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上影節：曉明拿影帝，流量齊上桌？
作者/胖虎
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接近尾聲，金爵獎獲獎情況新鮮出爐。
黃曉明憑藉魏書鈞導演影片《陽光俱樂部》，獲得最佳男演員獎，這也是他的第八座影帝獎盃（此前2金雞2百花1華表2金鹿）。
顧長衛導演，鄭執、郭方方、顧長衛擔任編劇，葛優、王俊凱主演的《刺蝟》，獲得最佳編劇獎。
管虎導演，張穎擔任攝影，黃渤、倪妮主演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獲得最佳攝影獎。
哈薩克斯坦影片《離婚》不僅獲得最佳影片，其主演奧瑪洛娃·阿米拉也拿下最佳女主角。
此外還有《院中雪》導演巴庫·巴庫拉德澤獲得最佳導演獎，阿根廷電影《成年人》獲得評委會大獎。
獎項之外，今年有關上影節的討論，年輕一代演員的存在感不斷加強 。王俊凱主演《刺蝟》《野孩子》兩部影片備受好評， 吳磊官宣與朱一龍共同 主演管虎新片《東極島 》，王源主演戰爭題材電影《盜火者》，烏爾善新片《異 人之下》胡先煦、李宛妲、娜然等一水兒的年輕面孔，彭昱暢、周 也主演的《雲邊有個小賣部》今天剛剛上映，十個勤天陳少熙主演的《倒倉》也獲得今年上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周“最受觀衆喜愛影片”榮譽。
這些新生力量 吸引 了電影節幾乎大半的目光， 也讓人們感嘆，難道流量演員們在電影圈終於要上桌了？
然而上影節不止星光，它同樣也是電影人的盛會。影迷們觀影，從業者齊聚探討行業發展，連續一週的論壇和大小沙龍對話 ，在碰撞中感知華語電影的未來。
透 過這些論壇，你會發現中國電影人幾乎同時雄心勃勃又充滿危機感。觀衆的分流、互聯網的衝擊、檔期扎堆和同質化經營等現狀，讓他們不斷反思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而面對國際市場的壁壘、人工智能的衝擊，創作者們並不遲疑懼怕，而是積極投身擁抱，堅定地用自己的、以人爲核心的故事應對變化和挑戰。
創作端：多元化、品質化輸出
阿里影業總裁李捷在開幕論壇“光影之路 煥新啓航”上，提到當下許多電影公司面對的問題： 不知道該拍什麼樣的電影給觀衆。 觀衆偏愛的電影類型、市場火爆的題材在過去幾年發生鉅變，傳統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再奏效，拍片的速度趕不上觀衆變化的速度。
行業側表現出的茫然，和觀衆側的茫然如出一轍。
經歷了異常火爆的春節檔之後，五一檔和端午檔表現得差強人意。某電影博主調侃最近“電影看不少，一個爆的賣相沒有”，說爛不至於，說好夠不上，不上不下的，不如看綜藝。這得到很多網友的贊同，觀衆不知道去電影院看什麼，也記不住上映了哪些影片。
根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支菲娜教授觀察，大規模集中消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電影將要迎來一個精細化、個性化的消費時代。市場和觀衆的細分，要求創作者打造更加多元、適應市場的電影。
在開幕論壇上，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指出，相比於海外發達國家，中國電影的類型結構還很不合理，動畫片、科幻片等類型在整個電影票房中佔比太低。雖然偶爾會出現《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等爆款，但畢竟是少數。IMAX中國CEO孟丹青也提到，許多觀衆可能常年不進電影院，但近年來會因爲他們喜歡的演唱會、電競比賽、體育賽事來到電影院。去年在國內上映的《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迴演唱會》就在內地拿下1億票房，全球票房是2.6億美金。
更加多元的影片類型能激活觀衆觀影興趣，而引進更多優秀的海外影片，也能培養觀衆對電影的喜愛。觀衆越活躍，電影大盤也會更有活力。
李捷提出面對長短週期的衝突，需要打造：有品質感的電影（有電影感的電影），大製作的電影和工業化的電影，跟個體命運、家國情懷、時代共鳴相關聯的電影。此外，做大電影市場還要讓中國觀衆看到全世界各個國家不同類型、不同文化、不同表達方式的好電影。
賈樟柯導演也在“電影發行新生態”論壇上重點論述了擴大國際影片進口的重要性。當中國成爲擁抱全球、擁抱不同類型的巨大優質電影市場，向心力、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也會進一步提升，各國人才、各種優質的電影資源也會向大市場傾斜。
影院端：增強電影院的空間粘性
有了好電影，怎麼把觀衆吸引到電影院裡，也是急需探索的問題。
在 “ 她影時代： 擁抱與重塑 ”論壇中，萬達影業董事長兼總裁陳祉希通過數據對比分享，24歲以下的觀衆數量正在下降，24歲往上的觀衆數量與往年持平或上升。 從2010年代開始養成了觀影習慣的主力觀影人羣，如今正處在工作、家庭任務最繁重的時間點，而年輕的觀衆並沒有養成觀影習慣。
這羣觀衆正是被智能手機和短視頻陪伴長大的觀衆。 如今電影已經不是單純在與電影競爭，而是要跟流媒體、短視頻、直播爭搶觀衆的休閒時間。 觀衆娛樂消費的時間是固定的，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他們感受到電影的魅力，願意花幾個小時，以及相應的電影票、來回交通、餐費等並不低的消費成本，坐在電影院裡看電影呢？
影院的個性化經營，差異化運營，是最顯化的表現。 陳祉希提出除了更好的內容，要想象 “一個獨屬於電影的文化場景。 ”比如把電影場景化打造成專屬於電影愛好者的打卡聖地，讓觀衆覺得看電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不是單純好奇哪部電影“爆了”。 讓更多人願意停留在電影院裡，去感受電影以外的文化氛圍，可能是萬達未來要去做的事情。
其次是分衆化、精細化、區域化的發行，這也是 “電影發行新生態”論壇上的討論焦點。 大象點映創始人吳飛躍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 過往整個產業鏈像是接力賽跑，上游做完傳遞給下游，但未來可能是“拔河”，是制、宣、發、放在一側，與觀衆角力，將觀衆給“拔過來”。 商業大片的對面是千軍萬馬，紀錄片、藝術片對面可能是幾千、幾十萬人，難道這些觀衆不重要麼？ 電影要進入分衆化發行階段，通過影片放映等方式，明晰自己的觀影目標人羣，以用戶運營的思維，不斷供給給他合適的題材，才能把觀衆留下來。
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發行部經理周勇也分享，他們會針對國產優秀主旋律影片，選取全國一些固定的影院，進行長期合作，不同於普通的商業片，他們在工作日、非黃金檔期排映，也會聯合各方進行一些藝術類影片的發行。 廣東省電影行業協會駐會副會長、廣州青宮電影城策劃總監祁海，分享了他在宣發上的經驗。 針對一些冷門影片，根據電影的故事發生地、歷史背景甚至明星家鄉等爲切入口，有針對性地在不同地區做宣傳和排片，效果非常好。
除了影院和發行，還有一個更宏觀的角度，那就是城市。 在 “ 交融與共生： 電影與城市 ”論壇和“一帶一路”電影文化圓桌論壇上可以看到，全世界電影從業者都非常重視電影與城市的關係變化。 今年上影節以“電影之城”爲主題，足見其重要程度。
城市差異影響着對電影的感官，不同城市的美食、規則、氣質不一樣，觀衆關心的點不一樣，故事就不一樣。 提到《阮玲玉》就會想起上海，提到王家衛就會想起香港，提到《繁花》和《我的阿勒泰》，就會有城市景象自動躍入觀衆腦海。 電影將一個城市最理想、夢幻的一面展現，這很有可能反向塑造那個城市的景觀，塑造那裡的生活。
隨着市場和觀衆越來越細分，已經不能將各個城市的觀衆籠統視爲一個整體了。 多倫多電影節首席執行官卡梅隆 ·貝利觀察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觀衆去電影院帶的都是爆米花，可是在韓國帶的卻是魷魚乾。 當地的食物、氣味，會進入到觀影感受中去，城市差異是電影敘事者需要考慮的因素，拍電影要走進城市。
另一點是改變電影放映的形式，讓電影成爲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導演、藝術家楊福東的影像作品《雍雀》，在香港 M+博物館巨大的屏幕上放映。 這些作品拍攝的是香港不同角落的景觀，而它的獨特放映宛如漂浮在城市上空，與香港這座城市融爲一體，成爲其景觀中的一部分。 墨西哥瓜納華託國際電影節策展總監妮娜·羅德里格斯也分享，爲了展示更多拉丁美洲的電影，他們甚至會在一些特殊場所播放電影，包括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電影院、劇院，甚至是墓地等開放環境放映，這些都已經逃脫傳統的電影院模式。
楊福東影像作品《雍雀》在香港M+博物館大屏放映
不同城市的電影節、電影組織也至關重要，它們凸顯着城市的氣質。 戛納、柏林、上海、北京、平遙 ……大城市與小城市創造出了不同的對電影的欣賞，觀衆的風格也不盡相同。 大光明、美琪……小說家陳丹燕提到每年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影迷們都會安靜看完接近五分鐘的黑屏字幕，向演職人員鼓掌致敬後離場（即使演職人員並不在現場），這令她印象深刻。
看未來：科幻、AIGC…
技術能反哺內容麼？
人工智能、AIGC連續兩年都是上影節重點討論的問題，除了開幕論壇，科幻電影周裡以“人工智能+電影，科幻新視野與新質生產力”爲主題的論壇，聚集了電影從業者和科技領域專家，探討技術與內容的關係。
大部分人還是堅信“人工智能只是一個手段、工具”，而電影是“以創意和創作者爲核心的藝術”，即AI可能會給行業帶來一些轉變，但並不會造成根本性衝擊。黃建新導演提出“人工智能是人類整體意識或智慧的外延，它把我們的智慧擴展了”，降本增效，將時間週期拉短，將人力從一些基礎、細節工作中解放出來，AI作爲一種“被人訓練、操控”的工具，是切實有效的。
尤其是人工智能可以解決許多電影實拍中遇到的問題。一些很難完成、耗費巨大的畫面，比如要去南極拍攝的《雪龍號》，或者續寫成龍《神話》的新片《傳說》，通過AI技術，讓已經70歲、無法再打的成龍，以成龍欽點的“數字成龍”身份，與張藝興演繹並肩作戰的年輕軍官。沒有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這在過去是無法實現的。數字修復、虛擬拍攝、CG等技術大大增強了電影畫面的表達可能，但真人電影和動畫電影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這也是動畫導演、機甲設計師河森正治在擔心的問題。
上影集團董事長王健兒則提出另一種觀點，AI不僅僅是工具，也可以是人創作的夥伴。他通過實際經驗感受到，“AIGC是不可控的，它隨機性很大”，通過AIGC生成的畫面，有時候可能不一定能用，或不是你想要的結果，但有可能出現一個新的，你之前從來沒想過形象。雖然從業者都認爲自己的創意是最好的，但有時也會出現“比自己原來想象的還要好”的意外事件。
華人影業副總裁應旭珺也提到，AI工具化的過程，也是影視創作大衆化和民主化的過程。就像智能手機的出現，帶動全球對視頻拍攝的熱情，未來人工智能可能讓更多人蔘與到影視創作中來，給他們更多的話語權，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從而在大衆層面帶起熱潮。事實也確實如此，不少圍繞全AI創作的電影大賽已經在網絡上展開，大衆離電影創作何嘗不是更近了一步？
電影行業是警醒的，但經歷過電視、互聯網、智能手機之後，電影人們整體面對AI還是很有信心（與面對真實觀衆時的困惑形成鮮明對比，這充分說明還是人更難搞）。
新技術確實無法動搖根本，但侵佔也是事實。視頻的出現已經讓文學成爲一種小衆愛好，出版不賺錢也是共識。資本和熱錢 流向新的領域，比如短視頻、短劇，如果大量從業者都走向新產業，這對電影會是一種傷害嗎？
現實是依舊有執着於電影的人，義無反顧地奔向熱愛，而這或許也恰好說明了人工智能和人的區別。人工智能永遠會選擇最正確的決定，依照一個既定標準（如人的意志）和數量、利益最大化做出選擇。而人不同，人有時會出現“bug”，會選擇一條明顯更難走、收穫耗時更久的路。即使這條路如此“不划算、不合理”，還是會有人選擇。而我們知道，這些小部分選擇者，有時會產生巨大的能量。
走出去：講好自己的故事
中國電影走出去是電影行業長久關注的話題。“IP全球多元化開發的潛力與想象”“電影發行新生態”等論壇，以及電影市場的“買家沙龍”，都探討了如何讓中國影片更好地進入國際市場，傳遞中國魅力。
在創作者一側，李少紅、管虎、烏爾善等導演都表達電影是一種世界語言，創作者只要講好自己的故事、傳遞好身邊的現實，不同國家的觀衆對人類情感、個體命運、價值判斷的理解是相通的。與其從一開始就將重點放在電影的國際傳播上，不如先專注自己想拍什麼，能拍好什麼，真誠反映自己，纔有可能打動更多觀衆。
東京國際電影節節目總監市山尚三，也以入圍奧斯卡、戛納的日本電影《駕駛我的車》爲例。這部小成本電影，講述普通日本人的故事，沒想到會在國際上獲得認可。他尤其提到當下亞洲電影在國際市場上有了更多機會，國際市場也在尋求一些新鮮的、本國不經常看到的影片，保持差異化或許更有可能被看到。
在製作公司、發行公司一側，則希望以更國際化的視角，幫助中國電影被更多人看到。
博納影業正在開發“中國電影海外故事三部曲”，圍繞中國人在海外發生的故事，對標《華爾街之狼》《諜影重重》等影片，在類型電影上凸顯更加國際化的表達，填補在世界電影中同類型中國人海外故事的缺失。
阿里影業則以黃建新、江志強、張藝謀爲導師，發起了“海納國際年輕導演計劃”，在全球物色有國際導演專業背景、有熟練的國際語言能力和國際視野的年輕導演。他們認爲這批導演可能將是下一個十年，中國導演走向世界的重要中堅力量，能“拍出讓全世界看得懂的中國電影”。
而應旭珺也提出了“中國主控+國際資源”這個新模式。比如華人影業和華納兄弟合作的《巨齒鯊》系列，以及即將在今年暑期檔上映的陳思誠新片《解密》，都是這個模式。 這樣製作文化壁壘相對較少，以英文或英文夾雜着中文或其他世界語言在全球發行，全球共通的共情門檻就會較低。
用應旭珺的話說，中國電影需要更加了解世界電影的格局和生態。 無論從製作端還是發行端來說，加入到國際電影產業中去，“以極其開放的態度參與到整個世界電影的大循環當中”，這也是走出去的關鍵。
一年一度的電影盛會，上海電影節除了讓我們看到電影、看到影星，更看到流動在整個電影行業最前端的思考與心態，這或許能讓我們更先一步看到中國電影的未來。 今年的上影節即將落下帷幕，但屬於電影的聚會仍在持續，觀影享受也好，觀點碰撞也好，電影正在進一步走入城市，浸入我們的生活。
○ 記 者○
視覺| 蛋蛋
運營 | 曉滿、杜杜（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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