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景遷看西方改變中國

（本報系資料照片）

知名英裔美籍人文社會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於25日辭世，是漢學研究界的一大損失。史氏對中國近代史有其獨到觀察，例如在所着《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from 1620－1969》（中譯「改變中國」）一書中指出，自明朝起，許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這些藉進步的醫療或科學知識作爲接近中國人工具的西方人士，多以救世主心態看待落後的中國，說服中國人必須改信基督教才能和洋人一樣開化，試圖將中國改造成爲一個基督教國家。

史景遷認爲，西方人自認優越且目標崇高，而以專業技術粉飾意識形態，企圖強迫中國全盤接受，在這種心態下，他們的建議是中國所迫切需要的而師出有名，也更是行善的作爲而充滿正當性。當時「改變中國」的內涵，雖以中國基督教化爲目的，卻也因此顯現「君臨中國」的心態。

史景遷雖由人文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但對西方視中國爲待救贖的國家並試圖改變中國的歷史，並未做出是非成敗的評價。晚清朝廷的短視傲慢且無視自身腐敗，或許是列強認爲教化「改變中國」不如武力「征服中國」更快速有效，且更能自中國獲得主權與經貿利益的原因。但「改變中國」此一「高道德」目標仍被強鄰日本擷取，將侵略中國的行爲美化爲中國必須改變後才能在「興亞主義」下，一起「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此「改變中國」雖以聯合對抗西方爲名，實則要將中國納入控制，以奪取中國的土地與資源。

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是以強對弱、文明對落後的高姿態爲出發點，無論是真有將中國改變爲文明國家的善意，或是以之爲名行侵略之實，最終目的都是要從中國獲取利益。美國1979年與中共建交，除爲聯合對抗蘇聯外，爭取中國龐大市場也是重要原因，但前提是資本主義須進入中國。在獨裁政權可因資本主義而更開放、新興中產階級可成爲制衡專政力量的期待下，美國企圖藉交往（engagement）促使中國由經濟開放進一步產生政治質變，可謂進化版的改變中國。

中共並非不知美國的企圖，因此「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爲抵制西方影響力的口號。在經濟與軍事力高速成長令美國深感威脅後，川普改採取對抗的策略，拜登的「競爭」仍延續抑制中國崛起的目標只是在戰術上有所調整。雖然多年來藉交往以改變中國的目標已無異宣告終止，但針對中共人權、貿易、軍事等面向進行的制裁與對抗，仍無疑是藉單邊或多邊體制，迫使中共朝美國所定義方向改變的措施。

楊潔篪今年3月在中美高層對話時說出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等語，反映了中共對西方不斷試圖依自身文化與價值標準進行「改變中國」的不耐與反撲。在當前以美國爲首的反中、抗中氛圍下，史景遷就西方國家百餘年來對中國的高姿態與政策演變的觀察，對當前局勢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方向。（作者爲海軍退役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