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韓國，俄羅斯也有一位女性文學的世界級作家

烏利茨卡婭是一位平實又深刻的當代俄羅斯女性作家。她1943年生於俄羅斯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家庭， 1968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生物學系，1992年發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說《索尼奇卡》，正式登上俄羅斯文壇。

烏利茨卡婭算不上高產作家，每出版一部作品卻都能引起讀者和批評界的熱議。她一步步構建自己的獨特風格，躋身當代俄羅斯文學最具影響力作家行列。烏利茨卡婭的小說不僅受到讀者和批評界追捧，也多次獲得俄羅斯國內外文學獎項，如法國美第奇文學獎、意大利彭內文學獎、俄羅斯布克獎、俄羅斯大書獎等等。近年來，烏利茨卡婭成爲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

湖南文藝出版社推出一套她的作品集，精選作家30年創作歷程中各階段的代表性作品，匯聚強大的譯者陣容，把她細膩深邃的文學世界呈現在讀者面前。

撰文｜段麗君

女性作家烏利茨卡婭：繼承者兼拒斥者

1990年前後，俄羅斯文壇女性主義興起，後現代主義繁盛。烏利茨卡婭此時登上文學舞臺。她的小說以女性人物爲中心，聚焦家庭生活，呈現20世紀不同時代俄羅斯女性生活樣貌及女性探尋自我、實現自我的歷程。在世紀之交解構經典和預言末日的俄羅斯文學語境中，烏利茨卡婭創造了一個富有烏托邦色彩的文學世界。

烏利茨卡婭作爲俄羅斯女性作家，顯示了鮮明的獨特性。

首先，她重拾俄羅斯經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關切現實生活、關切人在時代潮流中的命運、同情被主流文學所忽視的社會邊緣人物。烏利茨卡婭把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普通人的生活納入俄羅斯20世紀曆史進程，把家庭生活置於敘事中心，通過它折射充滿動盪的社會歷史，展露普通人被時代潮流所裹挾的平凡人生，他們的苦痛、追尋和幸福。

20世紀俄羅斯主流文學倡導的宏大敘事強化社會生活的價值，塑造了一大批活躍在生產、科研甚至戰場等公領域的女職工、女領導、女學者乃至女戰士的形象，凸顯她們作爲蘇維埃人不輸於男性的強健氣質。家庭生活的私領域作爲社會生活的對立面，被削弱並最終消失在主流文學視野。隨着家庭生活被排斥在主流敘事之外，溫順、善感、寬懷等被看成女性氣質，被塗上消極的、負面的色彩。

外文版插圖。

烏利茨卡婭在她的小說中把家庭生活作爲敘事對象，彰顯家庭這一概念不可忽視的文化價值。她說，“家庭是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現在還是很珍視這種價值。我覺得，家庭的作用在蘇維埃時期曾經特別大。正是在家庭中能夠找到真正的價值”，“塑造人的是家庭，而非社會”。陳方稱，烏利茨卡婭建立起了“自己獨特的‘家庭詩學’”，是中肯之語。烏利茨卡婭小說中的家庭充滿着平和與愛意，是動盪不安的艱難時世中一個安寧穩固的角落。這個角落主要由看似脆弱的女性所構築，但丈夫從未在家庭中缺席。在家庭中，兩性之間，無論父女之間，還是夫婦之間，都不存在壓迫/被壓迫、剝奪/被剝奪的性別對立關係。父親不只盡力爲女兒提供物質支撐，也在精神上給予愛護。夫婦一同承擔家庭之職，教養子女、自我發展。他們相互依靠，是可信賴的生活伴侶。女性操持家務勞動的辛勞和智慧被重新看見，其價值得到揭示和稱揚。在烏利茨卡婭的小說中，家庭成爲動盪世界中抵抗災禍的堡壘、滋養精神的根基、培植創造力的苗牀，正是在具體的、日常瑣碎的家庭生活中，男性和女性都擴展了自己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發現家庭生活的重要價值，找到實現自我的道路。在烏利茨卡婭筆下，女性在家庭中的妻子和母親身份，並非被父權圈禁的標記，而是撫平傷痛、繁育生命力的女神的代稱。

在重提家庭生活價值的同時，烏利茨卡婭也把被貶斥和醜化的女性氣質帶回當代俄羅斯文學視野，賦予其正面意義。在塑造女性人物時，烏利茨卡婭避開經典小說中對女性外貌的褒讚，常常通過人物之口，提出女性氣質存在的現實性，肯定其社會的和審美的價值，將溫順、寬容、仁善、堅忍的品性捧上美德的高位。主流文學中常遭貶低的“脆弱膽怯”，也由烏利茨卡婭敏銳的女主人公發掘出隱藏的價值，重新定義爲“勇氣和了不起的大優點”。尤爲獨特的是，在小說中，烏利茨卡婭刻意打破性別界限，並不把這些“女性特質”僅歸屬於女性。她特別強調了男性身上的善良和同情心，並將其作爲值得稱賞的品性。

迥異的家庭觀、性別觀與女性角色認同是烏利茨卡婭與歐美女權主義文學家的根本分歧。

烏利茨卡婭小說中描摹的家庭及其生活帶有田園詩色彩。她不否認20世紀俄羅斯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實性，多次講到，“俄羅斯女性常常被迫承擔本該由男性承擔的工作，鋪設鐵路公路，在工廠裡奮戰生產……她們得到的平等過於多了”。她把這種性別過度平等看作強加於女性的重負，認爲把女性等同於男性，在本質上是對女性之爲女性的無視，是對女性權利的另一種剝奪。這是她與同時代俄羅斯一些女性作家的共通之處。不過，烏利茨卡婭在小說中構築理想的家庭生活、諧調的兩性關係，使她筆下的人物也多多少少帶有理想色彩。這可能源於她“對負面人物不感興趣，生活中沒有遇見過惡人”的現實體察，更可能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她小說中的迴響：作家一方面以此表達對人性的堅定信念，另一方面爲女性擺脫困境提出一條可能的路徑。這是烏利茨卡婭與同時代俄羅斯一些女性小說家的不同。

總之，在充滿後現代主義末世感和女性主義絕望與憤怒的文學世界裡，烏利茨卡婭構築的是一個平和美好、富有詩意的文學時空。

探察烏利茨卡婭構建的文學時空，可以從瞭解她的女性人物入手。

烏利茨卡婭作品集，作者：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譯者：任光宣/陳方/李英男/尹城/趙振宇/連星，版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24年5月。

烏利茨卡婭筆下的女性人物：堅守者、徘徊者和叛逆者

她小說中常常寫及兩代人：一代是作家的同齡人，她們生於20世紀40年代；另一代是作家祖母輩或母親輩的女性。她們社會地位一般，外貌平凡，自覺或不自覺地與當下的現實生活和流行觀念保持疏離，寡言少語，行動堅定。她們可以分爲堅守者、徘徊者和叛逆者。

堅守者秉持的是傳統觀念，以《索尼奇卡》中的同名主人公索尼奇卡和《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中的美狄亞爲典型，她們屬於老一代人。索尼奇卡和美狄亞年紀相仿，性情近似，是一對文學姐妹。她們都把傳統價值觀和倫理觀奉爲日常行爲的守則，把維護家庭看成自己的責任。索尼奇卡是圖書館的書庫管理員，自幼熱愛閱讀，常把文學經典虛構的文雅世界等同於真實生活，以文學經典培養的巨大同情心和高尚價值觀對待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結婚後，她付出全部身心供養家庭，操持家務，“從清高的小姐變成了很會過日子的家庭主婦”。美狄亞是希臘裔俄羅斯人，一間小鎮醫院的醫士。她生於克里米亞，由希臘族文化、克里米亞的大自然和東正教觀念培育長大，把家庭責任和社會道義置於個人幸福之上：少女時父母雙亡，她擔負起撫育年幼的弟弟妹妹的責任；待弟妹各自成人，她結婚後，美狄亞對丈夫“毫不掩飾她的關切之心”，“生活自始至終是很幸福的”；年老時，她讓自己寒素潔淨的屋子成爲衆多晚輩的心靈家園。美狄亞履行的是“早已在所有的地方被所有的人廢棄的法則”。

外文版插圖。

索尼奇卡和美狄亞都具有俄羅斯傳統文化所褒揚的那些女性氣質。索尼奇卡的丈夫初見她就驚歎她“與耐勞、溫順的小駱駝有奇妙的相似之處”，意識到“她會伸出脆弱的雙臂來扶持他那日益虛弱、伏在地上的生命”；索尼奇卡在夫婦間的夜談中表現出的“高尚、神聖的幼稚和無限同情”使他們的談話“猶如神話中的點金石一樣”，讓他重新綻放生命力。職業革命家注意到，美狄亞有一種“與之在一起就不會有恐懼感了”的鎮定氣度，他還發現美狄亞“寬容遷就”的豁達襟懷，看出她“溫順、執着、辛勤、頑強”，以及她對家庭責任的心甘情願，她體悟生活神聖性的聰敏……

面對生活的變故，索尼奇卡和美狄亞都表現出冷靜的智慧和寬和的心懷。索尼奇卡偶然發現丈夫移情別戀，在痛苦的同時想到丈夫身爲藝術家的獨立性：“他何時屬於過我？他何時屬於過什麼人？”於是不禁爲他在人生暮年能夠煥發藝術活力，再次轉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而欣喜，自己轉身投入久違的俄羅斯文學經典，“爲完美無缺的語言和高尚文雅的精神所感染，心中生輝，沉浸在靜靜的幸福之中”。美狄亞從年輕時起，就“習慣於把政治變化當作天氣變化一樣來對待，也就是隨時準備着接受一切——冬天受凍，夏天流汗……不過，她都會未雨綢繆，提前做些準備”……

作家筆下的一些怪女、傻女，某種意義上也是索尼奇卡和美狄亞的姐妹，她們在社會主流觀念的歧視和不解中，沉默地承受着不幸，她們把秘密締結的婚姻、想象出來的愛情當成抵抗嚴酷現實的盾牌。

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

《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中的瑪莎、《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中的葉蓮娜、《雅科夫的梯子》中的瑪露霞是徘徊不定者。從年齡上看，她們屬於三代人，瑪露霞最年長，瑪莎最年輕。作家通過描述她們的經歷、她們的迷惘，揭示俄羅斯女性不同時期遭遇的精神困境。在瑪露霞身上，徘徊者的特徵最爲鮮明。

瑪露霞生於1890年，比索尼奇卡和美狄亞年長。她是女性解放運動的追隨者，把家庭生活和女性的生理特質看作阻滯女性自我實現的障礙。她拒絕像母親那樣受困於家庭日常生活，夢想和兄長們一樣建立自己的事業。她“想成爲一個自由的、不受限制、不受拘束的人，要變成一個活潑的、古典的、希臘時代的女子”，她立志“要成爲一種新人，一個自由的、有思想感情的人，一個新式婦女，並且要幫助其他人走上這條道路”。她得到兄長和丈夫的支持，熱情地投入夢想。但剛起步的演藝事業被意外懷孕所打斷，瑪露霞由此認識到“女性受制於自然的悲劇”，她對兒子的到來“懷着一種深深的怨恨”，也是因爲“即使這個孩子尚未來到人世，就已毀掉了她的種種計劃”，讓她生活中漸漸陷入 “她只好……”“她不得不……”的窘迫中。瑪露霞從自己的經歷發現，“男女在生理上無任何平等可言”，女性真正的解放在於精神領域。

在精神領域，瑪露霞處在女性解放運動和傳統文化各自倡導的性觀念的對立中。她一方面完全同意女性解放觀念對於性解放的理論，主張女性解放的先驅者們所宣告的那種徹底的性自由，承認慾望的合法性、個體的獨立性，並自我要求，“儘量顯示自己在婚姻生活中是個鄙視任何束縛、思想自由的女人”；可另一方面，她真切地感到，在實際生活中“總有某種東西讓她不能那樣做”，她看重婚姻中的忠誠，不能接受丈夫傾慕年輕貌美的女人，儘管她承認這是他的“權利”。她拒絕在婚姻中做丈夫的“母親、姐妹或女助手”，認爲“如果在愛情裡連個女人也不是，就更不會做其他事情”，她把得到夫婦之愛、“成爲一個被愛的女人”，看成“我的權利”“生活的必需”。“我不允許下半身控制上半身”是她作爲妻子的自我規範，也是對丈夫的要求。瑪露霞深知自己觀念欠協調，對丈夫說，“有些人生規律讓我倆都遭受痛苦。但誰都沒有過錯”，這是她對人受制於慾望和倫理的清醒認知。她爲“心裡想的是一回事，而實際說的是另一回事”感到不安，不僅表明她迫於女性解放運動追隨者身份而“言不由衷”的現實苦惱，更是她處於兩種相互牴牾的觀念中難以抉擇的真實寫照。

外文版書封插圖。

瑪露霞在彼此衝突的觀念中搖擺不定，她一方面因丈夫帶給她的附屬感和權威感深爲不滿，“與他那些重要的科研事業相比，自己的工作就顯得無關緊要，微不足道”，自己 “與他不斷地鬥爭，並且常常會敗在他的手下”，因此決定“丟開一切”，離開丈夫，解放自己，除去丈夫帶給她“被歧視女人的烙印”，“保住自己的獨立、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她又發現，“她很久前的一些婦女解放思想在此處行不通”，不管她怎樣反對，“男人畢竟還是這種思想的載體”。瑪露霞下意識地尋找一種男性的權威。她稱道教授“人很溫厚，是會關心人的男人，是個熱忱的人”，讚賞他“目標簡單而高尚”“有自己明確立場”。她喜歡和他一起“進行大聲的談話”的感覺。

瑪露霞重視自己的“自由女性”身份，行動卻畏畏縮縮。她“思想上是個新時代的自由女性，是位爭取解放的女性”，給孫女兒取名娜拉，期待她走出禁錮女性的“玩偶之家”，但自己“對婦女的徹底解放問題”的“一些大膽看法”，卻只敢“悄悄對娜拉發表”，甚至擔心被鄰居聽到；當娜拉反抗污名化“摔門而去”被學校除名時，瑪露霞“怕得要死”，她拒絕給予娜拉公開支持，不讓孫女回到她的家。瑪露霞“總隱藏着什麼，經常說漏點什麼，並且裝聾作啞沉默不語”。娜拉從祖母的種種行爲中看出她“爲女性的尊嚴和公正而鬥爭”的“可憐而怯懦”。瑪露霞的尷尬處境，被娜拉無情揭開。

葉蓮娜是瑪露霞的同貌人。她也是徘徊不定的。葉蓮娜與丈夫爭執之後沉默地退入夢境，實質上是她對尷尬現實的逃避，她夢境中的沙漠苦旅折射出她探求新女性身份行動的執着與茫然。詩人瑪莎的困境本質上與瑪露霞相似，要看清瑪莎遭遇的觀念陷阱，可以把她的同齡人娜拉當作一面鏡子。

烏利茨卡婭小說中的三位女性

年輕一輩，如《雅科夫的梯子》中的娜拉、《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中的妮卡、《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中的塔尼婭等，是叛逆者代表。這三位成長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女性，毫不掩飾對既有規則的懷疑與鄙視。三者中，作家對娜拉形象的勾勒最爲立體、對她逃脫樊籠的歷程，展現得最爲清晰。

烏利茨卡婭首先指出，娜拉“是性革命的私生子，卻對這個革命一無所知”。這明確了娜拉性別意識覺醒的俄羅斯本土特徵，及其自發性。在這一點上，娜拉和她的祖母瑪露霞有所不同：在瑪露霞方面，她反抗的是將女性囚困於家庭的“小市民文化”，渴望加入轟轟烈烈的社會生活，在那裡和兄長們一樣實現自我的價值，瑪露霞得到女性解放思潮和父兄給予的精神和物質支持。在娜拉方面，她除了得到祖母遮遮掩掩、自相矛盾的女性解放和性別平等觀念啓蒙之外，依靠的是對身體呼喚的迴應和對外界束縛的本能抗拒。身體既是喚醒她自我意識的號角，也是她可資利用的天然且唯一的自我認知工具，這個工具在道德成規的壓制之下才變爲公開抗爭的武器和旗幟。

娜拉與祖母的不同之處還在於，娜拉透過祖母和父親的尷尬處境認清了社會語境之於性別平等和女性解放的虛僞性，發現叛逆成規是獲得個性獨立、實現平等的有效方式。“娜拉不喜歡守什麼規矩”。她先後擺脫了學校、父親和祖母對她的限制，抵抗了教室裡見面會上對她和她母親的污名言行、消除了父親僅憑父親身份就自覺高娜拉一等的倨傲態度、遠離了祖母“洋洋得意、盛氣凌人的樣子”。

和祖母相同的是，娜拉在個性獨立的路途中也遭遇了困擾。它與瑪露霞年輕時遭遇的“自由還是忠貞”難題有幾分相似。娜拉對母親和繼父之間不自覺的慾望流露、他們掩飾不住的情意“感到惱火”，爲自己離不開情人坦吉茲飽受折磨，幾次嘗試割斷對情人的依戀，都表明她將不受控制的肉慾和情感視爲通往獨立路上的阻礙，內心對其十分恐懼和抵制。

瑪露霞意識到對丈夫的熱烈情感使她難以保持自我獨立，無法遵從女性解放的倡議，選擇“扔掉一切”，甚至多年後連丈夫見面的請求也加以拒絕。她是否通過對愛的拒斥保持獨立，實現她“清除掉頭腦中的一切混亂”“過一種樸素無華、內心純潔的日子”的理想，不得而知。不過，娜拉從《李爾王》“除掉自身一切多餘之物吧”的呼喊中得到啓示，明白了性慾之於男性和女性的天然屬性，不論男女，最終必然通過認識到它的存在，通過迴歸赤子本色，徹底解除它造成的困擾。娜拉理解了自己對情人的依戀，她不再拒斥、壓制或消除它。娜拉任由它存在，順應它，這不是娜拉對慾望的屈服，而是與之和解。這是娜拉對女性慾望合法性的認同，是對“這個事實”的“接受”。塔尼婭和妮卡在兩性關係中的輕鬆自然、瑪莎在兩性關係中的迷茫痛楚，分別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了這一慾望觀。

娜拉大半生穿着牛仔褲和男式襯衫，晚年時把幾個大戒指戴上手指。這一舉動是她獲得自由的一個標誌，表明她不再以男性裝扮弱化自己的性別，坦然接納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對自己與情人之間糾結半生的關係的總結——那是“一場暴風雨般的愛情”，一方面顯示她認識到兩性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是協作而非對立；另一方面，她把兩性間的這種愛情看作幫助人擺脫束縛的“暴風雨”，正是通過它的洗禮，娜拉才認清 “人其實是大自然的孩子”。娜拉發現並認可了男女之愛的本質及價值，也在自我探索的路途中邁出了又一步。

娜拉的家庭觀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年輕時，娜拉的家庭觀是以自我爲中心的。她讓周圍人驚駭的輕率婚姻、她同時與丈夫、情人保持關係的叛逆行爲，和塔尼婭隨意領取的結婚證一樣，都是對結婚證所代表的外部規範的輕蔑，是突破成見、獨立建構世界觀的舉動。娜拉建立的多人家庭和塔尼婭的多人家庭一樣，都是對“存在另一種忠貞”的新倫理觀念的宣示，是對當時倫理觀的拒斥。娜拉從養育兒子的過程中感受到“生活情趣”和“做母親的幸福”，注重的也是娜拉的個人體驗。中年時，娜拉對父母臨終前的悉心照料、對從不喜歡她的婆婆的真誠關懷，都折射出娜拉家庭觀念的轉變。更不用說她與情人的和諧關係、與前夫新家庭的友善相處。娜拉融入家庭之中，看到了時間長河中匯聚前輩和後輩的家族之羣，看到了她在其中既獨一無二又承襲傳續的本質，具象地體認到個人對家庭的責任。娜拉對祖母瑪露霞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她記起人家把祖母看成“女神”的話。人家說，瑪露霞“讓所有人都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由於她的出現人們開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娜拉發現了祖母的偉大之處。

當娜拉梳理祖父母留下的資料，寫出一部書，她呈現的不僅是一部“偉大愛情史和思想史”，呈現的還有祖母瑪露霞的沉默。娜拉用自己寫出的這本書使祖母進入歷史，成爲造就這部“偉大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娜拉也通過這本書呈現了自己的探索史，對祖父母的探索歷程做出了自己的評價。娜拉提筆寫書的舉動，表明她獲得了個體自由。娜拉通過發出自己的聲音，實現了性別平等，不僅讓祖父寫書的願望得以實現，也使瑪露霞“幫助其他人走上這條道路”的理想變成現實。

外文版插圖。

烏利茨卡婭筆下的兩代女性有顯著的不同之處。老一代人植根於傳統文化，在延續傳統家庭觀的同時，拒斥當下流行的價值體系，保持自我的獨立性。年輕一代則以反叛者姿態，從性革命出發，衝破種種束縛，展開自我探索之旅。

在承襲、拒斥和探索的過程中，兩代人都表現出敏銳、勇氣和堅韌。她們的共通之處在於肯定女性特質及家庭的價值，肯定兩性互相理解、彼此扶持是實現性別平等的一種有效途徑。

烏利茨卡婭在小說中提出的性別觀基於她對俄羅斯社會現實的審察和對俄羅斯女性困境的體認。她指出，“西方女權主義者希望女人跟男人一樣: 工作，參與社交生活、社會生活和職場生活。我們的女人，飽受雙重負擔的折磨，她們夢寐以求的，恰恰是那種在西方遭到強烈抗議的狀態”。她在小說中肯定女性特質，肯定家庭之於人的重要意義，承認性別差異，將理解與尊重，將性別合作而非對立看作女性擺脫困境的解決方案。她描述女性困境的目標不在於表達憤怒，而在於達成理解。這種務實的性別平等觀念，對當代中國社會具有啓發意義。

烏利茨卡婭在小說中展現了思想與行動的價值。她筆下的人物都是觀察家、思想者和行動派。他們誠實、堅定、富有勇氣，致力於解決問題，懷着對生命的感激熱忱地生活。烏利茨卡婭對待複雜生活的達觀態度，也許能爲忙碌焦慮的現代人提供一點借鑑和參考。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段麗君；編輯：宮子；校對：趙琳。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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