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八歲，她就學會如何當媽了”
《再見愛人》第三季中，李鬆蔚在評價傅首爾和老紀的成長環境時提到一個詞——“兒童親職化”，即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角色對調。“親職化”的孩子會像父母一樣，主動犧牲自己的感受去照顧、安慰、甚至引導家長的理性和感性需求，被迫在生命早期成爲家庭的照料者。
在畸形的關係倒置中，外界通常會爲他們貼上“乖巧懂事”的標籤，並獻上真誠的讚美。而那些孩子，在掌聲和鼓勵中一步步走向更深的“親職化”，以至於迷失自我。
我們採訪了兩位“親職化兒童”，她們或是從小忍受父母的情緒垃圾，或是成爲主動承擔大量家務的“工具人”。“乖孩子”的標籤束縛了她們二十餘年，直到有一天，她們把“不想再做乖孩子”寫在紙條上，然後撕了個稀碎。
何以成爲“小大人”？
深夜，八歲的藝璇暈暈乎乎地醒來，她摸了摸額頭，有些燙手，興許是發燒了。她看了看身旁沉睡的媽媽，又閉上了眼，“媽媽好辛苦，不叫醒她了，等天亮再說吧。”
第二天醒來，媽媽發現女兒燒到了39度。
在藝璇的印象中，自己似乎打小就是一個“乖孩子”。
害怕吵醒熟睡的媽媽而不敢走進房間，崴腳不想麻煩父母便獨自死撐着走路。在幼兒園，只有聽話的小朋友有糖吃，藝璇每天都能拿回一顆糖，有時是兩顆。
這份超越同齡人的乖巧懂事讓老師嘖嘖稱讚，藝璇的媽媽還被邀請到家長會上分享育兒經。
“那你說什麼了？”藝璇問。
媽媽難掩驕傲的神色，“記不清了，反正就是說也沒怎麼教，你天生就聽話。”前來串門的阿姨在一旁附和誇讚，“有的孩子天生就是來報恩的，不讓父母操心，你就是這種孩子。”
“我天生就聽話”“我就是來報恩的孩子”，小小的藝璇接受了這種設定。
但如今26歲的她自嘲，哪有什麼孩子天生聽話？其實一切的形塑都有跡可循。
圖源：《我的天才女友》
這份“聽話”的出廠設置大概是源於她那“不聽話”的姐姐。
與小四歲的妹妹相比，長姐更像個孩子，活潑任性，調皮搗蛋。藝璇不記得姐姐都做過什麼，只記得她總是被媽媽打，鎖住的房門裡傳出姐姐一陣陣哭聲和叫喊，夾雜媽媽的幾句訓斥，“叫你不聽話”“叫你頂嘴”“叫你東跑西跑”……
在年幼的藝璇心裡，那些聲音“滋啦滋啦”地烙下鐵一般的印記。很多次，她望着那道房門，又懼又怕，想捂住耳朵逃遠卻嚇得一步都邁不動。那些“教誨”被她一字不落地聽進耳朵。
在那之後，分不清是爲了討好還是爲了自保，藝璇聽話得出奇。站在貨架前看了很久的布娃娃，媽媽的一句“不能買”便讓她不哭不鬧地走開。家中不讓剩飯剩菜，她磨蹭着不想吃，姐姐一句“爸爸媽媽要回來了”就能讓她硬撐着把飯菜吃完。在別的小朋友忍不住說小話做小動作的年紀，她已經當上了紀律委員。在同齡人與父母爭吵，鬧着離家出走的青春期，她仍舊風平浪靜。
藝璇成了親友口中被樹爲孩子榜樣的“乖乖女”。
後來簡單的“聽話”已經不足夠了，由於家庭的破產，藝璇還要成爲能照顧大人情緒的孩子。
她的父母多年經商，在藝璇12歲那年，由於選址、成本等各種因素，父母的一家店鋪以虧本告終。資金一時難以週轉，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
這對農村出身的中年夫妻沒有文化，找不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打零工又難以擔負家中的鉅額負債，只能一次次借錢開闢新的經商渠道，希求幸運之神的眷顧。惡性循環的齒輪就此滾動。
他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藝璇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哪，只覺得父母的眉頭越鎖越緊。
後來父親去外地做生意，大多數時候藝璇與母親生活在一起。她知道由於經濟問題，母親會整夜整夜地失眠。房間的隔音效果不好，有時半夜藝璇能聽到母親抑制不住的哭聲和低吼。她告訴自己那是風聲，心上卻被一塊大石頭壓得死死的。
無措、慌亂，她用枕頭捂住耳朵，強制自己睡去。
母親那些無處訴說的壓力需要一個發泄口，秉承着“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向內泄洪是最好的選擇。而藝璇的父親是個傳統的中國式男人，從沒送過母親花，不會說浪漫的情話。在母親哭訴壓力時，他說不出安慰的話，只是一個勁地嘆氣，母親說，“我聽到他嘆氣就更心煩了。”
於是，乖巧懂事的小女兒便成了母親的閘口。
圖源：《小歡喜》
藝璇很怕夜晚，因爲寂靜會牽引出無數的愁緒。在很多個深夜，媽媽會拉着她坐在桌前，抱怨丈夫的無用，自己成了苦命的女人，抱怨家庭經濟的困難，一遍遍重複着“要是有錢就好了”，抱怨親朋好友的不道德行徑……
就像一滴滴渾濁的水被喂進嘴裡，藝璇強忍着不適，還要扯出一絲笑容安慰，“沒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她印象最深的是初二的一個夜晚，貸款又還不上了。那天媽媽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癱在牀上，緊攥着女兒的手痛哭，“你以後一定要掙大錢。”
藝璇紅着眼眶，一言不發，她看着媽媽的眼淚滴在自己通紅的手指上，感覺心裡燙出了一道道傷疤。
“我知道這些話媽媽只能和我說了，她的壓力總需要傾訴。但我真的不想聽，她把情緒垃圾倒給我，我又能倒到哪去？”
這些內心的叫囂她從沒和父母說過，她怕揹負上“不孝”的罪名，也怕他們再也不說，真的無處傾訴。
如果說藝璇是需要滿足家人情緒需要的情感型親職化兒童，那逍遙更像是工具型親職化，從小她就主動包攬了家中大部分家務和照顧弟弟的責任。
“我總覺得這是我欠他們的。”
7歲之前，逍遙是留守兒童。一年中能見到父母的天數大概不超過10天，她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等着他們回家，等着他們打來電話，等着他們來幼兒園接自己放學。雖然大多數時候她都等不到他們。
逍遙的老家/ 圖源：採訪對象
比等待更煎熬的是短暫相見後的分離。每次離別，逍遙都難掩失落，眼眶泛紅。奶奶便說：“不要哭，爸爸媽媽是爲了賺錢養你才離開你啊。”
這一句被年幼的她記住了。逍遙認爲，這是愧疚之心的起始，“我單純覺得我的存在會給他們造成壓力。所以我一方面很期待他們會回來，一方面會覺得因爲我需要這麼多教育資源，他們纔會被迫在外打工。”
所以，從被接到父母身邊生活的那一天起，逍遙便自己洗校服，洗弟弟隨手丟下的襪子；在父母沒空時做好一桌菜，等他們回來吃；即便是在高三衝刺階段，她也會習慣性地把全家人的碗洗掉。
而逍遙父母從未誇獎過女兒做好的飯菜，神色如常地坐下、吃完、離開，彷彿是她的應盡職務。也只有在臨近高考的時候，他們纔會攔住她，“不要洗碗了，快去學習。”
在家中，除了女兒，逍遙也是長姐，父母總是告訴她要照顧好小三歲的弟弟。
初中逍遙和同學出去時，媽媽問能不能帶上弟弟。弟弟中考時，逍遙不能在自己房間內玩手機，媽媽說“會讓家裡變得浮躁”。高考結束後逍遙出去玩，接到媽媽的電話，“你爲什麼還在外面玩？你知不知道弟弟作業沒交？”
那是她第一次感到崩潰，“我弟弟一個15歲的人了，作業沒交還要我管麼？我自己的需求不重要嗎？”
但她隱忍未發，強撐着笑臉和同學玩完了一天。
圖源：《我的姐姐》
我曾試圖聯繫逍遙的媽媽，想了解她對女兒的看法。逍遙媽媽拒絕了採訪，“我女兒就是學新聞專業的，以後很可能就幹記者，真有必要的話我以後也只接受女兒的專訪。”
我對逍遙說：“感覺你媽媽還是挺爲你驕傲的。”
“我和你的感覺不一樣誒。”逍遙笑了笑，“我已經不止一次和她說過我不當記者了。”
成爲“小大人”之後
在家庭之外，藝璇習慣性地將情緒照料者的角色復刻進友誼。
同學分享了一個並不好笑的梗，她也會裝作被逗笑的樣子哈哈大笑；朋友安利的視頻、小說，她會一個不落地看完；室友在她睡覺時大聲說話，她忍了很久也不敢對她們說一句“能不能不說話了”。
身邊的朋友常誇讚她“好像沒有脾氣，從不生氣”。
藝璇開玩笑地說，倒也生過氣。初中有個同學偷吃我的薯片，當時很生氣，但裝作沒看見，把怒氣壓下來了。
“爲什麼要壓下去呢？”
她收起笑臉，糾結道，“好像本能地想壓住怒火，可能是怕發火了同學會尷尬吧。”
圖源：知乎
但和母親一樣，被壓抑的情緒總需要一個出口。在不願意讓任何人成爲情緒垃圾桶的情況下，不會說話的日記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些從未表露過的委屈、憤懣、咒罵被一股腦甩進日記裡，藝璇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寫上兩三個小時，直到手痠麻了才匆匆結尾。
她說日記裡藏了一個黑暗的自己。
一張截圖被傳送過來：
“2014年9月18日，週三，天氣晴。今天xxx衝我發火了，爲什麼要罵我啊？又不是我的錯！都去死都去死。”
字跡逐漸張狂、扭曲，鋼筆洇出的墨跡浸溼了紙張，暈出的毛邊張牙舞爪。
時隔九年，藝璇已經忘了那是什麼事，但隱約記得面對好友的指責，自己默不作聲，回家後鎖上門，眼淚"啪塔啪塔"地落在日記本上，留下一塊塊淚斑。
在那行情緒激動的文字下，還有一行規規矩矩的小字，用括弧框起來，“抱歉xxx，這樣說話還是太傷人了。”
迄今爲止，藝璇已經寫完了五六本日記，每本都被她藏在不同的角落，書櫃的夾層、牀板底下、枕套裡……
家中四處散落的是另一個“藝璇”的秘密。
圖源：PIXABAY
家庭的痕跡也遍佈逍遙的人生軌跡。原生家庭裡的重男輕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逍遙的性取向，原本喜歡男孩的她越長大對男孩越無感，反而對女孩頻頻心動。
逍遙說，在她的成長中，男性已經過多地侵佔了自己的生活空間。在家，她要爲弟弟洗衣做飯；在奶奶家，生了四個女兒的老人常常感嘆，應該生個兒子；在二姨家，表哥是完全不管事的，她依舊要幫着洗碗。
“所以與男性結合的家庭肯定會複製我現在的生存狀態。”逍遙的聲音篤定而堅決。
但即使在同性關係中，原生家庭依舊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對逍遙而言，做家長的乖孩子意味着戴上面具，把自己僞裝成他們的理想女兒。她想這樣不會被拋棄，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而這一觀念也被照搬進愛情。
當對象期待彼此更加親密時，她便甜膩膩地說話，語氣詞、波浪號和各種愛稱成了聊天必備；爲了滿足對象的被需要感，她裝作不會點外賣，讓對方來點；爲了迎合女友的情緒需求，異校的她們每週要見三次面。
但每次回到宿舍，逍遙都要用很長的時間從獨立空間被剝奪的窒息感裡緩過來。而一旦她流露出帶着疏離感的本性，對方便會質問，“你爲什麼這麼冷漠，是不是不愛我了？”
於是，她極力隱藏真實的自己，始終覺得那個“我”不配被愛。但時間久了，精疲力盡了，逍遙裝不動了。在一個常見的廣州暴雨天，她將女友送到車站，把傘遞給陪伴了自己兩年的女孩，給這段瀕死的愛情畫上了句號。
“我們選擇在變得越來越糟糕之前分開。”
圖源：PIXABAY
而得不到愛的小孩也很難愛自己。在學校得腸胃炎時，逍遙痛得連續三天失眠，不願去醫院，也沒有求助舍友。她總想，疼疼就過去了。一直疼到面色發白，雙手顫抖，她纔在半夜三更爬起來，獨自打車去了醫院。期間，她沒有麻煩任何人，只是出於對安危的考慮，把出租車的車牌號發給了一個朋友。
她想起了明知女兒宮寒卻很少給她煮紅糖、煨薑湯的媽媽，大概明白了這種自虐式成長的根源。
王小波說，“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捱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錘不了我。”
和21歲的王小波不一樣，21歲的逍遙早已反覆受錘，被錘得沒有了棱角。
“不想再做乖孩子”
第一次知道“親職化兒童”是源於一個舍友，那也是藝璇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乖巧”可能是病態的。
她半開玩笑地和父親提起這個陌生的概念，揶揄自己因此變成了“討好型人格”。父親有些雲裡霧裡，眼神真摯地問她，“聽話是好品質啊，凡事先考慮周圍人不是成熟的表現嗎？我也是把你們放在我的第一位啊。”
藝璇一時語塞，下意識地搪塞過了這個話題，心裡卻分外明晰，“這不是與父親的對抗，而是與父親背後的時代乃至整個中國式傳統教育的對抗。我做不到。”
而當聽話成爲本能，對抗又近乎無望，藝璇覺得自己成了鐵屋子裡被叫醒的人，她能想出的最簡便的辦法就是逃離。
大學畢業後，她選擇留在離家幾千公里的北京，遙遠的距離、冰冷的屏幕成了母親向女兒發泄情緒的阻力。藝璇在這座擁擠的城市得到了一絲喘息。
藝璇下班時拍的北京夜景/ 圖源：受訪對象
但如此的代價是，母女倆能夠交談的話明顯減少，聊天通常會在“冷不冷”“忙不忙”“最近怎麼樣”幾個問題後戛然而止。藝璇記得在雙方又一次沉默後，視頻裡的媽媽苦笑着說了句，“唉現在都不知道跟你聊些什麼了。”
藝璇也苦笑，她達成了自己的目的，心裡卻分外悲涼。
遠離家庭同樣是逍遙的選擇，比起每週回趟家的大一，今年大四的逍遙已經近一年沒回家了。她的覺醒大概是發現父母不平等的愛之後。
在採訪中，逍遙經常提到“如果”這個詞，“如果我考差了他們說‘沒關係，再接再厲’就好了”“如果他們能多問問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就好了”“如果他們會問我‘錢還夠不夠花’就好了”。
得到父母的關心、鼓勵和肯定幾乎成爲逍遙前21年的人生信仰。不過現實情況是，1000塊的生活費她熬着用了兩個月，父母也完全沒有察覺。
圖源：《都挺好》
她爲父母開脫，可能是他們不會愛吧。
但上了大學後，逍遙發覺那些自己渴望得到的都被給予了弟弟。
一直以來，她很少接到父母的電話，最頻繁的幾次溝通大概是在大二，弟弟要高考的時候。一天好幾個電話都是同樣的模式——開頭寒暄幾句“吃飯沒”“忙不忙”，隨後切入主題，“你幫弟弟做個表格吧”“你給弟弟傳授些考試經驗吧”……
逍遙嘆氣，“沒有一個電話是爲我而來的。”
弟弟的高考成績不理想，父母安慰說，“沒關係，已經很棒了！”
而逍遙還記得自己因精神壓力過大，高考發揮失常，父母看到分數後久久沉默，那一整個暑假都沒再提起關於高考的事。
她至今難忘那種令人窒息的冷暴力。
當她每每以這些不平等質問父母時，他們從未正面迴應，只說，“你想太多了。”
數次爭吵後，逍遙疲於活在父母的期待中，也不再希求從他們那獲取愛與肯定。她極其認真地把“在大學裡做乖孩子”寫在便利貼上，然後撕了個稀碎。
“愛自己可以是我一個人的課題。”
放棄了父母期望的考研考公，逍遙轉向真正熱愛的寫作。她將親身經歷寫成文章，流暢細膩的文字和真實的自我袒露得到衆多網友的稱讚和肯定。
一位初中同學時隔六年再次見到她，提到了她的帖子。逍遙下意識地否定自己，“瞎寫的啦，這些年沒什麼成就，學校也不是很好。”那同學篤定反駁，“其實我壓根不記得以前的同學都上了哪所大學，但你初中寫隨筆，我還能給你念出幾句來。”
靠着大片的落地窗，starbucks的暖光在同學的臉上落下柔柔的一層，與外面廣場上的陰影割裂開來，她笑意盈盈地念起少不更事時的語句。在這一瞬間，逍遙看到了過去被自卑遮掩的、本就閃閃發光的自己。
她逐漸意識到，“原來我的每件事都能找到值得誇誇的點啦。”
外界給予的肯定讓逍遙一點點積攢起相信自己的底氣，這些力量與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怨氣對衝碰撞，在今年生日徹底爆發。
那天，逍遙收到了品牌方送來的手鍊，點綴着愛心，閃閃發亮。她卻捧着首飾，哭溼了大半張紙，“這多像是一位媽媽送給女兒的生日禮物。”
逍遙收到的手鍊/ 圖源：受訪對象
她給媽媽的微信備註是“媽咪1976,10,11”，她說這樣不會忘記媽媽的生日。但自己卻幾乎沒收到過父母的禮物，生日那天她也沒有收到他們的生日祝福。
幾天後，媽媽發來信息，是讓她安慰剛高考完的弟弟。
逍遙說，“怎麼不讓他發兩句祝福給我，因爲我剛過完我的21歲生日？”媽媽回覆，“我都忘記了。給你200塊，你去加個餐。”
200塊被逍遙退回了，“我想要的從來也不是這些。”隱忍許久的女孩一字一句地敲下自己從小到大受到的委屈與冷落，責問媽媽“爲什麼女兒怎麼都做不好做不夠，對兒子的標準卻一低再低？”
她沒有得到預想中的解釋或是道歉，“心寒”“書讀這麼多年就是這種思想”“弟弟是爸爸媽媽不在了你也要照顧好的人”被媽媽一句句甩出來。
逍遙與媽媽的聊天記錄/ 圖源：受訪對象
搖搖欲墜的信仰被那些言語擊碎了，努力了21年的逍遙沒有得到預想中的肯定，甚至被母親徹底否定。
她崩潰痛哭，寫了一封信，4頁紙，細數自己從小承擔的家務、對弟弟的照顧、不願坦言的委屈，一直寫到凌晨三點，徹夜失眠。隔天她跑到郵局將這封信寄給了媽媽。
過了兩三天，逍遙打開手機，看到了媽媽發來的道歉，“媽媽也是第一次做媽媽，對不起，忽視女兒的成長了。”
那天，逍遙哭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慘。
情感需求是有保質期的，那些過期的回饋不屬於當下，也無法滿足已經被傷害的靈魂。
時至今日，逍遙依然會痛苦於父母下意識的冷漠和忽視，依然會覺得他們做得遠遠不夠。對外傾訴、遠離家庭、剖析自我……她還在尋找與之和解的方式。就像爲自己取名“逍遙”一樣，她希望終有一天，自己能像這個名字一樣不再擰巴，不再在意。
不過還有多久呢？逍遙不知道，這可能是她一輩子的難題。
她偶爾會想，“如果時光能倒流就好了。我會抱抱那個總是一個人趴在書桌前的小女孩，告訴她——你不是累贅和負擔，你是一個家庭的禮物和寶貝；你值得最好的生日禮物，即使它不是來自於你的爸爸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