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錮的學術良知

（圖／本報系資料照）

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貢獻，除了良知，還要建立在自由的思想；同樣地，不管教學、研究或服務，學者的知識必須能獲得專業上的尊重。當學者30多年，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分不開，特別是乏人問津的冷門課題，不敢言開疆闢土，至少依循着念博士班的初衷，主攻副修的專長針對國家面對的挑戰，甘之如飴。

學術界本來就有門戶之見，對同樣的議題，社會科學裡頭的不同學門難免有不同的切入點、考察方式及藥方。即使在同一個學門，能有相互競爭的途徑或典範，應該是健康的。大學教授的研究主要看計劃，學門召集人定奪生死，落單戶不易生存，富者恆富、貧者恆貧。我半路出家，沒有歪嘴雞挑食的奢侈。

最常見的審查意見是這個計劃不值得做，弦外之音是不知要找誰來吸納；既無法未雨綢繆，真正出了大事，政治人物不免興師問罪，「你們學者都在做什麼，怎麼沒有人研究？」最令人生氣的是審查人根本是外行人，對於你的迴應一律來個葉名琛不理。我埋頭寫論文出書苦中作樂，靠每年得國科會甲等獎苟活。

好多年前，出版社打算出一位老前輩的全集，卻被曉以大義暫時抽掉比較敏感的文章。我相當納悶，一個人的終身志業並非只看最後成功、或「正確」而「可使用」的部分，難道心路歷程的轉折不彌足珍貴？我乾脆轉一個彎，你愈不讓大家知道的愈想探討，可惜被國科會打回票，原來，威權思想是不分立場。

一回受邀撰寫論文探討「臺灣獨立運動」，我作了一些反思。長輩風聞表示希望能先看初稿，建議拿掉比較有爭議而尷尬的陳述。我百思不解，海納大川，何必做選擇性的失憶？幾年後我帶小孩去國泰醫院看病，一位高壯的大哥跟我熱絡地打招呼，彷彿回到大學時代，原來是被消音、寫《夜行貨車》的陳映真。

多年來我從事學術掮客，主要的任務是根據課題找學者寫論文探討，然後出版書籍，前後應該有百場左右。重點在於如何拜託人家願意共襄盛舉，也藉機會操兵、讓圈外人認識。社會本來就是比較勢利眼，所以我花了不少功夫在從事說服工作。可惜政治顏色涇渭分明，能力所及，還是很難跨越鴻溝，不是國家之福。

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我們辦了一場「認識各國自由貿易協定」研討會、也出書，先前萊豬進口議論紛紛，政府說有助於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知識報國，我們也籌備研討會。主事者臨陣食言而肥，理由是既有座談會，不必多事；問題是，口頭報告不能跟學術論文相提並論。箭在弦上，當然不能半途而廢。

多年來，我花了不少時間陪酒轉檯，無非尋覓孟嘗君，不免被訕笑「你們的研討會沒有人要來、三民自不報導、出書沒人買」。酒後吐真言，大哥終於承認，是被某前部長訓誡不能辦，才恍然大悟，從座談會、巡迴演講，到公投辯論，一條龍服務。學術如何不知，從此出人頭地、平步青雲，斲喪的是學術的誠實。

人生是很奇妙的，我依然如故，雖然失去一些東西，卻無意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