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石：碳中和經濟時代已來，中國新能源企業在國際市場大有可爲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向秀芳 紐約報道

氣候變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劇，今年聯合國大會期間，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再次發出緊急呼籲，敦促全球加速應對氣候危機。

根據《巴黎協定》，各國同意將長期全球溫度變化保持在遠低於高出工業化前水平2℃，並努力實現到本世紀末將其限制在1.5℃。然而，世界氣象組織等多家機構發佈的聯合報告指出，世界已經嚴重偏離實現氣候目標的軌道。

在應對氣候變化已成全球共識的背景下，中國新能源產業迅速崛起，成爲推動全球能源轉型的關鍵領導者。隨着“雙碳”目標的公佈，中國綠色轉型加速推進，中國企業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無疑將愈加重要。

9月下旬，在與聯合國大會同期舉行的紐約氣候週中，長期致力於推動氣候議題的萬科集團及深石集團創始人、萬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王石，帶領一箇中國企業家代表團出現在多個活動場合，與全球同行就可持續發展、綠色技術創新、國際合作展開了深入交流。

王石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獨家專訪時表示，中美兩國在氣候問題上的合作對全球氣候行動至關重要。儘管當前雙邊關係面臨挑戰，但氣候合作依然是雙方的最大公約數。王石認爲，中國企業不僅在新能源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還具備通過國際合作開拓市場的潛力。他還提醒，在碳中和經濟時代，傳統產業必須加速綠色轉型，否則將面臨市場淘汰風險。

21世紀: 此次帶領中國企業家前往考察紐約氣候周的初衷是什麼？爲什麼選擇在這個時機來到紐約？

王石:從2009年參加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COP15) 開始，我幾乎每年都參加氣候大會的活動。今年的COP29將在阿塞拜疆的巴庫舉行。紐約氣候周與聯合國大會基本同期舉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機會，但我真正組織中國企業代表團前來還是第一次。主要有幾個重要的考量因素，首先，實現到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1.5攝氏度左右的目標變得越來越緊迫。中美作爲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在氣候問題上進行合作至關重要。儘管目前中美關係面臨挑戰，但在氣候問題上雙方可以找到共識，是雙方合作的最大公約數。所以，我們不僅希望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也希望藉助紐約氣候周這樣的機會，與更多國際企業、智庫和民間組織展開交流和合作。

從參加下來的整體感受來看，我認爲這是非常必要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更多是官方代表團唱主角，企業、非政府組織（NGO）等團體主要是在邊會，並不是主角，而在紐約氣候周，企業、NGO組織更有活力。紐約作爲全球金融中心，聚集了衆多金融機構、跨國企業。國際上有影響力的NGO組織在這裡也很活躍。因此，在這裡進行此類交流活動效率非常高。現在綠色經濟、碳中和經濟不再像過去只是ESG，只是社會責任了，更多的是要行動，要從經濟角度看，金融一定會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華爾街有高盛、摩根這樣的投資銀行，有洛克菲勒、保爾森基金會這樣的組織。另外，紐約也是國際財經媒體集中的地方。在與彭博的交流中，我們發現，他們分析全球新能源產業發展趨勢，採購的是代表團成員之一儲能領跑者聯盟的信息服務。這種情景交融的交流在其他場合是很難遇到。

21世紀: 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是全球共識。今年聯合國大會期間，我們專訪了聯合國秘書長氣候行動特別顧問塞爾溫·哈特，他認爲，中國作爲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導者，促進了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着關鍵的領導作用。您認爲，中國新能源領域崛起背後的驅動因素是什麼？有觀點認爲，中國綠色產業崛起受益於大量的政府補貼，您怎麼看？

王石:中國在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和市場方面已經走在前列，特別是在光伏、風能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雖然有觀點將中國在這些領域的成就簡單歸因於“政府補貼”，但實際上，除了政策之外，技術革新和大規模推廣應用是產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另外，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起來背後，還有一個重要的支撐因素，那就是來自歐盟等市場的訂單，這是實在的市場支撐，像德國、英國、丹麥等北歐國家的訂單都形成一定支撐。因此不能簡單說是中國政府補貼帶起來的，有政策支持但也有大規模市場應用，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現在，經過多年來的技術進步和市場化推廣，中國的風能、光伏發電產業已過了補貼階段，因爲它們的製造成本，每千瓦時發電成本，已經和化石能源發電成本差不多，甚至還更低一些。

21世紀：此次考察交流行程相當緊湊，你們也與衆多不同的機構進行了深度交流，各方對於中國新能源產業最感興趣的領域是什麼？

王石：我們基本沒有和官方打交道，主要是和企業、智庫、高校、基金等方面進行交流。今年紐約氣候周的關鍵詞是“It's Time”, 是時候了。所謂 “是時候”，有兩層含義，一是已經刻不容緩，再不行動就來不及了。另一層面是，已經萬事俱備，各方面條件都是時候了。比如說，剛纔談到，中國在新能源方面的領跑，因爲中國的技術革新和市場推廣，生產成本已經到了完全可以大規模推廣的程度。這次帶着中國企業代表團過來，就是尋求如何展開國際合作，如何共同建立市場，往前推進的。

但可以感覺得到，外界對於中國發生的變化，在信息層面明顯跟不上。他們不瞭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所以纔出現剛纔你說的這種情況，所謂補貼、產能過剩，到國外傾銷等等，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中國市場變化之快，應用層面之深，西方不瞭解。尤其是疫情之後，很多企業、組織已經幾年沒到中國，因爲不瞭解導致認知侷限性，信息不對稱非常明顯。

同樣的，國內對這邊的發展情況瞭解嗎？也不是很瞭解。比如說美國各個州，尤其是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政策、補貼和引導力度要比在國內時瞭解到的大得多。從某種角度來講，在美國推進綠色環保產品和投資，是有非常好的機會。

21世紀: 此次代表團不少企業本身就是新興產業的，那對於傳統產業而言，進行綠色轉型意味着加大投入，而這些成本可能很難迅速轉變成企業效益，從而會導致他們在轉型上有所猶豫，您認爲傳統產業在轉型過程中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

王石:實際上中國2020年公佈“雙碳”目標（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之後，我個人認爲，碳中和經濟時代已經到來了。如果說2020年之前，面對經濟如何轉型，傳統產業還比較被動，要考慮轉型成本，沒有轉型動力，那麼2020年之後這個局面已經徹底扭轉，再這樣看問題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我就是傳統產業出身，我現在的轉型就是傳統產業的轉型。

房地產行業是再傳統不過的行業，舉個例子，建築材料中的混凝土和鋼筋是碳排放量很大的材料。隨着碳中和經濟時代到來，對房地產開發的要求和過去將會完全不一樣。如果說過去搞綠色低碳，更多的是企業社會責任，是ESG，之後就不僅僅是社會責任的問題了。未來的產品必須符合碳中和標準，否則將面臨被市場淘汰的風險。再比如，木材因爲其可以固碳的特性，正在被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建築領域。不過，中國本身森林資源有限，許多木材都要靠進口。因此，並不是說要你轉行去搞新興產業，傳統產業還是傳統產業，但需要符合相關標準。做混凝土塊的時候可以結合新技術新辦法把碳排放中和掉，成爲一個碳中和的產品。

21世紀：所以，對企業而言不僅是願不願意轉型的問題。

王石：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因爲中國已經承諾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之後，碳排放要慢慢減下來，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對於傳統企業，不轉型就要面臨被淘汰掉。住建部關於碳中和與建築降低能耗已經有更嚴格的要求。用我們行業術語來講，未來建築應該成爲“被動住宅”，也就是說，建築本身具有良好保溫性能，儘量減少能源消耗，從而達到減碳效果。不管什麼行業，都要考慮碳中和的問題。

21世紀: 這次考察中，生物圈三號與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合作舉辦了綠色CEO圓桌會議，深石集團與全球契約組織是什麼合作關係？這種關係對於企業發展和願景實現有何影響？

王石: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成立於2004年，初衷是推動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因爲僅靠各國政府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從聯合國的角度來看，這本身也是一個創新。無獨有偶，同一年，中國企業家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當然，當時考慮得更多的還不是商業模式和碳中和經濟時代，而是應對氣候變化，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

目前，世界500強企業當中，80%的企業有專門人員來關注企業社會責任（ESG）工作。上市公司方面，無論是上海、深圳交易所，還是紐約、東京等交易所，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披露也有了更多要求。企業社會責任聯盟已經20週年，萬科發表企業社會責任白皮書也已經17年了。

今年是ESG倡議提出20週年。藉着碳中和時代的到來，我們會動員更多企業加入這個幫助企業更好承擔社會責任的組織。與全球各地企業一起探討如何在商業模式中融入碳中和的理念並通過合作來推動企業自身的綠色轉型。長期以來注重社會責任的企業顯然會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21世紀: 您從2009年就開始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今年還會繼續參加嗎？有什麼具體規劃？如何藉助COP29擴大中國企業在氣候行動中的影響力？

王石:今年COP29相較於去年COP28規模可能會稍小一些，因爲今年是所謂的“小年”，會議規模和影響力會有所不同。通常情況下，COP會議有“大年”和“小年”之分，“小年”是指參會的代表團規模相對較小，會議的議題也更多集中在落實和推進已有的承諾上。但COP29在全球氣候行動中扮演的角色不會因此削弱。

實際上，COP29與COP28和COP30之間形成了聯動機制。今年的會議不僅將推動COP28上達成的一些承諾的落實，還將爲明年的COP30做好準備。通過這種聯動機制，希望能夠更好地推動全球氣候目標的實現，並通過這些平臺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

組織企業參與方面，應該說經過COP28的嘗試後，我們已經到了不僅僅是坐而論道的階段，而是更多地介紹中國的實踐案例，行動起來迎接碳中和經濟時代。藉助這種大會讓我們的綠色產品國際化，“走出去”。我們曾經組織企業到沙特、阿曼、卡塔爾、科威特等多國考察，看看如何把中國綠色產品推廣出去，如何到當地投資，與當地基金合作，拓展當地綠色環保市場。

21世紀: 石化能源是很多中東國家的重要支柱產業，目前來看他們對於推動綠色能源轉型態度相當積極，您認爲中國企業在這些市場中有何機會？

王石:COP28是重要轉折點。事實上，這些中東國家早已意識到石油和天然氣並非永續資源，隨着全球氣候變化壓力增加，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能源來源。很多中東國家已經在新能源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尤其是在太陽能和風能方面。可見在能源轉型方面他們比我們想象得要深謀遠慮。

舉個例子，阿聯酋早在2008年就啓動了一個名爲馬斯達爾城的項目，位於阿布扎比國際機場附近，是一個完全依賴於可再生能源的城市。你怎麼都不會想到，竟然是在一個石油生產大國建成了這樣的項目。它展示了中東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方面的雄心。

中東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充足的太陽能和風能資源，這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供了天然的條件。其次，這些國家資金充足，能夠大規模投資於新能源項目。不僅如此，中東國家還希望成爲全球新能源的主要供應者，而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使得雙方的合作成爲可能。

21世紀：對於中國企業來講，這應該是很好的投資機會？

王石：他們不僅對買入中國新能源產品感興趣，而且希望在未來規劃當中，將科研、製造整個系列新產品的供應鏈、生產鏈，通過技術合作實現本地化的生產。這當然爲企業在中東市場的投資和合作提供了機會。

中國企業在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但也應該看到中國企業在國際化方面的一些侷限性，尤其是涉及把資本投到海外，把產品投到海外市場，中國企業面臨三個不熟悉或者說是三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是不熟悉怎麼和海外媒體打交道。第二，是不知道如何和NGO組織打交道。聯合國氣候大會也好，紐約氣候周也好，國際NGO組織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是不知道如何與利益相關的當地社區，尤其是少數族裔、弱勢羣體打交道。這三個方面是未來中國走出去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21世紀: 您怎麼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合作？中美企業在氣候行動上合作前景如何？您認爲中美企業在哪些領域具有最大合作潛力？

王石:應該說，在美國投資的不確定性是存在的，不同黨派的氣候政策非常不同。但從企業和州一級來看，推進速度之快和政策力度之大，是超乎想象的。因此，雖然存在不確定性，但美國市場在可預期的未來還是很大的。如果怕承擔風險而不願意到這裡，可能會錯過很大的機會。

我個人的體會是，很難單純就美國市場談美國市場，國際化應該從全球產業格局來綜合考慮。碳中和方面，如果中美日三國企業合作將有非常廣闊的前景。每個國家在全球綠色轉型中都有獨特優勢，三國企業聯手可以在技術、市場和政策等方面形成互補。比如說，日本作爲工業發達國家在碳交易方面技術創新和執行方面走得比較前面。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市場和金融資源，技術創新能力很強。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應用和推廣方面具備優勢，尤其是大規模推廣新能源技術的能力突出。這三個國家的企業如果聯手，不僅能夠推動國內市場的綠色轉型，還可以共同開拓全球市場。因此，不要孤立來談某個國家的市場怎麼樣，它一定是一種“組合拳”，要合作推進。

21世紀: 此次來紐約氣候周的企業家代表團中不乏年輕創業者，對於年輕人而言，他們如何在綠色經濟時代中找到商業機會？

王石:非常有意思，這個企業代表團的年齡跨度相當大，最大年齡與最小年齡相差了幾乎有半個世紀。最大年齡的，我這麼多年都是以最大年齡自居，但沒想到這次代表團裡還有一位1948年出生的，比我還要大三歲。他就是大莊的創始人董事長林海。同時，代表團還有博士在讀、創業的90後。應對氣候變化不分年齡大小。

相比較來講，年輕一代對於氣候變化的應對緊迫感更強，他們認爲應對氣候變化不僅是未來的事情，更是現在必須解決的問題。我覺得更可貴的是，過去企業家往往是先創業積累財富，之後再考慮社會責任問題；現在年輕一代的創業家，更願意同時追求社會責任與商業成功的實現。區別可能就在於力量大的多做點貢獻，力量小就少做點貢獻。只要有這種思想，實際上無論創業還是就業，只是個選擇問題。當然經濟轉型時期年輕人首先還是要考慮生存問題，可以先工作，未來再看怎麼尋找理想的機會。（記者李德尚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