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歲CEO最新表態，英特爾還能救嗎？
換個CEO，就好了？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閆俊文
編｜姚贇
文章來源｜中國企業家雜誌(ID:iceo-com-cn)
當外界就“高通發起對英特爾的要約收購”的傳聞爭論之際，英特爾CEO帕特·基辛格卻穩坐釣魚臺。9月23日凌晨，他在社交平臺發文引用《馬可福音》說：
“你要盡心、儘性、盡意、盡力愛主，愛上帝。”
有網友留言，“上帝不可能拯救英特爾，但你可以。”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9月20日報道，據知情人士透露，芯片巨頭高通公司近日就收購事宜與競爭對手英特爾公司進行接洽，此舉有望導致一宗近年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併購案。
基辛格的社交平臺動態中，關於英特爾的言論很多，比如獲得聯邦政府的30億美元補貼以及發佈最強大的x86服務器等，但更多的是一些關於信仰的分享。他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他是爲信仰工作，而不是爲人類工作。
基辛格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農場家庭。賓夕法尼亞州位於美國東北部，這裡是美國製造業的重鎮。這裡相對傳統，一度對基辛格而言最有可能的出路是成爲一名農場主而不是工程師。
現在，這位出生於1961年，幾乎與英特爾（1968年成立）同齡的老人，正看着這艘巨輪解體，緩慢沉沒。
基辛格也經歷過英特爾最輝煌的時期。1971年，英特爾推出人類歷史上第一枚通用芯片4004——這是世界上第一款商用計算機微處理器，就像當時的廣告說的一樣，它是“一件劃時代的作品”，可以說所帶來的計算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同時，它的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的“摩爾定律”影響了整個半導體行業。
從發明出x86架構以來，英特爾憑藉設計、製造的優勢，一度成爲世界上設計最先進和生產數量最多的芯片公司。2013年，全球市場超過85%的CPU被英特爾佔據。
1979年，基辛格加入英特爾工作，直接在三個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戈登·摩爾和安迪·葛洛夫門下工作。2001年，他成爲英特爾第一任CTO，但因謀求董事長的職位未果後離開，而後擔任包括VMware等公司在內的CEO。
後來，當英特爾董事會找到已經離開多年的基辛格時，他立刻被厚重的歷史感包圍，更強調了使命，“爲了戈登、安迪和羅伯特的遺產”，“我爲董事會寫了一份戰略文件。有一天，它可能也會出現在英特爾博物館裡”。
2021年2月，基辛格決定辭去VMware的CEO一職。當時，他在這家企業服務軟件巨頭風生水起，任職快到了第十個年頭，該企業的年營收也翻了3倍多，還因此獲評“美國最佳CEO”。在此之前，基辛格數次表達出，他不會再回英特爾了。
但最終，基辛格決定接受英特爾董事會邀約，接任英特爾CEO一職。對此，輿論和資本市場給予基辛格最大的善意，外界稱“技術派”重掌英特爾，當天，英特爾股價一度上漲逾12%。
當時，英特爾就像一艘行駛在汪洋大海中的航母，但這艘航母破舊且動力不足，卻無人敢於革新，因稍不注意，“美國芯片的象徵”就會土崩瓦解，沒人敢承擔這樣的罵名。
企業發展過程中面對危機和風險是常態，但這次英特爾的確到了失控的邊緣。
代工廠的芯片製程落後臺積電和三星，但這是英特爾一直在給近幾屆美國總統講得最精彩的“美國製造”故事；過去的基本盤CPU市場，不斷被AMD蠶食；也沒趕上因AI和大模型帶來的GPU熱，現在市場最關注的英偉達，所有的客戶都在等貨，甚至流傳出了GPU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口號，而英特爾的最新GPU還在實驗室。
今年8月公佈的2024年的第二季度財報顯示，英特爾營收128億美元，同比下滑1%，歸母淨虧損16億美元，同比減少200%。英特爾CEO基辛格說，公司表現令人失望。一天之內，股價下跌26%，市值僅剩下900多億美元。
儘管如此，在AI PC引發的新需求的背景下，基辛格對英特爾的芯片生產優勢持樂觀態度，他覺得，只要押注先進技術，英特爾在未來仍能收穫回報。
按照慣例，英特爾的CEO將在65歲退休，今年，出生於1961年的基辛格63歲，留給他拯救英特爾的時間不多了。
換個CEO，就好了？
8月初，英特爾發佈令人失望的第二季度財報後，在一次電視節目中，市場研究公司Charter的分析師埃德·施奈德（Ed Snyder）語出驚人，他評論：
“英特爾應該拋棄現任CEO帕特·基辛格，從外部尋求改革派CEO，否則公司就會陷入困境。”
但施奈德的言論遭到了一部分互聯網用戶的反擊，他們留言說，施奈德的說法屬於癡人說夢，沒有根據並且不現實，除了基辛格，沒人有能力和有意願去接手英特爾，如果稍不注意，這家老牌芯片巨頭將會走入死衚衕。
的確，現在的英特爾最需要的不是趕超，而是維持，然後小心翼翼地動手術，切除病竈。
2021年2月，剛成爲英特爾掌舵人的基辛格發了一封內部信，拋出了英特爾2.0計劃。當時，基辛格用了大量溢美之詞褒揚英特爾，他稱：世界上沒有一個半導體公司能像英特爾這樣，融合了設計、製造和規模化工作的優勢，未來，英特爾將成爲在一個巨大變革中的世界領先的半導體公司。
公允地說，基辛格已經算是英特爾除了創始人團隊之外，最具改革意識的CEO了。
美國時間9月16日，基辛格發佈內部信，並宣佈變革措施：
第一，在英特爾18A（等效於1.8nm製程）即將推出之際，我們必須在晶圓廠的勢頭基礎上再接再厲，提高這部分業務的資本效率。暫停在波蘭的芯片工廠項目。此外，英特爾還將成立一個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運營委員會來管理子公司，繼續專注於提高整個業務的透明度、優化和問責制。
第二，繼續採取緊急行動，建立更具競爭力的成本結構，實現我們上個月宣佈的100億美元的節約目標。措施是裁員15000人，英特爾全球大概有12.5萬名員工，它們還計劃減少或退出全球約三分之二的房地產，出售子公司的股權以讓其上市。
第三，在推動人工智能戰略的同時，我們必須重新關注我們強大的x86特許經營權，同時精簡我們的產品組合，爲英特爾客戶和合作夥伴提供服務。
這一變革措施看起來很眼熟，簡單來說，就是降本增效與押注未來並行。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高通、英偉達等芯片公司放棄“晶圓廠”，採用“離岸生產”的模式來定義芯片的設計、製造環節時，英特爾依舊堅持這種笨重的方式。當時，它是服務器和個人電腦領域的霸主，自己設計和自己生產具有成本優勢，但當它式微後，晶圓廠就成了沉重的負擔。
這體現在最新公佈的2024年第二季度財報上：英特爾第二季度淨利潤由盈轉虧，代工廠大幅虧損16億美元，抵消了它本來擁有的15億美元淨利潤。
按照英特爾先前提交給美國證監會的一份文件介紹，英特爾代工廠去年虧損高達70億美元，公司預計該業務“到2030年底前實現經營收支平衡”，而基辛格希望這個日期是在2027年。
但英特爾的芯片代工廠最主要的單量來自於英特爾本身。一些外部市場客戶不太放心將最先進的設計芯片給到英特爾的代工廠，畢竟，這些外部客戶的產品和英特爾存在直接競爭關係。
但英特爾也不會直接放棄代工廠，因爲這是美國近期推行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中最重要着力點，也是美國補貼最多的公司，它代表着芯片產業“美國生產、美國製造”的成功。據瞭解，最新一筆補貼爲30億美元，這筆資金與按照《芯片與科學法案》英特爾可能獲得的、用於支持其在美國四個州商業工廠的85億美元資金不相關。
也就是說，美國直接補貼了英特爾的代工廠生產，累計金額可能超過了110億美元，但建設一個晶圓廠——購買EUV設備、培訓工程師等等，這可能是一筆賠本買賣。
多任CEO，各自埋雷
當公司遇到問題時，換掉CEO可能是最簡單的事情。
但越來越多的公司案例表明，如果不改革公司的文化和團隊精神，簡單換掉CEO，這可能並不是一個睿智的做法。每當英特爾在某項業務落後時，外界就會覺得該換一任CEO了——但往往，每任CEO都會給英特爾埋雷。
伏筆在20世紀90年代就埋下了。
基辛格之前，英特爾擁有7位CEO，其中3位是創始人。創始人之一的安迪·葛洛夫以“顛覆性創新”聞名。
20世紀90年代，作爲英特爾CEO的他曾認真考慮將英特爾的主要芯片從x86轉換爲RISC架構，因爲x86複雜，龐大，耗能高。但他最終決定不這麼做，原因在於，雖然RISC的效率更高，但轉換成本很高：英特爾壟斷了x86，利潤最大，如轉換到RISC，要放棄以前的利潤和技術壁壘，需從頭出發。
很長一段時間內，計算機行業都是圍繞x86架構設計的，英特爾可以說主導了整個生態系統。x86架構之所以能主宰個人電腦，並不是因爲它是最好的，而是因爲IBM的第一臺個人電腦使用了它。
2005年至2013年，保羅·歐德寧任職英特爾CEO，在這段期間，英特爾鞏固了行業霸主地位，但也因他拒絕爲蘋果公司的手機生產芯片，從而錯失了移動互聯網。不過，他爭取到了蘋果MAC筆記本電腦的訂單，彌補了一定的欠缺。
2013年至2018年期間，布萊德·科再奇擔任英特爾的CEO。在這期間，臺積電幾乎每兩年就會進階一個先進製程：2013年是16納米，此後便是不斷“晉級”的10納米、7納米等先進製程晶圓。2020年，臺積電開始研發5納米制程晶圓。但英特爾代工廠在2014年突破14nm節點後，便裹足不前，對外稱“14nm+，14nm++”，落下了一個“牙膏廠”的外號。此後，英特爾便自己製造了一套芯片製程的體系。
鮑勃·斯旺，在2018年至2021年擔任了英特爾的CEO。他選擇放棄5G基帶芯片的研發，也因此讓英特爾在手機產業上表現不佳。另外，2020年6 月，在他任職期內，蘋果正式宣佈放棄英特爾處理器，轉而使用基於ARM的芯片。5個月後蘋果正式發佈了M1芯片，並宣佈到2023年，完成全部x86架構芯片的代替，結束了雙方自2005年的合作。
大象的轉身應該是統一的，協調的。
IBM傳奇CEO郭士納在《誰說大象不能跳舞》中總結，大，很重要，因爲規模就是槓桿，深度和廣度可以容納更大的投資、更大的風險，以及更長久的對未來的投入。
郭士納稱，這不是大象是否戰勝螞蟻的問題，這是一隻大象是否能夠跳舞的問題，如果大象能夠跳舞，那麼螞蟻就必須離開舞臺。
9月初，因民宿巨頭愛彼迎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布萊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在一個講座中吐槽，硅谷的創始人們掀起了一場關於“創始人模式”的討論。
在愛彼迎擴張過程中，布萊恩收到了許多類似“僱傭優秀的人，並給他們空間去完成工作”的建議。但結果不盡如人意。布萊恩稱：“我越不親力親爲，就越被捲入問題。等到我被捲入一個問題時，就像多了10倍的工作量。”
硅谷投資教父、YC聯合創始人Paul Graham藉此提出了“創始人模式”的概念。他表示，相較於只通過下屬掌控公司的職業經理人，親力親爲的創始人更有利於公司的發展。
該文章迅速在硅谷發酵。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轉發了這篇文章，表示“值得一讀”。電子商務巨頭Shopify創始人Tobias Lütke發帖表示，自己有同樣的遭遇，呼籲“所有行業都該有公司採納創始人模式”。也因此，硅谷掀起了創始人模式和職業經理人模式的討論。
這條路不適合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已於1990年6月3日去世，安迪·葛洛夫在2016年3月21日去世，而戈登·摩爾也在2023年3月24日去世。
但“創始人模式”的內核並非創始人肉身的迴歸，而是企業的目標感，對市場的敏銳度，以及掌舵者話語權的控制力的迴歸。這對已經56歲的英特爾來說，並不容易。
“在如今這個競爭激烈、變動不迭的世界中，即便是有，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公司可以追求一種完全的公司分立戰略。因爲依靠公司分立戰略來促使公司發生必要的重大變革，其代價太昂貴，速度也太緩慢。”郭士納總結。
從郭士納言論的角度看，英特爾對於完全分離代工廠以及其他業務保持謹慎，似乎是合理的，這家公司需要溫補，而不是下猛藥。
參考資料：
《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浙江人民出版社，克里斯·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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