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魯人使用英軍的槍炮仍不敵英軍，因爲這是不同的戰鬥系統｜文史宴
文/維克托·漢森
祖魯人與其他亞非拉土著一樣，其戰爭系統與英軍極爲不同，祖魯人偶然的勝利只不過是系統間偶爾的錯位。英國人的持續作戰能力、紀律性、整體戰術都不是祖魯人可以想象的，祖魯人拿着來複槍也沒有戰術可言，這還不包括戰前巫術對戰鬥力的削弱，和被祖魯屠戮的其他土著對英軍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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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魯戰爭專題：
祖魯戰爭的複雜起因
大多數的國家衝突，看似由邊界爭端而起，卻又並非如此簡單。1879年的英國-祖魯戰爭也是如此。
這場戰爭表面上是由祖魯蘭和歐洲人控制的納塔爾、德蘭士瓦之間對於確切邊界的分歧引發，但事實上，這場不可避免的衝突更多是因爲殖民者們對更多土地、勞動力和更好的安全狀況的渴求。
除了以遭到悍然攻擊爲藉口，英國沒有其他明顯的理由來入侵祖魯蘭。甚至倫敦的大多數國務大臣們都不想在這個時候在南非進行一場戰爭，因爲此時帝國更爲關鍵的利益所在地是印度、阿富汗和埃及，這些地方都需要大英帝國資源的全力投入。
交戰雙方的觀察者都發現，並不存在一支進入納塔爾或德蘭士瓦，挑起爭端的祖魯軍隊。事實上，開芝瓦約國王曾多次下令，要求他的軍隊避免穿過祖魯蘭邊境進入他國。
從17世紀到19世紀，當渴求土地的荷蘭和英國牧場主和農場主們最初定居於南非部分地區時，該地區的其他部分相對而言尚且人煙稀少。祖魯蘭是許多部落世代居住之地，比較之下，歐洲人忽視了對此地的開發。
然而，到1879年戰事爆發時，非洲西南的土地大體上被列強瓜分殆盡，與開芝瓦約國王控制下自治且人口稠密的祖魯王國，形成了明確的邊界。
在1879年1月初，切姆斯福德勳爵就已經率領一支超過17000人的混合部隊渡過布法羅-圖格拉河，在南非高級長官巴託·弗里爾爵士的指令下入侵祖魯。
切姆斯福德表面上是“保衛”納塔爾，實際任務則是尋找祖魯軍隊，在戰鬥中摧毀他們，俘虜開芝瓦約，從而瓦解獨立的祖魯國家。
英國-祖魯戰爭的目的在於，永久性地消除龐大的土著部隊集結起來並穿越人口相對稀疏的英國和布爾定居區邊界所帶來的威脅。德蘭士瓦行政官員謝普斯通直言英國人對祖魯軍隊的擔憂：
“假如開芝瓦約的三萬勇士及時轉變爲僱用勞動力，祖魯蘭將成爲富饒和平之地，而不是現在這樣的情形——這個國家對其自身和近鄰，都是長期性威脅的源頭。”（J.蓋伊，《祖魯王國的毀滅》，47）
在祖魯人與鄰近德蘭士瓦的布爾人經歷了多年的邊界爭端後，祖魯蘭的邊界完整性問題早已被交給英國贊助的邊界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迅速向弗里爾報告稱，爭議中的土地可能是屬於祖魯人的！
委員們發現，是英國人默許的布爾人入侵，而不是祖魯帝國的擴張激化了邊界危機。
由於歐洲人尤其是布爾人的特點——他們採用大牧場經營的方法，每個獨立的家族差不多都需要數千畝的土地來進行生產——這帶來了一種荒謬矛盾的本地景象：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原屬於土著部落的土地，但是又缺乏密集的人口來防禦其徵用的大範圍區域。
和祖魯蘭接壤的納塔爾省中，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大約1000萬英畝——歸屬於僅僅兩萬名歐洲人，只剩下200萬英畝價值最低的農村土地被丟給30萬非洲本地居民去爭奪。歐洲殖民者自身缺乏必要的力量來保護他們原來大膽奪取的東西。
實際上，英國政府對吞併祖魯蘭沒什麼興趣——那裡的天然財富稀少，疾病蔓延，本地人自尊心強，難以控制——由於缺乏證據證明祖魯人有入侵納塔爾或者德蘭士瓦的意圖，英國軍隊1879年進犯的真正理由也成了一個謎。
直接的動機很可能源自地方長官被賦予的行動自由，畢竟弗里爾是個行事方式難以預測的人。
弗里爾決定不惜一切代價迅速開戰，他相信，歷史大勢毫無疑問地對祖魯奇特的軍國主義模式不利，而且隨着祖魯蘭被征服，人們也許會認爲，是他建立了一個全新的龐大的南非聯邦，併成爲殖民地的總督。
弗里爾和他的參謀始終對大約擁有4萬武士的祖魯軍隊心存疑慮，一個不到25萬人口的國家卻能動員集結出如此龐大的一支軍隊，令英國人難以安眠。
按照弗里爾的想法，在歐洲殖民地的邊界，如此強大的土著軍力的存在，早晚會釀成災難，尤其是在考慮到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祖魯人這個好戰民族的征服史，以及白人殖民者對牧區的不斷需求，戰爭就更加不可避免了。
弗里爾明顯掩蓋了一個事實，祖魯軍隊始終處於動員的狀態，但還是與英國保持了大概37年的和平，長期的穩定狀態是由歐洲人打破的。
頭腦更爲清醒的納塔爾總督亨利·布爾沃爵士認爲，英國應當尊重己方調查委員會的成果，但他的觀點被好戰分子們忽略了。
弗里爾相信，應該將大英帝國政府的保護範圍延伸到富有侵略性的布爾定居者頭上，後者渴望英帝國軍隊去打敗自己的老對手祖魯人。
弗里爾急於挑起敵意，他抓住三樁事件大做文章，聲稱戰爭不可避免。
西哈約，一名祖魯酋長，從受英國保護的納塔爾逮回他兩名不貞的妻子，然後在祖魯蘭將她們處刑——這觸動了弗里爾意識裡大英帝國領土不可侵犯的理念，以及19世紀的英式道德準則。
這一事件發生之後，開芝瓦約國王拒絕交出西哈約。英方的反應正如因拐騙事件而誓師航向特洛伊的希臘諸邦國王們一樣，他們認爲這個問題關乎榮譽，必須立即做出反擊。
接下來發生的另一事件，則是沿祖魯蘭與納塔爾之間圖格拉河行動的一支英帝國考察隊被扣押。這些考察隊員未受傷害，但扣押他們的祖魯狩獵隊肯定會懷疑，繪圖考察就是正式吞併某些邊界地區的前奏。
最後，更令弗里爾惱火的是，很多傳教士最近逃離祖魯蘭，他們稱皈依基督教的祖魯人受到虐待，甚至有時會被開芝瓦約處死。
弗里爾的決策很大程度上基於此類二手信息，以及祖魯人明顯不會在自己的國度裡如英國紳士般行事的看法。
他確信，自己已經得到了向祖魯蘭君主國的合法開戰理由。他向開芝瓦約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對方放棄強力的軍事組織系統，解散龐大的軍隊。
祖魯國王的迴應有着多種版本的翻譯，在不少資料中還被曲解，但事實上開芝瓦約的話極其坦率而驕傲：
我以前告知過謝普斯通（英國駐祖魯蘭代表），我不會進行殺戮嗎？他跟白人提過我有做出如此約定麼？假如他是這麼做的，那他誤導了他們，我確實會殺人；但不要認爲我會用殺戮的方法來處置任何事。白人爲什麼會做出無端的指控呢？我還沒有開始殺戮；至於我的行爲，那完全由我國的習俗決定，我不該背離。爲什麼納塔爾的總督要干涉我的法律？我曾跑到納塔爾去指摘他的法律嗎？……（D.莫里斯，《血洗長矛》，280）
布爾和英國殖民者都渴望得到廉價勞動力，用於拓展農場，並建設德蘭士瓦和納塔爾殖民地，然而，南非的奴隸制度數十年前便已失去合法地位。
他們顯然痛恨四萬祖魯成年男子成爲軍人的事實，農場主們希望這些非洲人毫無武裝地通過邊界，作爲貧窮的廉價移民勞動力替他們賣命。
接替切姆斯福德擔任英軍總指揮結束戰爭的加尼特·沃爾斯利爵士，在他的日誌中提到了英國視角中戰後理想狀態下的祖魯蘭：
與殘酷對待人民的罪犯開芝瓦約相比，我們和他的區別在於：他不經審判就會處決他人，在他的統治下，生命與財富皆岌岌可危。憑藉一直維持的軍事系統，他阻撓人們成家和正常工作，使得他們貧窮不堪……在未來（大英帝國治下），所有人都能自由婚娶，隨意來去，並選擇僱主，他們會如我們期望般變得富裕，這個民族也會興旺起來。（A.普雷斯頓，《加尼特·沃爾斯利爵士的南非日誌，1879-1880》，59）
另外，當地業主們很樂於有一支規模可觀的英國軍隊來保護殖民地——祖魯戰爭期間，大英帝國實際上耗費了大約525萬英鎊的軍費，以盡力滿足軍隊的補給需求。
馬匹和牲畜所有者，車輛製造者，納塔爾的牧民都很歡迎戰爭，因爲這意味着大幅哄擡價格良機的到來。那些試圖增加對南非資金和人力投入的殖民地居民們也有着類似的看法。
切姆斯福德和納塔爾的英國軍官們也期待一場輕鬆、迅速和光榮的勝利，這能幫助他們在軍隊裡的晉升。
軍官之間存在激烈競爭，他們希望在即將到來的入侵行動中有所作爲——大家都認爲，這是一次時間很短、相對安全而且充滿機遇的軍事冒險，大英帝國的軍人能夠輕鬆擊敗雖然勇敢但在技術上極度落後的敵人。
用戰爭強制文明化
在人們更爲廣泛的觀念中，對待本地土著居民的、典型歐洲人的英國式的奸詐態度纔是戰爭的導火索，這種態度奇怪地混合了沙文主義、崇尚暴力的帝國主義和常受誤導的善意。
對不列顛而言，開芝瓦約的軍隊是其人民“文明化”機會的障礙，因此後者理應欣然接受一個“優等”種族的宗教與文化。
基督教的到來，能終結祖魯人的一夫多妻制度，阻止任意謀殺和處刑的惡習，消除一系列可怕的風俗——同類相食、毀損屍體、缺乏羞恥感地赤身裸體、雞姦，並禁止與勇士淨禮密切相關的、在傳教士們看來很離奇的一系列儀式化生殖習慣——“烏庫-赫洛邦哈”（uku-hlobonga），或者叫“股間（大腿之間）性交”，是指未婚勇士不用生殖器插入，還有“蘇拉-伊曾貝”（sula izembe），是指已婚武士在“擦拭斧頭”戰鬥後的完整性交。
祖魯人的習俗非常野蠻嗜血
英國法律還禁止開芝瓦約國王臣民的隨意相殘，帶來了安定團結而不是四處流浪的人民，因爲尊重私人財富和促進更高的生存標準才能夠爲有效的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必要基礎。
1856年，英國人指出，在一場邪惡的內戰中，開芝瓦約屠殺了他兄弟麾下超過7000名武士，及其所部族羣另外的兩萬人口，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圖格拉河畔那片殺戮之地後來以“馬塔姆博”（Mathambo）亦即“白骨之地”著稱。
更早在位的恰卡曾經屠戮的人數，更是在開芝瓦約手中犧牲者的十倍之多。與阿茲特克統治者一樣，祖魯國王在部落戰爭中和任意妄爲的謀殺樂趣中屠戮的土著居民人數，遠多於歐洲人在征服戰場上殺死的數量。
即位前夕，開芝瓦約便已殺害了每一個嫡親兄弟、庶兄弟、堂表兄弟，以及祖魯蘭內部任何能威脅到他王位繼承權的遠親。
英國軍隊的強大，似乎足以證明歐洲模式的優越性——這或許也是弗里爾和切姆斯福德在準備進行他們所一廂情願的快速征服前夕心中所期望的情況。
不管怎樣，1879年1月11日，英軍還是跨過了邊界，弗里爾驕傲地寫道，“願上帝保佑，讓我們數週之內便擺脫長期困擾着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噩夢”（C.古德費羅，《大不列顛與南非聯邦，1870-1881》，165）。
和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以及美國人西部擴張的經歷一樣，英國對祖魯蘭的征服，產生了一系列可預測的事件，這些事件在過去四個世紀裡，代表了歐洲人進入亞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時的基本模式。
到1800年止，歐洲只有1.8億人口，而全世界有9億人，但是歐洲人以不同的模式佔領或控制着全球幾乎百分之八十五的陸地。
1890年時，全球三分之二的遠洋船隻都屬於英國，世界範圍內半數海運貿易由英國船隊運作——大多數的越洋運輸行爲要麼由英國推動，要麼使其帝國受益。
英國工廠的生產能力，外加帝國艦隊及商人的運輸效能，意味着部隊和補給可以在數週之內被投送到全球任何地方——歐洲之外沒有任何國傢俱備如此能力，歐洲國家中也只有寥寥數國能與之比肩。
有觀點認爲，不列顛之所以在亞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都擁有據點，僅僅是因爲他們是唯一能夠輕鬆做到上述這一點的民族。
16世紀的早期歐洲海上探索，首先引發了零散的殖民活動，最終隨之而來的則是全面的入侵和征服。
爲數不多的歐洲人——東南亞的法國人，美洲的西班牙人，中非的德國人，以及無處不在的英國人——通常都會因爲直接吞併土地的行爲，或是因爲進入當地人的狩獵、放牧區域尋找礦藏、黃金、港口或淡水而激起反抗。
殖民者和商人們隨着探險隊出現，並試圖在新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來。法律文件——不論是西班牙國王的許可，還是英國官僚的冗長公告——很快制定出臺，向目不識丁的土著統治者宣讀。
弗里爾勳爵和當年的科爾特斯一樣，以法律和道義上的權利爲公開前提，審慎地宣佈他對整個國度的毀滅：他發佈了包含13點要求的聲明，不識字的開芝瓦約肯定無法讀懂；就算把這些理論翻譯過去，對方也不能完全領會。
最初的小型遠征隊伍往往因爲歐洲人指揮上的自負，對技術的過度依賴，以及對當地軍隊巨大的規模的無知而遭到滅頂之災——“悲傷之夜”（Noche Triste）及在伊桑德爾瓦納發生的情形，和在印度支那、美洲、中非以及印度的其他無數慘敗都存在着共性。
歐洲火器後來在19世紀的擴散，爲土著人民帶來一定幫助，小巨角（1876年）被屠殺的美國騎兵，阿富汗邁萬德（1880年）之戰潰敗的英軍，還有阿杜瓦（1896年）之戰被埃塞俄比亞人擊敗的意大利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19世紀晚期，通過自由貿易獲得易操作的步槍和大量彈藥的土著人，在取得一點小小的勝利之後，幾乎馬上就再次遭遇了更爲明智、裝備更精良、統率更得力的西方軍隊，後者發動進攻不僅僅是爲了更多的土地，同時也是爲了復仇和徹底地征服有時甚至徹底毀滅一個民族。
縱觀殖民鬥爭，在歐洲人看來，土著人對歐洲死者的褻瀆——墨西哥城金字塔上被獻祭的西班牙人、在伊桑德爾瓦納被開膛破肚者、在喀士穆被斬首的英國人——爲他們消滅土著人提供了充足理由。
根據他們思想中關於交戰的公平法則，只要有歐洲人在正面戰鬥中被殺，就理應加以報復。當歐洲人發現己方被攻破的小要塞充滿被斬掉首級、割去頭皮或開膛破肚的屍體後，都會無比憤慨。
在他們看來，這種將罪惡加之於死者或者婦女和兒童的行爲與交戰無關，比他們用加農炮和步槍撕裂土著武士軀體要邪惡得多——這是在戰鬥中對抗活生生的勇士階層的行爲。
像蒙特蘇馬、“瘋馬”和開芝瓦約這樣的部落領袖，有時會以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出現在歐洲史料裡。除了基督教傳教士和探險家通過口頭訪談收集的信息，當地沒有文字記錄。
土著酋長們經常天真地認爲歐洲闖入者的敗退意味着對抗的結束，而完全意想不到自己對一支歐洲前衛部隊的暫時勝利意味着他們將要面對西方人的第二波攻勢。西方人很樂於用復仇的藉口鞏固自己的征服計劃。
在對美洲、亞洲和非洲四個世紀的殖民史中，土著人同類相食、人祭、破壞屍體、謀殺戰俘、偶像崇拜、一夫多妻等陋習，以及缺乏成文法律的落後體制，都是歐洲人侵吞領土的典型藉口。
歐洲人與他們的對手不同，法國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國人認爲殺死成千上萬的土著人是不得已的舉動，他們將其視爲西方化的艱難進程，是改善本地人民命運的必經之路。
不列顛的傳教士、高級宗教官員和學者對帝國擴張中的貪婪舉動大加反對，他們希望直面問題，通過改良或者同化來補救：祖魯人應當西方化，成爲文明的大英臣民，從而擺脫專制壓迫和自身的野蠻愚昧。
即便是最受自由主義影響的批評家，也只有很少數人（如果不是沒有的話）建議，歐洲人應該返回家鄉，和平地離開祖魯——畢竟這意味着聽任土著人隨意殺戮，繼續他們之間的部落戰爭。
歐洲人和土著人不同的戰鬥觀
在征服過程中，歐洲人首先會拿某地區中人口最多、最好戰的部落開刀，將其作爲征服目標。
像科爾特斯或切姆斯福德這樣的指揮官，通常用大量土著同盟軍輔助自己的軍隊，畢竟在理論上，阿茲特克國家或祖魯國家的垮臺，將會結束地區動亂，並且贏得此前曾經受到那些好戰政權殘酷壓迫的民族的支持。
提供火器或者歐洲出產的商品給當地人，也能確保在美洲或非洲總是有大量的部落分遣隊加入歐洲遠征軍。這些土著人渴求劫掠，也希望自己免遭仇敵的傷害，並貪圖西方貿易者手中的其他各種商品。
我們不應忘記，許多土著人是部落長年仇殺的犧牲者，他們痛恨阿茲特克人和祖魯人遠甚於歐洲人。
土著部落之間的仇恨遠勝於他們跟歐洲人的仇恨
所以歐洲人總是能找到大批盟軍
至少在第一代的殖民戰爭中，有一種很典型的情形，即西方人用技術與紀律對抗土著人的勇氣和數量。
祖魯人和阿茲特克人都不會製造火器；他們也無法理解讓士兵組成陣列，井然有序且緊密協同地進行衝鋒或射擊的作戰方式；他們同樣不能從肉搏戰鬥開始前直至結束，始終將己方軍隊置於指揮之下，以西方式決定性戰鬥的方式解決爭端。
過去幾十年中，祖魯人通過繳獲或貿易獲得了不少火槍，但是英國持續正規的密集齊射理念——認真的訓練和全面的紀律體系產生的結果——卻和他們的非洲式戰爭風格完全不同，難以模仿。
即使在伊桑德爾瓦納後祖魯人獲得了大約800支現代馬蒂尼-亨利步槍和成千上萬發彈藥，他們的射擊依舊顯得零散而缺乏準確度，幾乎總是沒有任何殺傷效果。
理論上講，伊桑德爾瓦納戰後的祖魯國家軍隊與英軍中央部隊的殘部相比，不但裝備更好，更具有20倍於英軍的人數優勢。
但是正如勒班陀的奧斯曼火槍手未曾熟諳歐洲人的密集滑膛槍陣形和齊射一樣，祖魯射手也不過是把火槍當作比當地武器更好用的兵器——一根更具穿透力的棍棒，或者射程更遠的標槍——它們僅僅加強了單打獨鬥的能力，而這纔是祖魯的傳統。
祖魯人差不多總是瞄準得過高，他們射擊時就像投擲標槍一樣，認爲槍彈拋射出去後會很快失去動能，急劇下落。
儘管他們在伊桑德爾瓦納繳獲了大量野戰火炮，甚至拖走了彈藥車和補給車輛，祖魯軍隊還是無法部署能夠對抗英軍的炮兵——他們不僅僅缺乏使用重炮的經驗和知識，也沒有足夠的戰場紀律去按規定時間間隔裝彈、瞄準和射擊重型武器，更沒有熟練的馭手來將牲畜套上彈藥車。
港口和遠洋船隻是歐洲力量的核心，它們爲衝突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火器和補給。祖魯戰爭中，人力、槍炮、食物和彈藥持續從開普敦和德班運來。
伊桑德爾瓦納災難後，一整支嶄新的英國軍隊——近一萬名補充徵召的士兵和超過400名軍官——從英格蘭出發不到50天便抵達納塔爾。
土著軍隊通常無法理解維拉克魯斯或德班不過是個運輸站，西班牙或英國征服者從數千英里之外擁擠不堪、躁動難安的歐洲將所需人力運到那裡——耗時僅僅幾周而已。
阿茲特克、伊斯蘭或者祖魯軍隊總是依靠快速包圍和側翼機動來取得勝利，這種戰術對鄰近的土著部落非常有效。
這樣的戰鬥方式不需要太多臨時的變陣，他們憑藉更好的訓練、更高的機動性、龐大的數量和武士的英勇，用伏擊或者恐嚇的手段來擊退規模更小、行動遲緩的歐洲分遣隊——他們還成功利用了當地茂密的灌木叢、森林或者熱帶雨林等地形地貌。
但甚至在與歐洲人的決戰中，土著人都沒有完全拋棄傳統的戰鬥儀式，這意味着土著軍人不太可能進行夜戰，也很少借軍事勝利之勢不受限制地展開追擊。
更有甚者，這些土著軍人有時將文化（宗教祭典，戰前舞蹈以及盛宴和年度豐收慶典）或者自然（季節性因素，異常的天象）現象完全置於戰鬥功效之上。
切姆斯福德勳爵入侵後，開芝瓦約集結了軍隊，然後命令他的巫醫爲大約兩萬名前線部隊人員催吐。集中進行催吐之前，要花三天時間對部隊進行補充和檢閱，然後讓他們禁食直到全軍“淨化”爲止，這嚴重削弱了祖魯武士的體能。
西方人從希臘時代起，也發展出一系列的戰爭儀式：戰前牲祭，長篇演講，音樂演奏；休戰期間的宗教節日；儀式性地盛裝出行和日常陣形操練。
但是這些傳統儀式有時會被操縱，時常遭到延誤，甚至在軍事需求與其相左時全被拋開。
可以預見的是，大多數歐洲軍隊戰前沒有禁食、嘔吐、淨化或自殘的儀式，這些因素會妨害士兵的戰場效能。
歐洲軍隊進行戰前準備時，更有可能讓讓士兵得到朗姆酒的配給，堅定的動員演講，或是通過射擊儀式進行最後的紀念。
從希臘時代起，戰前牲祭和儀式一直是裝樣子，因爲它們的作用與其說是真的要和神意相通，還不如說是激發士氣。
歐洲人願意無視他們的基督教信仰或自然需求，無論晝夜，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投入戰鬥。惡劣的天氣、可怕的疾病和險峻的地理環境，都被看作可以用恰當的技術、軍事紀律和資本徵服的簡單障礙，極少被當成天降憎恨或某些全能意志敵意的表達。
歐洲人看待暫時挫折的態度，通常也與他們在亞洲、非洲、美洲的對手不同。失敗並非上帝發怒的徵兆或者不幸的命運，而是戰術、後勤或技術的瑕疵所導致，通過嚴謹的審視和分析，在下一個場合總能得到輕鬆補救，歐洲人幾乎總是會有下一次機會，一直到征服成功爲止。
正像其他所有西方軍隊那樣，也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言，祖魯蘭的英軍將戰爭視爲政治的延續。與祖魯人不同，英軍不會將戰爭視爲勇士個人積累戰利品、女人和威望的機會。
土著民衆站在歐洲人一邊作戰的情況，比個別歐洲人士爲土著奮戰的情況要常見得多。科爾特斯在墨西哥得到了成千上萬特拉斯卡拉人的協助，在非洲也有所謂“卡菲爾”與英軍一起作戰。
阿茲特克人和祖魯人都發現，基本上沒有歐洲人願意和他們一道抗擊其他白人入侵者。
納瓦埃茲想要摧毀的是科爾特斯本人，而非西班牙的事業，因此在他失敗後，大多數士兵加入了進軍特諾奇蒂特蘭的行列。約翰·鄧恩曾短暫幫助過祖魯人，但是1879年的英國-祖魯戰爭中他很快重新加入英國一方。
儘管所有布爾人都很蔑視英國在非洲的統治，但沒有一名歐洲人在開芝瓦約的隊伍中對抗英國人。相反，數以千計的非洲人加入了各種各樣的殖民地團。
歐洲人的主要困難還是在於和來自歐洲的土生殖民者間的戰鬥；非洲的布爾人和美洲人都曾發起反抗英國的獨立戰爭，造成其損失慘重，他們的武器、紀律和戰術在很多情況下都不亞於英國統治者，有時甚至還會佔據優勢。
以布爾人爲例，布爾戰爭裡的短短一週，亦即1899年12月11日至16日，僅僅在馬格斯豐泰恩、斯托姆貝赫和科倫索三場戰役裡，就有將近1800名英軍戰死，其數目遠遠多於1879年整場戰爭中祖魯人所殺英軍的人數！
布爾戰爭
同屬歐洲系統的布爾人
對英軍造成的傷亡高於任何土著民族
許多學者很不情願討論歐洲軍事優勢的問題，因爲他們要麼是把這和範圍更大的、有關智力或道德準則的議題混同起來，要麼就關注歐洲人偶然的挫敗，把它們當成是典型例子，而無視西方優越性的一般規律。
實際上，歐洲人能夠在遠離歐洲、後勤上面臨巨大的困難、戰鬥人員相對缺乏、對惡劣地形和氣候也不熟悉的情況下征服非歐洲人，與智力、道德準則或是宗教優越性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再次顯示了一種特殊文化傳統的延續，這種傳統從古希臘人開始，在戰場上爲西方軍隊帶來了不同尋常的利益。
殘暴的祖魯王國最終滅亡
羅克渡口的戰果，與19世紀後期在剛果、埃及、蘇丹、阿富汗和旁遮普反覆上演的戲碼一樣，足以成爲殖民戰爭的典型。
羅克渡口勝利之後，切姆斯福德勳爵率領一支大大強化的隊伍，重新入侵祖魯蘭。
除了年初在因埃贊（1月22日）、因託姆比河（3月11日）、埃索韋小據點的圍攻（2月6日～4月3日），以及赫洛班（3月27～28日）的幾場殘酷的僵持外，英軍之後還進行了三次決定性會戰，分別在卡姆布拉（3月29日）、欣欣德洛武（4月2日）和烏倫迪（7月4日）展開。
這三次最終會戰的前兩次，英軍和殖民者部隊在駐防營地殲滅進攻的祖魯人，後者發起近乎自殺式的衝鋒，血戰到底。
戰爭的最後一場會戰發生在烏倫迪，開芝瓦約國王指揮部附近。一個英軍方陣——由火炮和加特林機槍支撐——從容地離開設防營地，步入正面交戰。
他們很快便遭到祖魯人的攻擊，後者已然明白衝擊工事是徒勞的，但沒有意識到，在能夠無障礙射擊的開闊平地上，試圖擊破一個堅固的歐洲步槍方陣同樣是愚蠢的行爲。
不到40分鐘，大約由4165名歐洲人和1152名非洲人組成的英軍方陣擊退了兩萬祖魯人，殺死至少1500人，擊傷3000人，傷者中又有很多人在東躲西藏中迷失直到死亡。
戰鬥結束後，英軍和祖魯人的屍體都被埋葬在烏倫迪的戰場；按照西方的標準方式，英軍爲他們消滅的人立起一塊碑：“紀念1879年爲保衛古老祖魯秩序在此倒下的英勇武士”。
英國人和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與西部的美國人一樣，不僅擊敗了人口衆多的敵人，而且在此進程中摧毀了他們的文化。
絕大部分書籍不斷宣揚傳奇般固守羅克渡口的小股英國紅衫軍，而絕口不提被馬蒂尼-亨利步槍撕裂的數千勇敢祖魯武士的英名。
在這種態度下，祖魯人悲劇性地加入了成千上萬被殺死和遺忘的波斯人、阿茲特克人還有土耳其人的行列，無法成爲鮮活的個人，而是歷史學家筆下“四萬被殺”或“損失兩萬”的蒼白數字。
相反，西方歷史編纂的動力——天賦自由和理性主義傳統——在於詳細地紀念他們爲數較少的殺手。沒有希羅多德，貝爾納·迪亞茲·德爾·卡斯蒂略，或是詹皮耶特羅·孔塔利尼的青史一筆，戰鬥中人們的英勇就將隨着屍體腐爛而消逝。
1879年1月祖魯戰爭爆發時，開芝瓦約握有大約爲數3萬～4萬可支配使用的部隊。六個月後，英軍在祖魯蘭的各個戰場上殺死了至少一萬人，毫無疑問，戰後死於傷勢的人數更多。
有關祖魯人陣亡數字還缺乏準確的記錄；但是缺乏醫療體系的致命問題和馬蒂尼-亨利點45英寸口徑子彈的可怕威力，必然使得戰爭期間有數千傷員死於休克或感染，或者只因爲失血過多而死亡。
馬蒂尼-亨利步槍沉重而平緩的射彈，加上加特林機槍和火炮的可怕火力，能在人體上製造恐怖的窟窿，少數倖存祖魯老兵的殘肢斷體和醜陋疤痕證明了這一點。
即便是在英國殖民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亦即1879年1月22日，英軍還是在伊桑德爾瓦納、羅克渡口和因埃贊殺死了超過5000祖魯人，死亡人數佔整支祖魯軍隊的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六。
到戰爭結束時，祖魯人大多數的牲畜要麼被殺，要麼被肢解，或是被盜走。帝國軍團的組織系統被瓦解——英國將開芝瓦約的王國分解成13個敵對酋邦，這是一個阻礙祖魯蘭再度強大，防止其對抗臨近歐洲殖民地的未來戰爭的解決方案。
英軍爲了1879年的“勝利”僅僅付出了1007名士兵和76名軍官的代價，另有小規模但數字不確定的軍人死於熱病和傷勢。
六個月的戰事中，儘管在各種戰鬥裡英軍處於一比四或一比五的兵力劣勢，但英國士兵平均每殺死十個或更多祖魯人才損失一人。
英國的入侵和戰場征服，以及戰後處理手段，將祖魯人民分裂爲虛弱的敵對派系，祖魯王國從此終結，祖魯人的生存方式已經在事實上被摧毀了。
本文節選自《殺戮與文化》，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解析從希臘羅馬開始，西方總是在戰爭中佔優勢的原因，認爲首要的是平等主義的觀念，以及支撐這種觀念的制度和社會，解讀非常精彩，大司馬強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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