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教育的尷尬:野雞表演班橫行 高學歷明星崩塌

2017年9月,北京電影學院的新生。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03年,周傳基跟自己曾經的學生張會軍通信,談電影教育問題。當時,周傳基已經78歲,作爲北京電影學院的老教授,曾經帶出過張藝謀和陳凱歌等知名導演,張會軍則剛剛被任命爲北京電影學院新一任院長。

離開北電之後,周傳基堅持四處講課,也自己辦學。進入到新世紀,這位老先生感覺到了某種變化社會上對於明星的追捧更加熱烈,各類的表演培訓班應運而生。性格鮮明的他在給新任校長的信裡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下電影學院的教學方法存在問題,教育質量下降,特別是表演系,已經成爲社會名利場的前站。

“一些普通影迷水平的傢伙,居然想染指電影教育事業。君不見現在到處是那些表演野雞班、博士野雞班。”周傳基言辭激烈,並將矛頭直接指向北電。“現在人人都在辦那賺錢的野雞表演班,這不能不說北京電影學院是罪魁禍首。”

時間轉眼過去16年。今年2月,青年演員翟天臨在一次直播中表示自己不知道知網是什麼,這對於一個研究生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招來了外界的普遍質疑。“學歷明星”一直是翟天臨公共形象的一個支點。而明星的“人設”崩塌背後,是公衆對於教育公平和學術規範的隱憂,由此牽扯出藝術教育的問題。周傳基那封言辭激烈的信被重新找了出來,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問題在很多年前就已經埋下伏筆。

“表演型人才和高端學術之間存在這種矛盾性,藝術教育的規範度還需要更好地提升。從教學角度說,這幾年在各個方面都呈現出急功近利和學術失範的問題。還有就是如何看待人才培養的藝術性和綜合性,以及文化水準等等。”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周星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著名導演、北電退休教授謝飛也發表了文章,對比國外專業院校,並對藝術創作專業開設理論研究型博士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北京電影)學院多年來的博士教學實踐不僅沒出現什麼傑出優秀的理論人才,博士論著被出版和引用的也屬極少數。低劣、抄襲的現象倒是常有發現。”

風起青萍

回過頭看,2003年的確是一個關鍵的拐點。好萊塢和港臺影視劇藉由多種渠道參與了大陸流行文化的塑形,張藝謀的《英雄》則爲持續低迷的國產電影市場點燃了“大片”時代的序幕。電影究竟是藝術還是商品的二元論爭被文化產業的屬性所取代。在電影工業和流行市場的驅動下,明星和偶像的生產機制開始成型。

這一年對於翟天臨來說同樣重要。年僅15歲的他被杜琪峰看中,主演了後者監製的青春文藝片《少年往事》。翟天臨隨影片劇組參加了當年的金馬獎和法國南特電影節,算是有了一個足夠耀眼的演藝起點。

外部環境的變換,使得電影工業對於專業教育提出了要求。事實上,校園內部的波動同樣劇烈。在此之前,北京電影學院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實踐它的精英教育模式,每年的招生規模都在20~30人。但隨着高校擴招後的第一屆本科生在這一年的正式畢業,大衆教育開始顯露出它真正的面目。

以北電錶演係爲例,1999年,在本科班之外,開設高職班,招收40人,對於文化課的要求更低。2003年,北電成立高職學院,表演系的高職班人數井噴式增長,多達190人,是第一次開設高職班時人數的近5倍。

人數的井噴背後,是社會上對於藝考的持續升溫。文化課的要求低,許多學生在高考無望後,選擇走藝考的“捷徑”。到了2006年,也就是翟天臨參加考試的那一年,北電錶演系的報考人數已經突破6700人,比前一年增長20%。後來翟天臨在一次採訪中透露,自己高考時的數學成績只有19分。

激增的招生人數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對既有的辦學方式形成了挑戰。首當其衝的是師資問題,當時學院裡的一位老教授就曾透露,學院的在職教師人數嚴重不足,78級只有20多個學生,既有的師資加上外請的各個學科專業的專家學者,足以保證教學質量。但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戲劇影視學這個領域有點陷入無序狀態,大家千軍萬馬都要往這擠,在這個領域要佔有資源,佔用學位資源,就出問題,良莠不齊,並沒有把精英化的人真正地推上去。”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正陽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除了師資問題,還有教學場地、排練場所、課程安排、教學實踐、學生管理等諸多問題。同時,大批學生的未來去向也成了表演教學必須要顧及的因素。張會軍在上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之初就帶着團隊到美國進行考察,訪問了九所大學和傳媒學院。進行總結的時候,他也提到了教學形式的改變和硬件設備的升級

一方面是怎麼教,但另一方面,教授的對象已然發生變化。做“爲人民服務的表演藝術家”,這曾是北京電影學院對於表演系學生的期待,但現在,這些學生們對未來的期盼是成爲明星和偶像。

與擴招幾乎同步開始的,是中國高等教育對於世界一流大學的想象與實踐。2003年,“985”工程二期建設開始啓動,創建一流和先進院校成爲籠罩在衆多高等院校頭頂的核心命題。與此同時,國內許多綜合院校紛紛上馬,成立了影視專業。北京電影學院作爲一所專業院校,一直被認爲是中國電影人才的搖籃,在當時的語境下,也響應國家號召,邁出了建設世界一流電影專業院校的步伐。

這一年,北電被批准成爲博士學位授予單位。然而,現實問題依然存在。學院剛剛提出要開展博士教學的時候,謝飛是反對的,他認爲北京電影學院還不具備教學基礎。然而胳膊擰不過大腿,在主管單位的要求下,博士越招越多。

謝飛雖然只有本科學歷,但也只好開始招博士。後來翟天臨的博士生導師陳浥也屬於這種情況。他是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1982屆本科畢業生,而表演系第一次招收碩士生是1991年。

“至於學位,由於特有的‘一刀切’,電影學的教師被要求和其他領域的教師一樣必須具有碩士、博士學位才能獲得高級職稱,因而中國出現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電影創作博士的學位教育,常常令來訪的外國同行目瞪口呆。”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趙寧宇這樣寫道。

失落的剪輯

2003年春天,老教授周傳基的支氣管炎發展到了肺氣腫,只好聽從醫生的建議,離開北京,在雲南養病。那時候,他已經在雲南藝術學院任教,安於一隅。對於高校裡的許多變化,他有自己的態度。

周傳基感到憤怒。在表演系持續火熱的時候,他一直主張設立的剪輯系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早在1981年,他剛剛到北京電影學院任教的時候,就開始爲此發聲。剪輯當然不僅僅是一門技術,它直接影響着一部電影的節奏、運動、空間和時間,在周傳基看來,這幾乎是電影之所以成爲一門藝術的關鍵,也是其區別於文學和戲劇的原因所在,它甚至與演員的表演也有關係。熟悉電影剪輯是國外許多演員的基本素質。

當時,北京電影學院沒有剪輯系,也沒有訓練學生掌握實際剪輯藝術技巧的課程,只開了一堂蒙太奇理論課。但在國外,情況大不相同。美國設有電影學院或系科的大學,都有剪輯系或課程,南斯拉夫和澳大利亞的影視院校對此同樣重視。

周傳基分析,這一方面是因爲電影創作者沒有真正認識到剪輯的重要性,也是因爲中國的製片制度允許導演參與剪輯,由此降低了剪輯師的存在感。他曾經到國外跟電影教育界的同行交流,對方聽聞中國的電影專業院校沒有剪輯系的時候,大爲驚異。

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也就是北京電影學院初創的時候,民族電影事業把好萊塢電影逐出了國內市場, 消除了它的思想意識的影響。此後,前蘇聯教育模式引入中國,直接影響了電影學院的科系建制,表演系就是一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趙寧宇提到,國外大部分電影學院都沒有表演系,或是相關專業。因爲,在美國學表演,其實默認的就是舞臺表演,所以美國絕大多數的表演專業都設在戲劇學院內,因爲他們認爲只有舞臺纔是真正的表演藝術。影視演員不是一個與學科、學歷掛鉤的行業,大量演員都非科班出身,兩奪奧斯卡影后的朱迪·福斯特雖是耶魯畢業的學霸明星,但在成爲學霸前就作爲童星出道多年。美國多所高校設立影視表演類專業,但並無博士學位可供攻讀,一般都是碩士到頂。

而北京電影學院則選擇了別樣的路徑,1955年11月,由前蘇聯專家主持授課,以培養師資爲重點,舉辦了導演、演員、攝影、製片四個專修班,學員都是各電影製片廠的在職幹部,學制二年。第二年6月,國務院批准北京電影學校改製爲北京電影學院,專業設置爲電影導演系、電影演員系、電影攝影系和放映師範專修科。

攝影系的老師鄭國恩後來回憶,56級學生入學的時候,沒有足夠的師資。學校黨委安排他擔任老師,但當時自己的理論和實踐經驗都太少,很是爲難。組織找他談話,希望他能先頂上,“技巧部分基本按蘇聯專家的原樣講”。最後,他臨危受命,走上了講臺。

到了80年代初,北京電影學院的科系設置基本沿襲了五六十年代的架構。然而,電影創作和理論領域的快速進展,包括“第五代”導演的出現和電影語言現代化的討論,讓剪輯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1981年,電影局召開了全國首屆電影剪輯會議,同時成立了中國電影剪輯學會。

尷尬的創作博士

2010年,國產票房突破百億大關,增幅超過60%。北京電影學院舉辦建校60週年校慶,周傳基被授予“中國電影教育貢獻獎”。與此同時,翟天臨從表演系本科畢業,並作爲免試推薦生,繼續攻讀研究生,專業是電影藝術創作及理論。他的演藝事業也開始進入正軌,在電視劇《孽債2》中擔任主角。

也是在2010年,藝術學學科建設迎來了關鍵的節點。國務院學科目錄調整工作組即將把藝術學從文藝學中脫離出來,使其升級爲獨立的學科門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相關的專家學者研討升級方案,前後開了不下十次的會。

門類下面如何設置一級學科,當時就有爭議。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趙正陽對《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姑且可以分爲兩派,一派是張道一和仲呈祥這樣長期研究藝術學的老教授,另一派是像謝飛這樣從事具體的藝術教育的專家。分歧有很多,比如要不要在具體的藝術形式之外,設置一個統一的藝術學理論。

其中在東南大學召開的那次論證會上,爭論尤爲激烈。周星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評議組成員,也參與了討論。在他看來,當藝術學開始走向成熟、變成學科門類的時候,理論的建樹作爲一個頂樑柱,和各個藝術形式,包括電影、音樂、美術等等,和這些形式的技能技巧是相互支撐的。

“事實也證明,沒有綜合性的藝術理論,那麼這一學科發展長遠來說就會墮入到偏見裡頭,人們會覺得藝術不就是表演、唱歌和跳舞麼?”周星說。“以表演來說,它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因爲大部分的演員是靠觀察生活和悟性得來的,和理論性的學歷研究有區別,體系性的理論提升可能需要高手。”

趙正陽的觀點與此類似。“比如像翟天臨這個人,主要依靠的還是經驗,他要完成一個兩級的思維升級,把自己的表演經驗先給它碎片化,形成碎片,然後再把這個邏輯往上升到二級的邏輯,從技術和技巧上升到理論。這個過程中,沒有多少可以參考的東西,所以難度其實更大。”

經過不斷的論證,藝術學學科的頂層設計因此確立,2011年,它正式成爲中國第13個學科門類,下設五個一級學科,分別是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劇與影視學、美術學和設計學。

表演和電影學作爲二級學科,隸屬於戲劇與影視學。然而問題依然存在。“事實的發展造成了一定數量的人,根本沒有學過藝術,最後卻成了藝術學博士。”趙正陽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另一方面,是有創作經驗的人成了藝術學博士,但卻很難形成有效的理論成果。“從創作領域來獲取博士學位的人,他們做出的一些成果,大部分不具有非常大的令人公認的這種學術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院校的監督機制就顯得尤爲重要。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評議組成員周星認爲,學校還有教育指導部門必須嚴格地控制和要求。“如果你只是讓畫家來評學畫畫的,用演員來評學表演的,雖然他畫得好,表演也好,但是忘了學理層面的標準,就會偷工減料,學生也會陷入自我滿足,就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