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纔讀大學，那又如何？回憶我9個“老三屆”同學的人生逆襲

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撰文丨丁玖

2024年元月是我從南京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四十二週年。恢復中斷了十一年之久高考的第一屆，讓我們年齡跨度最大值爲十四歲的一羣男女，擠進了同一間教室拼命讀書。現已六十五歲的我，想起激情燃燒的大學時代，怎能不興奮？然而，在我打開記憶閥門的一剎那，首先浮現在眼前的卻是現已七十五歲左右的老三屆同窗們當年的鮮活形象。

我班48名同學中，有9名是老三屆高中畢業生。他們是尹光炎、何炳生、沈錦仁、張朝宓、冒榮、顧永剛、徐萬紅、薛富林和魏木生，全部都是“江蘇特產”，除張朝宓外都是男士，除冒榮和薛富林爲六七屆高中畢業生外，其餘全是六六屆高中畢業。八位男同學都被全班尊稱爲“老”，比如老何、老薛；他們自己彼此也如此稱呼對方，輔導員邱增煌老師也這麼叫，故有“八老”一說。他們也充分享受這“倚老賣老”所派生出的得意感。清朝有八位“顧命大臣”輔助年僅六歲的同治皇帝，而我班的八老，則是協助系領導和輔導員關心幫助更年輕的同學。須知，邱老師這個六八屆的高中畢業生，也比他們年輕一兩歲呢。

但是對張朝宓，我們所有人從來沒有稱過她“老張”，或許“老張”這兩個字已被作家老舍(1899-1966)寫進他的小說《老張的哲學》而不能再用了，許多人親切地喊她“張大姐”，或以更加親暱的“朝宓”代之。可以說，她在我們同學中是最受大家尊敬和愛戴的一名大姐。她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曾爲南京大學外文系公共英語教研室主任。“文革”中她在蘇北農村插過隊，回城後她當過中學數學老師，經歷了諸多人間困苦。她將所有同學視爲弟妹，雖然她並不一定是全班年齡最大的。同學們，尤其是年紀較輕的女同學們，有了困難就會找她傾訴，知道來自她的話語、分析、建議，都會幫助解開心中的疙瘩。她的經濟情況非常拮据，但是當有同學因失竊或其他原因導致較大經濟損失時，她比任何人都積極地捐款。

這9名老三屆中，有三名六六屆與某個幾何圖形發生了聯繫，其中年紀最老的老尹畢業於無錫一中，次老的老魏畢業於江蘇省常州中學，最年輕的老何則畢業於江蘇省南菁高中。這三所中學都是頂級的學校，屬於江蘇當時的十八所“示範高中”，而他們都是頂尖的學生。何炳生的平面幾何學得可能不亞於當律師時曾在蠟燭光下苦讀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總統，他突然發現，這三所蘇南名校，位於一個邊長爲四十公里的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上。他們三人十年後進了同一所大學、同一個專業，成了同班同學，學習上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他們帶動了全班同學的學習進步，爲一批青年才俊的成長、冒尖、卓越，立下汗馬功勞。不過，就二十年後的學術成就而言，如果打個比方，在三國的歷史上，吳國、魏國、蜀國最終被滅，統一於晉朝，而我班最後的稱雄者司馬氏就是田氏剛也，他成了中國七七級大學生中的第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自然年齡差距是一關鍵因素。

9個老三屆，像9根巨木柱，撐起了班級集體學習和生活的大帳篷。在進校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三十來歲的他們是全班的靈魂、生活的楷模、讀書的榜樣。而二十來歲的我們，則自覺地圍繞在他們的身旁。無論在教室還是在宿舍，他們的一言一行，我們都會豎起耳朵聽，睜大眼睛看。整個大學四年，他們在我們的心目中享有着相當高上的威望。所以，一旦回憶起火熱的大學生活，“老三屆”這三個大字會首先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他們失去了整整十一年半的光景，才跨入了大學之門，與比他們差了半代的學弟學妹們同坐一間教室。憶往昔，1966年，在意氣風發的高中時代，他們都是班上學習的標兵、老師的寵兒、校長的驕傲。他們計劃好的高考第一志願，不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就是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十多年後，他們終於依靠自身的努力、不懈的堅持，考進了名校南京大學。可是他們當年的高中同窗，另一部分優秀的學子卻未能實現大學夢。幾年前，何炳生特地給我班的同學微信羣發來2018年1月17日的《中華讀書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從66屆高中到77級本科》，這是新中國的第一個文學博士、南京大學中文系的莫礪鋒教授爲一本集體回憶錄寫的序言。回憶錄的書名是“1966年我們讀高三”，它收錄的是江蘇省泰州市泰縣（現姜堰區）溱潼中學六六屆高中畢業生中還健在的四十四人撰寫的回憶文章。當年他們畢業班的五十二個學生，被學校推薦報考北大者兩人，推薦報考清華者九人。十幾年後，該班總共有十五人成爲七七、七八級大學生，但絕大部分進的也只是普通的地方院校。我家鄉1977年高考全縣第一名、與我同姓的一名六六屆高中畢業生，也只考進了附近的鎮江農機學院（現江蘇大學）。書中那篇《我那曇花一現的清華夢》的女作者王佩霞，當年校長建議她報考清華，但十一年後她參加高考時，卻名落孫山。序言的作者也是六六屆高中生，畢業於江蘇省蘇州中學（當年叫蘇州高級中學），他作爲七七級學生考進安徽大學外文系英文專業，大二時提前考上南京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最後在古典文學名教授程千帆(1913-2000)先生的門下獲得博士學位。我2017年5月參加第一屆江蘇發展大會，獲得大會贈送的莫教授新著《唐詩與宋詞》。作者優美流暢的文筆，吸引我每晚臨睡前都要讀上幾頁，直到讀完全書。

1978年4月我比第一批錄取者遲一個月入學進校時，就發現本系新生已經自發舉辦了業餘初等數學複習班，時間放在晚上或週末，教室不是宿舍就是數學系會議室。高考已過，難道還要再考代數、幾何、三角？今天，每當黑色六月高考日一過，高三的孩子們就噼裡啪啦地把教科書撕得粉碎，因爲他們最仇恨這批教科書了，恨得咬牙切齒，不撕不足以泄心頭之恨。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他們一整年翻來覆去複習的這些初等數學內容，對於大學裡高等數學的學習依然十分有用，忘記了它們的基本概念就會阻塞他們理解更高檔數學術語的通道。2003年秋我回國度過了一個學期的學術休假，應那時擔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理學院院長的大學同學倪勤之邀，給數學系的大二學生雙語開設了一門《插值與逼近》課程，佈置過一道習題，如果真懂高中代數裡學過的代數基本定理，就做得出，但是班上一百餘人中只有兩三人做對了，令我十分驚訝。爲了高考，他們做了無數道與代數基本定理有關的習題，但不少人還是沒有真正弄懂這個定理到底說的是什麼。我們七七級中的一些同學數學基礎並不紮實，所以爲了更好地掌握高等數學，複習初等數學是必要的。

數學系學生進校必修的第一門基礎課就顯示了推理數學的威風。這門課的名稱是“數學分析”，而且要連續修上兩年。它的名字有點誤導性，一般人會誤以爲是怎樣用數學來分析實際問題，聽上去更像是數學應用或實用數學，實際上這門課說白了就是微積分，但在美國它被稱爲“高等微積分”，一般是大學高年級和研究生低年級的課程。大一的新生，即便是數學系的，學的微積分叫做“初等微積分”。那在中國的課堂裡，初等微積分跑到哪裡去了呢？它們跑到綜合性大學和師範院校的其他系去了，或落戶工科院校去了。中國傳統有“等級”意識，連大學生的數學課也分三六九等。在中國，除了數學系之外，所謂的微積分，學的都是難易程度不一的初等微積分，但名字統統改了，美其名曰“高等數學”。這是更具有誤導性的名稱，讓人以爲所有的高等數學都放進去了。除了天文學系、物理學系和氣象學系的高等數學課稍難一點外，其他系科的高等數學相對容易，因爲學生所學的僅僅是微積分學中的一些方法，比如怎樣求函數的導數或怎樣賦值一個定積分，卻並不學怎樣證明這門最重要數學課程裡的各個定理。但是學完了這門課應該就會做1977年12月23日江蘇高考統考數學卷的那兩道附加題了；魏木生就因爲自學過高等數學而不費勁地做對了這兩道極限和積分題而戴上本省高考“數學狀元”的帽子。

那麼數學系呢？數學系的學生可不能學這麼簡單的初等微積分，當然要學高等微積分。是的，我們進校第一學期就被迫學高等微積分，但是它的名字要改，要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改叫“數學分析”。五十年代起，中國一切向蘇聯看齊，高等教育的大多數設置都以蘇聯爲準，民國時代的“親歐親美”措施全部被拋進了太平洋裡了。到了我們讀大學，儘管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和蘇聯吵架多年，但教育思維的慣性太大，做的還是那一套。除了班上少數幾個早已學過一點或全部高等數學的同學，比如魏木生、冒榮和王宏玉，絕大多數人從未感性地認識微積分的基本思想和運算法則，就一下子從初等數學蹦到最難的高等數學。這相當於還沒學過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和萊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先後發明的不那麼嚴格的微積分概論，就跳到二百年後的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1789-1857)、魏爾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1815-1897)等通過嚴格的極限語言而論證的微積分理論。這種跳躍，即便對高考數學成績很出色的許多數學系大一新生而言，也恐怕是一件大難事！

比方說，在非數學系的“高等數學”課上，當老師講到極限的概念時，儘管教科書也可能給出了嚴格定義，但是這個定義不容易理解，用這個定義來證明一個函數的極限爲幾相當困難，所以他一般會這樣形象地描述函數f(x)當自變量x趨向於a時的極限等於L：當自變量x的值越來越靠近數a時，對應的函數值f(x)將越來越靠近數L。事實上這種描繪不太精確，因爲它沒有給出“越來越靠近”這種含糊說法的精密數學刻畫。但是對於一般的大學理工科學生，可能這就夠了（當然對按照高標準訓練傑出人才是不夠的），因爲即便對極限定義不甚瞭解，計算通常函數的極限往往不費吹灰之力。我教美國大學生的初等微積分時，會告訴學生們一個簡單的“極限計算法”：如果自變量x趨向的這個數a屬於函數f(x)的“自然定義域”，則對應的函數極限就等於函數在a的值。如果上述第一步的假設不對，則利用初等代數因式分解等技巧，消去某個“奇異因子”，得到原先函數的一個新的表達式，使得a屬於這個爲求極限的等價表達式的自然定義域，因此極限值就是這個最後表達式的函數值。這是一個相當“機械化”的計算過程，不需要太好的腦子，更不需要長時間的絞盡腦汁，所以大部分理工科學生學得輕鬆，南京大學化學系的乙類高等數學課也不會把更精通普通化學的同學們嚇破了膽。

茲舉一例。函數(x-1)/(x+1)當x趨向於2時的極限等於1/3，因爲2屬於這個有理函數的自然定義域。但是如何求函數(x2-1)/(x+1)當x趨向於-1時的極限？如果讓x = -1，則對應的函數值根本就沒有定義，因爲這導致0/0計算不出的情形！就是說，我們上述方法中的第一步就工作不了了。現在我們需要簡單的代數恆等式x2-1 = (x+1)(x-1)，這樣原來的函數本質上就是(x+1)(x-1)/(x+1) = x-1，而化簡得到的最後函數表達式x-1當x = -1時可以賦值，其值爲-2，因而我們也計算出了稍微複雜一點情形時的函數的極限。

這些統統都沒有問題，對考上堂堂南京大學數學系的我們根本不在話下。且慢，不要忘了，我們上的不是難度等於美國“初等微積分”的“高等數學”課，而是“數學分析”課。我們用的教材當然不是幾十年間不斷重印的傑出數學教育家樊映川(1900-1967)先生所著的《高等數學》，而是吉林大學數學系教授江澤堅(1921-2005)等人專爲中國綜合性大學數學系學生撰寫的兩卷本《數學分析》。我還記得這門課程的第一堂課內容是“充分條件”“必要條件”以及“充分必要條件”或簡言之的“充要條件”。它們的定義如下：如果性質A成立就推出性質B成立，則稱性質A是性質B的充分條件，或者稱性質B爲性質A的必要條件。如果性質A成立當且僅當性質B成立，則稱性質A是性質B的充要條件。我教書時常打比方。美國人喜養寵物，我就拿狗舉例，學生一聽就懂。如果一隻動物是狗，那麼它有四條腿。這裡“動物是狗”爲性質A，“有四條腿”爲性質B，因此“動物是狗”是“有四條腿”的充分條件，但它不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因爲寵物貓也有四條腿。這些聽上去很簡單，但我記得合上數學分析課大教室內的一百多個學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還要想半天才能分辨清楚哪個應叫“充分”哪個應是“必要”。

我們第二批錄取的計算數學和計算技術兩個專業二十來個同學因遲入學一個月左右，暫時跟不上第一批錄取同學上課的進度，與電子班的百名同學一起從頭開始修這門課。先前進校的老生6月11日按計劃去南京大學下屬的溧陽農場勞動鍛鍊了三週，而我們新生則留在學校加班加點補課。他們歸校時，我們正好趕上進度，於是併入他們的課堂。而分系後的計算技術專業和電子班的所有同學則另起爐竈，可能換了較淺的教材。

我們的主講老師顏起居(1936-2011)在“數學分析”的第二堂課上開始引進“上確界”和“下確界”的定義。這是數學分析的最重要概念，是分析數學基礎的基礎，如果沒有學懂它，接下來要學的極限概念就難上加難了。如果懂了上確界，下確界也就順便懂了，因爲他們和最大值、最小值一樣是對偶的概念。通俗地講，一個上有界數集的上確界就是這個集合所有上界中的最小值，故它也可被說成更容易懂的“最小上界”。當集合只由有窮個數組成時，該數集的上確界就等於它的最大值。然而，如果集合包含了無窮多個數，則其最大值不一定存在，例如開區間（0，1）沒有最大值，卻有上確界1。這就是高等數學和初等數學的區別，是深刻的確界概念之奧妙所在，也是微積分大廈的奠基石。

但是，大部分的學生聽得一頭霧水，包括計算數學專業的部分同學。畢竟，這部分學生，沒有經歷過“文革”前六年中學正規的數學訓練，尤其是沒有系統學習過作爲大腦思維體操的歐幾里得幾何，肯定比一百多年前的美國律師林肯學得少得多。即便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居上，但第一學期他們的確常被深奧的數學概念打得鼻塌嘴歪。

我在任教大學講授高等微積分課程時出的考卷中，有關上、下確界的試題都相當簡單。雖然它們比1978年我的數學分析課老師出的考試題要容易許多，可是我所教的班上大多數那些今後要當中學數學老師的學生都不會做。這在美國的大多數公立大學都是典型的事實。因爲美國一般的高中生沒有受過平面幾何命題證明的推理訓練。

我班當時的“班情”有點類似。考進我班的老三屆都是全省最好的老三屆，都是十多年前各自高中班級的數學尖子，他們基礎紮實、知識全面，在六十年代練就的初等數學基本功實在是高強，對幾何命題的推理證明，手到擒來；對代數表達式的因式分解，訓練有素；對三角恆等式的巧妙應用，十拿九穩。比他們年輕十歲的絕大部分其他班員，由於先天條件的不足，一開始就在數學分析的學習中處於下風。

這就解釋了爲何入學後的第一學期我們還需要補習初等數學。班上的老三屆對於初等數學的精通無人能比，因而他們成了複習班挑大樑的主角。作爲同學中數學“龍頭老大”的魏木生，被系裡安排給班上同學講解了多次三角函數等初等函數的知識。我們的輔導員邱增煌老師也是一個老三屆，他也當了“志願兵”，加入了補習員的隊伍。我的日記本上記載到，4月8日我進校第一天的晚上就被同宿舍的學友“簇擁”着去數學系辦公室聽邱老師講授因式分解。大公無私的老三屆們不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不時停下前進的步伐，等一等那些有點兒掉隊的小同學，幫助他們掌握更多初等數學的方法，培養分析問題的技能。尤其是這些老大哥們幫助大家重溫了自己已經運用嫺熟的代數技巧，對所有同學掌握作爲微積分大廈基礎的極限理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微積分學是微分學與積分學的合稱，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而微分學的邏輯基礎是極限理論。前面說過，機械性的代數方法求極限並不難，高中生都能學會。美國每所高中都對那些有鴻鵠之志的學生開設“AP微積分”，學得好的進了大學後可以免修初等微積分而有資格直接去聽更高檔次的微積分課了。真正的極限理論只能在高等微積分裡慢慢掌握。這個理論嚴格按照所謂的“ε-δ”語言行事。這門語言太深奧了，以至於我讀博士學位的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數學系，“根本禁止在一二年級初等微積分的課程裡灌輸學生這些ε-δ的抽象概念。”這句帶引號的話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李天巖教授在他的文章《回首來時路》*中所說的。

這個“ε-δ”語言精確定義了函數的極限：函數f(x)當自變量x趨向於數a時有極限L，是指對於任意給定的正數ε，存在正數δ，使得只要位於f(x)定義域內的x減去a的絕對值大於0但又小於δ，其對應的函數值f(x)減去L的絕對值就會小於ε。用數學的符號，就要找到δ，使得若不等式0 < |x–a| <δ成立，則不等式|f(x)–L| <ε也成立。讀者不必費力搞懂這個定義，此處僅僅讓你稍稍瞭解下相關知識。美國一般大學數學系的高年級甚至研究生一年級學生才真正進入這個語言環境，但之前他們於低年級的階段已經在其附近徘徊，獲得了一點科普性的常識。這種“先學牛頓後學柯西”的微積分教學法是科學而明智的。但當我們南京大學數學系七七級這批學生進了大學、校園的美麗建築還沒有看夠、教室的扶手椅還沒有坐熱時，就被一下子拋進“ε-δ”語言的萬丈深淵。

班上的大部分同學發愁了，因爲他們潛在的智力還沒有被完全開發出來，他們的推理能力還沒有達到最大值，他們的代數運算還沒有熟練到得心應手的地步。他們畢竟才二十歲左右，他們只恨沒能早生幾年，這樣就可以溜進老三屆的高中課堂學個痛快。我那時還在計算技術專業，和那個專業的同學共住一室，親眼見到部分來自省內外各地的夥伴們面對希臘字母“ε-δ”，毫無辦法，急得要死。計算技術專業的高考數學分數普遍低於計算數學專業，後者的平均分據說在九十左右。這也是爲何我的第一志願是計算數學專業但卻被計算技術專業錄取，因爲我的數學考分可能沒有爬上九十的臺階，儘管我的四門總分據說在第二批錄取者中除老三屆外是最高之一。那一年兩個專業共上數學分析課，每次大考小考，計算數學專業的平均分總比計算技術專業的高了大約五到十分，不過後者又高於也同上一門課的電子班，這當然是一個差距了。

即便是計算數學班上那些後來有一定學術成就的學生，在當時也經歷了一個劇痛過程。甚至中學階段從頭到尾接受過正統初等數學教育的今日大學數學系新生，在極限理論這個險關前也不是人人都能輕鬆過關。我的博士導師李天巖教授在其《回首來時路》一文開始就以幽默的筆調回憶了這種情形：

上述引語中的“初等微積分”是六十年前臺灣的叫法了，現在應該改爲“高等微積分”。這兩者的區分標準爲是否用“ε-δ”的語言證明極限。這個語言的關鍵之處是給定正數ε，怎樣找到滿足符合極限定義要求的對應正數δ。在最簡單的情形下，比如說f(x)是線性函數，我們可以直接解出後一個不等式而得到δ。但就一般而言，我們基本難以求解這個複雜的不等式。舉個例子，假設a = 1而函數f(x) = x5+ x3+ x，則當x趨向於1時f(x)的極限爲3。如想精確求解不等式|x5+ x3+ x–3| <ε以證明極限，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非要把這個不等式完全解出不可來得到δ，因爲我們只需找到一個滿足要求的δ，而不是要找到最佳的δ。就像教堂的唱詩班需要一個伴奏的鋼琴師，只要候選者彈得不錯，至少會彈教徒們每週禮拜時所唱的那些讚美上帝之歌，就沒有必要一定要聘個像郎朗這種水平的鋼琴家。我們要找到的δ只是保證不等式0 < |x–1| <δ成立是不等式|x5+ x3+ x–3| <ε成立的充分條件，而並非必要條件。這就給了一個很大的自由度，一個好點子是：只要我們有本事將不等式左邊的表達式在一定條件下放大，使得當x位於1的附近時，比如說這個“附近”是由不等式|x–1| < 1而界定的，保證有|x5+ x3+ x–3| < C |x–1|，其中C是某一個正常數，然後直接求解化簡後的不等式C |x–1| <ε，那麼我們就可取1和ε/C這兩個正數中小的那個作爲δ。

如上的“化繁爲簡”法確實是個好想法，但是實施起來就需要數學的功底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大耍初等數學的十八般武藝。爲了幫助全班同學共同翻過極限這座大山，老三屆同學在複習班上開始傳經送寶。他們輪流給大家展示幾何證明的要義、代數化簡的訣竅、因式分解的巧妙、捕獲不等式的奧秘。半個學期的初等數學“回顧展”，讓參加者茅塞頓開、思路順暢，自信心也不斷增強，“烏雲密佈”的面色也開始“多雲轉晴”了。剛進校時，部分同學一下子被高深難懂的極限語言嚇住了，整天死扣書本，可惜卻不得要領，每天都覺得時間飛逝而去而不夠用，只好晚上十時學校強制熄燈後，打開手電筒在被窩裡看書，或潛入廁所借其燈光苦讀。但事倍功半，充分證明古人“鑿壁偷光”“襄螢照光”的奇談基本無用。老三屆們在複習班上所傳授給大家的知識和方法，極大地幫助了他們度過大學時代學習最痛苦的第一學期。學期結束前，“極限”已成過去，“導數”學得高興，班上的笑聲更多了。以尹光炎爲首的幾個老三屆居然通過複習班的實踐，整理出一本相當於《高考數學複習題解》之類的書。

但是老三屆們並沒有忘記他們自己讀書的天職。他們深知，儘管在高考成績和進校之初“贏在了起跑線上”，但是他們已經失去了人生中最寶貴的十年。如果他們都有天賦，生活在美國，並且十分用功，或許已經當上了有頭有臉大學數學系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甚至正教授。丘成桐二十二歲就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數學博士學位，過了寥寥幾年就成了斯坦福大學的正教授。他是被慧眼識才的陳省身從香港招到他任教系的。如果華羅庚賞識的魏木生高中畢業時就被推薦到華羅庚曾經當過正教授的伊利諾伊大學數學系讀本科，那他這顆數學苗子就會很快長出參天大樹，說不定已被聘爲南大數學系的教授了。

這些“如果”都是不可實現的假設。事實是無情的：跨進大學之門的老三屆也同時跨進了“三十而立”但卻還未立之門。他們學的是數學，但早有數學家斷言“數學是年輕人的專利”。歷史上挪威人阿貝爾(Niels Abel，1802-1829)、法國人伽羅瓦(Évariste Galois，1811-1832)都是在二十來歲時做出世界上最傑出的數學成就。學物理的同樣如此，量子力學的創立者們幾乎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娃娃，如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和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英國大數學家、華羅庚的數論研究引路人之一哈代在他那本不朽的小書《一個數學家的辯白》中，就劃出了一條年齡的槓子，儘管許多數學家大器晚成，如北大數學系八二屆本科畢業的傑出數論學家張益唐。這條槓子像孫悟空的金箍棒，早已把三十歲剛進大學數學系的老三屆們打入到十八層地獄，而他們在現代數學的大道上卻剛剛起步。比他們年輕十歲的學弟學妹們，儘管在起跑線上輸給了他們，但在年齡上卻大大勝過他們。年輕是人生的無價之寶，不是說“青春無價”嗎？

南京大學中文系享受“院士”待遇的“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莫礪鋒，既是七七級文科學生中的優秀代表，也是老三屆中卓有成就的典型之一。儘管他是新中國第一個文學博士，但他在爲《從66屆高中到77級本科》一書所寫的序言當中，也較爲客觀、無奈地寫出了下面這一段：

“我們這些’老三屆’出身的77級本科生，雖然在大學裡以懸樑刺股的刻苦精神受人稱道，畢業後也能兢兢業業地工作，但畢竟起步太遲，成就有限。我們這代學人中很難出現大師級的人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進大學太晚，已經錯過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黃金年齡。”

是的，他們學習的黃金時代已過。可是還有白銀時代！我們班的老三屆們在而立之年，開始向前奔跑。他們在十多年前的高中時代，打下了紮實的基礎，重新起步，並不驚慌失措，就像1936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後應聘中央大學教授職位的周煒良(Wei-Liang Chow，1911-1995)，全面抗戰八年中幾乎未碰數學，一旦被老朋友數學家陳省身喚起，則義無反顧地重拾數學，十年後成長爲傲視羣雄的世界級代數幾何學家。在這樣的勇者面前，年齡非但不是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反而成了不斷前進的推進劑。我們班上有幾個老三屆，幾年前雖已進入古稀之年，卻依然戰鬥在數學研究的第一線。

在老三屆中，比來比去，看上去何炳生是最急的一個了，但是人人都理解他、佩服他。他家有嗷嗷待哺的嬰兒，家務全靠太太支撐；他要儘快學成，爭取再創輝煌。開學第一學期，班上同學都知道至少有“四老”——老尹、老何、老沈和老魏都是初等數學的高手、攻破極限難題的能人。他們當中，老魏和生於蘇州但在南京工作了幾年的老沈興趣愛好更廣，學習之餘，最大的愛好就是打牌；他們也有另一共同的愛好：抽菸。老沈因爲在國營單位幹了至少五年，按照國家規定，上學可以帶薪，因而煙可能抽得更好更多。老何卻不一樣，他家累重，太太在家種田，所得收入撫養一女一男兩個孩子，他只能享受國家補貼的甲等助學金。好在他不抽菸，不過他也沒有抽菸的時間，因爲他把一切時間都用於讀書學習了。因此，大學四年本科，何炳生不光是老三屆中唸書最勤奮最刻苦的，而且是全班同學中成績最漂亮之一。功夫不負苦心人，如果我們對四年大學每學期期末考試成績進行統計的話，就會發現，除了一門“Fortran語言”課外，他每門都在九十分以上。

每天，何炳生嚴格按照宿舍、飯堂和教室三點一線雷打不動的路線行事。他和班長倪勤一樣，也是高個子，不過因爲更瘦削一點，似乎顯得更高。從學校南園的生活區到北園的教學區，一路上他大步流星，目不斜視，直奔教室。他邁出兩步，相當於班上個不高的女生走上三步，所以有個在南京城區長大的同班女孩，乾脆從家裡帶來自行車，騎車與他賽跑，這下就比他快了，尤其放學後可以更快到達食堂打飯。我有幾次上課前走在何炳生的後面，正好有機會順便考量一下他的身材和物品。他有一副運動員的體型，寬肩膀，背不駝，這大概是由於十年的農活和經歷將他百鍊成鋼；他的右肩比左肩略爲高點，因爲它要挎住一隻很重的淺黃色大書包。這隻包最有特色了：首先是它已經洗用多年，顏色有點發白；其次它像一隻箱子，形狀是個不折不扣的各面互相垂直的長方體，裡面整整齊齊地裝滿了各類數學書和練習簿，書包被塞得如此之滿，別人休想再插一本書進去。對書包空間的有效利用和對學習用具的整齊排列，恰恰反映了何炳生那四年一貫的對學習的極度認真態度。如果我們今天的大學生都像何炳生那樣抓緊一切時間自覺讀書的話，學校的所有輔導員都可以另有所用，一部分本科畢業生也不必留校幹管理學生的行政工作了。可惜，今日考上大學後不再想念書是因爲之前書念得太辛苦。而何炳生被剝奪唸書資格十年之久，一旦入學，豈有不苦念之理？

多年後，老何告訴我，他至今還保存着大學時代數學課所有的習題解答，而且裝訂成冊，保存完好。他的話我完全相信。學數學的歷史是他生命的追求史和一生的血汗史。我甚至相信，如果他有一套家譜，也可能不如他的數學材料保存得那麼好。數學分析習題課的老師可能最喜歡批改他的作業本了。不用說做錯的地方不會多，更重要的是他的漢字一筆一畫寫得一板一眼，絕對沒有鋼筆行書或草書龍飛鳳舞；解答也寫得清清楚楚、步步詳細、一目瞭然。與他一比，我的作業美觀度自然就遜色多了。教過我們習題課的蔣新兒老師有次看到我寫得密密麻麻的小字解答，儘管沒有找到數學毛病，卻給我寫出內容大致如下的批語：“請你字寫大點，因爲你的老師深度近視。”

何炳生還把刻苦認真的學習態度從南京大學帶到了後來他公費留學的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八十年代末有次開會時，我巧遇他的德國師弟，對方告訴我，何師兄在那裡讀斯托爾(Josef Stoer，1934-)教授的博士時，整天學習，沒有娛樂，更無假期。我聽了毫不驚訝，這是他在南京大學養成的習慣。這是每一個大學生應該效仿的求學態度。其實這種強烈的求知慾、與時間賽跑的不屈不撓的鬥志，是我班九個老三屆的共性，他們帶動了全班同學投身到苦讀的洪流中。

我班無錫人最多，其中老三屆就有四大金剛。尹光炎和顧永剛都是六六屆的無錫城裡人，剩下的兩位是薛富林和何炳生，前者比後者低一屆，卻是同校畢業，都來自農村。他們都具有閃光的高中史。本省高考總分狀元尹光炎家有弟兄幾人，個個都有才氣，我2007年在他洛杉磯郊區的家中看到掛在客廳的他兄長的一幅畫作，方知他還有一位哥哥是個畫家，家庭的氛圍和兄弟們的影響薰陶出他的博學多才。2017年年底在無錫一家書店開張之初，我應邀做了一場關於中美教育比較的演講，顧永剛的女兒專門代替自己的兒子來聽講座。她告訴我她爸爸當年是計劃高中畢業進復旦的，如今她也希望下一代能實現外公的理想。老顧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市區的高科技單位，幾十年中用自己的智慧和數學爲那個企業創造了巨大財富。當他女兒告訴我這些時，臉上滿是自豪的表情。讀大學時的顧永剛嘻嘻哈哈，心寬體胖；而薛富林則體型偏瘦，常被人誤以爲心事重重，這是他看書太投入造成的假象。當我們還沒有完成數學分析的教學大綱時，薛富林就已經捧起蘇聯名家撰寫的《計算方法》中譯本閱讀了。看那麼多課外書，哪有不瘦之理？我目睹這一情形之時，心中十分羨慕，同時驚奇班上怎麼有這麼多人頭腦聰明超前學習？

同學中頭腦絕頂聰明的代表人物是魏木生。魏木生的“數學腦袋”是全班公認的。他智商很高，反應極快，再難對付的極限證明題在他眼裡都不過是“小菜一碟”。小字輩們一旦無從下手，皆可以請他指點迷津。他教過多年高中，讀大學時可以當半個助教，爲同學們答疑。當沒人問他問題時，他就找人聊天或者下棋。其實他聊天最多的對象是另一個聰明的老三屆徐萬紅。老徐可能是我班最年長的同學，可能他很快就可以當上曾外祖父甚至已經當上了。2002年，當我們趁母校一百週年在南京大學校園慶祝我們自己大學畢業二十週年之時，他就攜帶了孫女陪他慶祝，而現在這個孫女已經大學畢業幾年了。說來真湊巧，班上七位江蘇籍女生中只有一位劉必躍出生於蘇北，九位老三屆中也只有一位徐萬紅在蘇北長大，這可能是蘇北普遍落後於蘇南的一個例證，但是徐萬紅是我們蘇北同學中的傑出代表，智力不輸任何一個蘇南老三屆。他在泰興縣口岸中學讀高中時，數學也是全校數一數二的。難怪他和個頭身材與他類似的魏木生一拍即合，交流的都是數學、象棋、香菸、野史和掌故，就差沒在一起相互灌酒了。

我瞭解得最多的老三屆大概就是冒榮了，因爲我們同宿舍幾年，都睡下鋪，而且兩牀頭一桌之隔相對，睡覺時兩人頭也相對。我因從小就喜愛人文閱讀，常常抓住近在眼前的“偶像”，和他無話不談，受益匪淺。我的室友中只有他一個是老三屆。正是因爲他的存在，我們宿舍非常團結，至少沒有發生過打架鬥毆的事情，甚至連“文攻”也沒有記錄。同班同學中，我們沒有聽過哪位背後說過老冒的閒話。雖然有幾個老三屆後來被提拔爲“班級”或“系級”的學生官員，他卻是本班中唯一的“校級”學生官員。他從大一就開始當“官”了，這個官是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兼宣傳部部長及大學生牆報總編輯。最後這個職務最應該是中文系的才子擔任，但是他們可能想當也輪不上，因爲冒榮的高考語文全省第一的成績擺在那裡。我對老冒的語文功底固然佩服無比，但對他的數學能力更爲欣賞。平時的他忙於服務全校學生，也常常爲本班學友做些好事，花在功課上的時間可能只有其他同學的一半左右，但他考得比許多把全部時間用來學習的同學還要好！

班上我瞭解得最少的老三屆應屬張朝宓，因爲她是女同學，而且還住在家裡。直到幾年前，我才知道她感人的高考故事。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她正處於妊娠反應期，對考試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是他的父親聽說後非常生氣，對她大發雷霆。這是她記憶中父親第一次發大火。父親的意思很明顯：以前想上大學沒有機會，現在給你機會你又不要了。在父親的壓力下，女兒只好去招生辦報名，結果沒報上，說是有年齡限制。報紙上說要優先錄取六六屆、六七屆高中畢業生，但是招生辦的正式文件中說的可能是隻招收二十五歲以下的高中畢業生之類，似乎矛盾。於是，她的一個同事陪着她拿着報紙到南京市鼓樓區招生辦去“理論”，最終報上了名。

報上名後，理應開始備考，但是插隊前的張朝宓已經將所有的教科書徹底“革命”掉了，手上任何複習資料都沒有。於是她向學校高中部的同事借了幾本物理、化學教材翻了翻，就倉促上場考試了。她和小半輩的未來同學黃衛華不僅對考數學最有把握，而且連第一志願都想到一塊兒去了：南京師範學院。這是最符合那時江蘇省的中學教師理想的志願了，除非他們想跨省去名氣更大的北京師範大學或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數學系當時的系領導袁相碗(1934-)老師負責招生，聽從了看到她申請材料的其他招生老師的建議，一錘定音，將張朝宓招進南京大學數學系。或許是她腹中的嬰兒運用了什麼特異功能，給了袁老師一道命令，將他母親拽到離家更近便於照顧他的南京大學校園。

記得有一年我們全班在學校大禮堂參加歌詠比賽時，女生們站在第一排。臺下一陣歡呼，以爲女老師加入了女學生的隊伍。張大姐真是我們的好大姐，家教好、修養好、心腸好，反正什麼品質都能和“好”字掛上鉤。班上的事務，只要她發言，大家都聽她的。幫助困難同學，她最積極。大學四年，最受大家尊敬的同窗，男有冒榮，女有張朝宓。他倆講的話，我們個個都聽。2016年11月，我的小書《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被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張朝宓買了一本一週內讀完，在我們班的同學羣中“評”道：“真是有才。”如果別人這樣說，我或許一笑置之，因爲溢美之詞到處聽到，但是讀了她公開發表的四個字，我真的以爲自己有點“才”了，因爲張朝宓的話，字字出自內心。

這就是我班的九名“老三屆”！這就是三十歲成熟人士的個人魅力！他們一進大學，就成了全班的旗幟、二十歲同學的榜樣。整個大學四年，他們激勵了我們成長，他們帶動了我們進步。到了畢業前夕，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繼續讀碩士學位，而是按照自己的特長和優勢，被分配到理想的單位或部門。而老魏和老何這兩個“老字號”數學寵兒，則分別被系裡公派到美國和德國深造，繼續他們的人生追求。

三十而立剛讀大學的九名老三屆，深刻影響了全班同學。四年下來，二十來歲的“青年才俊”們步履加快，茁壯成長。在接下來的文章裡，我將繼續邁着回憶的步伐，重走他們的大學之路。

寫於2023年12月16日星期六

美國哈蒂斯堡夏日山莊

注：《回首來時路》發表於中國臺灣的《數學傳播》雜誌，後來又在《數學文化》雜誌上轉載，作爲我所寫的《傳奇數學家李天巖》的補充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