，要感情投入。以前說文、史、哲不分家，那是就文化生態說的。具體研究的時候，應該與哲學研究、歷史研究有所區別。

區別在於，研究文學，既要有研究歷史、哲學的“理性判斷”，同時要傾注人的“感性判斷”；除了要進行“價值判斷”、“歷史判斷”和傳統的“以意逆志”，更應該“以心傳心”，用生命去體驗，去領悟，去感覺，這是文學研究的前提和出發點。

缺少“感性判斷”的研究，把文學與歷史、哲學、天文學、地理學等同起來的研究，是把活文學弄“死”、意義喪失大半的研究。

由此想到，20世紀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的“詩史互證法”。他們爲文學研究拓疆開域，引領向上的一路，樹立楷模而與日月共輝。但是，“二重證據法”也好，“詩史互證法”也好，還都不是文學研究的最後目的。

在“二重證據法”、“詩史互證法”以後，把文學的每一首詩，每一首詞，每一篇文章都當成活的生命體。以 “感性判斷”介入“理性判斷”；讓“審美判斷”連手“歷史判斷”。讓它們共同參與，互相詰難，最後趨於一致，得出全面的結論，應該是21世紀文學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雖然文學研究都要用生命去體驗、領悟和感覺，以心傳心；但不同時代的文學，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生命色彩，要有不同的體悟和感覺。六朝文學研究，要把握六朝人的情緒，感受六朝性靈的脈搏，找回人與文學，人與詩歌初戀時新鮮的感覺。

作者：曹旭

編輯：周怡倩

責任編輯：朱自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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