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郭臺銘能拯救逐漸被世界拋棄的臺灣創投嗎？
老友近日提及郭臺銘的政策執行能力或許較佳，我表示郭臺銘有其更大的問題，在管理上未曾實踐政府組織、在誘因上無法執行臺灣優先政策、在政策上無法適應臺灣轉型所需等等，都使得郭臺銘和反智的韓國瑜與缺乏整體策略思考能力的柯文哲一樣，難以帶領檯灣創新經濟。我無意幫郭臺銘擬定他粗糙的政策，但是對於有志於臺灣創新政策者，可以推薦一本舊作，從創投政策的角度檢討政府政策所能及與不能及之處。
這本書是《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當然一提到這個題目，多數人會聯想起搖滾樂團Green Day 的同名名曲，不過我所說的是哈佛商學院Josh Lerner 於2009年出版的作品。
Lerner 是一位在觀念上十分豐富有趣的學者，學者大致可以分爲兩類，第一種是根據同一理論去探討不同現象，第二種是針對同一現象，用不同理論去探討。Lerner 屬於後者，他用各種能想到的經濟、財務與策略理論，去分析風險創投產業，即使在人才濟濟的哈佛商學院，也是知識最多元豐富前幾名的教授。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正是從風險創投的角色，分析世界各地的科學園區（主要是美國、以色列、新加坡，但也兼及英國或印度等國）的企業策略與政府政策，特別是2008年金融風暴時，美國花費1500億美金紓困AIG，令AIG成爲一個政府擁有81%股份的國有企業，或是同年瑞士政府花費20%的GDP對UBS紓困，以600億美元換取將近10％的UBS股份，政府所有權的政策是正確的嗎？政府應該鼓勵企業到什麼地步？政府該以公共資金投資新創企業嗎？政府的資金與創投政策如何影響一個創新企業？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不久前我曾經提過， 多倫多大學商院教授Richard Florida 等人的世界創投產業報告揭露了令臺灣創投尷尬的一幕：
創投已經成爲一個全球化產業了，美國不復壟斷創投，從1992年幾乎佔95% 到去年只剩下50%的市佔率，過去二十多年，亞洲與歐洲已經成爲創投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且因爲羣聚經濟等效應，使得創投在全球化城市中的集中度與日俱增，贏家的比重不斷上升，其餘的城市正逐漸被拋在後面，差距與日俱增。世界的創新活動越來越向大城市集中，北京、倫敦、柏林、多倫多、巴黎，臺拉維夫等城市成爲新興勢力，小城市逐漸被拋棄，不幸的是，臺北市正屬於輸家，與世界的差距越來越遙遠，在資本跨國流動越來越明顯的狀態下，臺灣本地新創事業獲得的資金卻越來越少，是臺灣創新的重要限制。
與郭臺銘的論述相反，臺灣的外資或投資增加，除了半導體之外，重要的因素來自美中貿易戰。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郭臺銘屬於現在，柯文哲屬於過去，韓國瑜屬於外星天線寶寶，三人之中無人看護臺灣的未來。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揭露出一些通常爲人所忽略的歷史要素，例如因爲 AnnaLee Saxenian的名著《區域優勢》，而使得矽谷與一二八公路的70年代後文化差異的影響廣爲人知，但是對於二十世紀前三十年，幾個矽谷高科技企業所設立的制度影響，以及史丹佛大學和國防部的歷史，則較少引發關注。創投產業是由母校INSEAD創辦人與當時MIT校長共同創立的，爲何後來卻在西岸引發更大的關注？美國等政府，究竟在創投產業與新創事業上，做對了哪些事情？做錯了哪些事情？政府的政策在什麼時候最有效？或是以色列創投產業與新創事業的興盛與限制，也不是走馬看花幾天參訪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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