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激盪三十年”

文 / 巴九靈(微信公衆號:吳曉波頻道)

1904年8月22日,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一個男孩呱呱墜地,家人給他取名爲鄧先聖,學名鄧希賢。先聖,漢語寓意是先賢聖人。

男孩姓名承載厚望可謂沉重。讓家人值得驕傲的是,男孩此後的成就也的確承載起了姓名的分量。

這個男孩就是鄧小平。

今天是鄧小平誕辰120週年紀念日。我們謹以一篇文章來紀念鄧公。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圖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站

最感謝的人,只有鄧小平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來的很多民營企業家,對鄧小平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吳老師很多次都提到過自己一位企業家朋友的故事,那位企業家叫蘇志剛,是廣東長隆集團董事長。他的家在廣州番禺野生動物園的一個獨棟小樓裡。

有一次,吳老師去蘇志剛家吃飯,發現他家一樓的大廳裡,擺滿了鄧小平的照片、油畫、水墨畫、木雕、石雕等等。這些作品有些是蘇志剛請人創作的,有些是他從各地收集來的。

同時,在大廳的一角有一輛非常陳舊的28寸自行車,自行車的後座有一個碩大的竹編籮筐,竹筐裡面放着一把殺豬刀和磨刀片。

吳老師說,站在那裡,蘇志剛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他的創業故事。

蘇志剛是番禺本地人,小時家裡非常貧窮。窮到什麼地步呢?他說有一次他經過一個糞坑,發現坑裡有條死魚,見周圍沒有人,就悄悄地把魚從糞坑裡撈出來,回家煮了吃了。而今天他是一個管理上百億資產的企業家。

蘇志剛說,他能從一個窮小子走到今天,只感謝一個人,那個人叫鄧小平。

這句話,傻子瓜子的年廣久同樣講過。他說自己一生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一生坎坷沉浮,經歷頗多,但他一輩子只感謝一個人,那就是鄧小平。

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民營企業家中,像蘇志剛、年廣久一樣的人還有很多。

撕開決定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

吳老師在《激盪三十年》一書中用這樣一段話描述鄧小平在當代中國企業史的重要地位。

如果要細究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是什麼,答案自然有很多,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大概就是他允許“蘇志剛們”的出現。

1980年代中期,全世界有24個社會主義國家,今天這個數字是5個。而減少的那19個國家,直到隨着蘇聯解體而改弦更張,都沒有出現一傢俬營企業,出現一個“蘇志剛”。而鄧小平打破了這個“魔咒”。

1979年,剛從陣痛中緩過勁的中國,760萬知青大軍返鄉的大潮讓就業問題頓時成爲中國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如何化解這個難題?

書中寫道:

而這段文字中所提到“第一個考驗”的主角,就是改革開放的初代民營企業家——創辦“傻子瓜子”的年廣久。

年廣九在瓜子攤旁(左四)

圖源:新華社

因爲炒瓜子僱傭了12個幫工,越過了“七上八下”的那條界限,全社會圍繞着年廣久“是不是資本家”“算不算剝削”產生了很大的爭議。

這時,是鄧小平的一句話化解了爭議。他開玩笑地說,“不就是個‘傻子’嗎?不就是炒一點瓜子嗎?難道就會顛覆社會主義的體制嗎?”

就是這一句話,讓我國“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撕開了一道小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口子”。

沒有藍圖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被稱作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有意思的是, 他是一個口袋裡沒有藍圖的總設計師。

在《激盪三十年》一書中,吳老師這樣總結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戰略思路:

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剛剛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科教座談會。

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圖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站

會議上,很多人都指出了當時的招生制度存在問題。彼時的招生採取的是“單位同意,羣衆推薦”的辦法。這種招生制度下,生源質量都很差,會議現場,很多專家學者都向鄧小平大倒苦水。

在專家發言過程中,鄧小平就問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招生進行到什麼程度了。劉回答說,招生報告已經報到國務院了,但還沒有批。招生制度還是按照老辦法來。

鄧小平當機立斷,拍板說:今年一定堅決要改掉過去的招生制度,就算推遲原有招生時間也沒關係。

當時,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系助教溫元凱插話提到了十六個字的高考恢復方案,也就是“自願報考,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

鄧小平聽了方案覺得很好,但是在這16個字原則中,他當即就去掉了四個字,就是“領導批准”。他說,單位同意這句話是有問題的。如果得罪了領導,領導不同意就不能考大學了嗎?

刪除四個字的背後,反映了鄧小平一以貫之的改革風格和思想, 那就是任何的改革創新如果都需要領導來預先批准的話,那麼民間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動力,制度的進步就會被領導的那支筆所侷限。

1988年,改革開放十週年時,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到9495萬人,總產值7018億元,佔到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約50%,實現利稅892億元。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的談話中,做出了這樣一段表述,他說:

改革開放中,中央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如果非要說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有一點功績,那大概是中央制定的活水政策是正確的。

這個表述闡述了兩個事實:第一,改革開放中,民營經濟的發展崛起是最大的成就。第二,這個最大的成就居然不是中央謀篇佈局的結果,而是一個最大的意外。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會見科羅舍茨

圖源:鄧小平紀念網

但正是在“意外”中崛起的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後至今的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吳老師在《激盪三十年》中這樣描述:

顯然,鄧小平是爲自由水流打開閘門最重要的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衆人對年廣久和陳志雄們僱傭8人以上幫工算不算違法產生激烈爭論時,鄧小平先後在1983年和1985年有關如何處理私營業主超出規定多請幫工的請示報告上,兩度批示“再看看”。

也正是這兩次“再看看”,最終爲民營經濟拉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在1970年代末有鄧小平這樣一位領導人掌舵,對於中國和所有中國人來說,都是一件無比幸運的事,他“以開放的胸襟決定了中國變革的方向”。

有人問鄧小平什麼叫“改革開放”,他回答說:“‘改革開放’很簡單,就是三件事,讓老百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

這段大白話就像是從一個站在地頭的農民口中說出的,然而,還有什麼理想比這更樸素、更真實?

我們今天仍然感恩和懷念鄧小平,所呼喚的正是這樣一種樸素而真實的道德勇氣。

1997年2月19日,這位93歲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他曾說,只想讓人們記住,“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激盪三十年》中用這樣一段話向這位爲國家和人民鞠躬盡瘁一生的老人告別:

*本文部分圖片來自相關資料圖庫、新華社、鄧小平紀念網、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站等,特此致謝。

本篇作者 | 畢冉 | 田偉鳳 | 責任編輯 | 徐濤

主編 | 何夢飛 | 圖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