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對朝鮮半島局勢及韓國政治的觀察（金中燮）

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26日在韓國釜山，與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大陸外長王毅舉行會談。（路透）

在迎來韓中建交30週年之際，韓中關係也面臨建交以來最惡劣的情況。韓國政府在中美競爭的國際格局當中，基於自身的戰略安全考量而選擇偏向美國仍然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朝鮮以文在寅政府縱容民間團體在南北朝鮮邊境地區散發反共傳單爲由，炸燬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成爲一個代表進步陣營懷柔朝鮮政策完全失敗的象徵性事件；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無法持續，在中美之間的戰略選擇中逐漸偏向美國一邊。2021年5月文在寅訪美時發表的韓美首腦會談共同聲明中提到「雙方確認維持臺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首次提及臺灣問題,可以說是韓國政策轉向的一個重要指標。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雖然是國際實務，但卻總是在國內成爲政治鬥爭的手段而造成更重大的傷害，這一點有經歷過的人們應該都還記憶猶新。而韓國尹錫悅政府上臺一年後的一些言論或舉措，都讓人感受到這種強調意識形態對立態度的相關論述或舉措，已經超越了反共的意識形態爭論，更遠而涉及如何解釋韓國立國法統的問題；現在尹錫悅政府去挑動這敏感的神經，可以預見將會在韓國國內掀起不小的震盪。文章內容如下：

一、暴起暴落的韓中關係

2022年是韓中兩國建交30週年，所謂三十而立，原本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但由於各種原因，兩國是在雙邊關係陷入谷底時迎接這一具有意義的時刻，故而雖然各界也有舉辦多種多樣的慶祝活動，但似乎都未能大幅扭轉尷尬的兩國關係。2023年上半年，又出現一些不利於兩國關係的事件，可以說雙邊關係大致停留在慶祝建交30週年時的水平。也因此，現在從歷史的角度回顧兩國建交的30年，仍然具有時效性。

自1992年建交以來，韓中關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經濟通商方面，中國在建交後約10年左右即取代了美日，成爲韓國最大的貿易及投資對像國。人員交流也從建交初期的13萬人在頂峰時期達到1200萬人次，增加近100倍；兩國分別有數十萬國民居住在對方國家，並形成聚居的社區。也因此，兩國外交關係的稱號也從1994年的「友好合作關係」、1998年的「面向21世紀的合作伙伴關係」、2003年的「全面合作伙伴關係」到2008年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斷獲得提升。

但從2016年圍繞駐韓美軍部署薩德（THAAD：高空導彈防禦系統）的問題，兩國矛盾開始深化，隨着中國採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韓中關係也急劇轉變爲最壞的狀況。根據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調查，2017年韓國民衆的對中國的「好感度」首次低於日本，考慮到韓國對日本的特殊歷史感情，這可謂是破天荒。文在寅總統上臺後，雖然試圖「封印」薩德問題，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兩國之間的交流仍然未能恢復。之後爆發的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所有人員交流活動幾乎凍結。期間韓國經歷了政權更替，尹錫悅總統上臺後則重新將薩德「正常化」，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爲正式部署做準備。

如上所述，在迎來韓中建交30週年之際，韓中關係也面臨建交以來最惡劣的情況。韓中關係爲何會如此暴起暴落？從時間順序來看，薩德部署問題所造成的矛盾是最直接的導火線。雖然在社會歷史文化等諸多層面，也都可以窺見雙方在許多問題上的認知差距所導致的摩擦正在逐漸發酵，但韓國政府在中美競爭的國際格局當中，基於自身的戰略安全考量而選擇偏向美國仍然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問題。爲了瞭解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有必要先回顧一下兩國建交的歷史背景。

二、韓中關係與南北關係的糾纏

談到中韓關係，都會提到兩國地理相鄰，文化相親，歷史上關係密切云云。這當然是沒有錯的，但是這種密切關係在19世紀末已然中斷。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基本上就喪失了對於朝鮮（1897年改國號爲大韓帝國）的影響力。直到二戰結束時美蘇分別託管半島南北，繼而韓戰爆發之後，中國纔再次積極介入半島的問題。不過這也僅限於北邊，南邊的韓國則是從韓戰結束之後，基本上與中國大陸處於斷絕的狀態。這種情況即使在美國與中國於1970年代實現關係正常化之後也未發生改變，因爲對韓國而言，軍事安全上最大的威脅是朝鮮，而且即使中蘇交惡，中國仍然是朝鮮最重要的後盾。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與蘇聯相繼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改善與西方的關係，韓國也趁此良機，推出所謂「北方政策」，與共產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當然也包括在內。這其中當然有各種考量因素，但最重要的當然是爲了在與朝鮮的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因此，韓中建交之時，韓國最主要的政策目標就是給朝鮮造成壓力，讓它走上談判桌。經貿、社會文化等層面交流的爆發式增長其實都是附帶的成果。

一般認爲，這種國際壓力反而促使朝鮮開發核武，並發展成核武危機，持續二十餘年。可以說，韓中建交30年之中，朝鮮核問題就始終一直糾纏着雙邊關係，至今仍然如此。

韓國的政壇依據對朝鮮、對美國的態度或立場，可以大致分爲「保守」與「進步」兩大陣營(雖然不是很精確)：「保守」派重視韓美同盟關係並對朝鮮持敵視立場，「進步」派則試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對朝鮮持懷柔對話的立場。韓中建交30年間，韓國經歷了六任總統(依序爲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保守(金泳三、李明博、朴槿惠)與進步(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剛好各半。很碰巧的，進步派的三位總統都有與朝鮮領導人舉行峰會，而保守派三位皆無。這當中雖然有很多其他因素髮生作用，但仍然可以窺見韓國曆屆政府的大致傾向。另外，「進步」派政府在聯合國討論朝鮮人權問題時投棄權票，也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韓國政府對於朝鮮的態度又與韓美關係密切相關，「進步」陣營執政時期除了積極懷柔朝鮮之外，或多或少都會推動減少甚至撤離駐韓美軍的協商，而「保守」政府則會試圖迴歸韓美同盟的軌道。

韓中建交後的大部分期間，韓國政府與朝鮮的關係及對美國的態度並未對韓中關係造成太直接的影響。南北朝鮮之間以及韓美之間的關係起伏不定，韓國每逢朝鮮有核試驗或試射導彈等動作時都會呼籲中國發揮影響力，即使沒有什麼效果，也沒有影響韓中之間的經貿以及人員交流的蓬勃發展。韓中關係大致仍然維持「安美經中」的基調。

三、韓日大和解與新冷戰格局的確立

在進入21世紀約10年左右之際，世界格局出現了重大的變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國力相對衰退，中國迅速崛起，自2010年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霸權轉移」已然成爲國際政治學界的主要議題，中美關係也逐漸轉向明顯的對立和競爭。隨着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中美關係跨越了臨界點，邁入全面戰略競爭時代。

文在寅屬於「進步」陣營，但他就任韓國總統的時刻正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展開全面遏制政策的時期，這種中美戰略競爭給韓國帶來了莫大的壓力。文在寅上任之初，即表示要在中美之間採取「均衡外交」政策，希望能夠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模糊，避免選邊站，一開始，似乎取得不少成效。文在寅政府對薩德問題提出「三不」政策，並與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或QUAD保持距離，避免刺激中國。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與金正恩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半島的局勢似乎出現轉機。但特朗普與金正恩的會面沒有達成任何成果，雙方關係又回到從前，文在寅多次居中協調無果；朝鮮對文在寅政府也不抱希望，南北關係也隨之惡化。朝鮮以文在寅政府縱容民間團體在南北朝鮮邊境地區散發反共傳單爲由，炸燬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成爲一個代表進步陣營懷柔朝鮮政策完全失敗的象徵性事件。來自國內保守陣營的政治攻擊接踵而來，朝鮮又不斷進行試射導彈等挑釁，致使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無法持續，在中美之間的戰略選擇中逐漸偏向美國一邊。

於是，2021年5月文在寅訪美時發表的韓美首腦會談共同聲明中提到「雙方確認維持臺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首次提及臺灣問題。由於臺灣問題的敏感性，因此建交30年來，歷屆韓國政府都未曾在外交場合觸及此議題，上述表態的出現可以說是韓國政策轉向的一個重要指標。

2022年保守陣營的尹錫悅成爲韓國新任總統。在總統競選期間，他即批評前任文在寅的外交政策太過向中國傾斜，提出要向美方靠攏的政見，例如主張將韓美同盟的合作內容從軍事擴張至經濟、科技、供應鏈、公共衛生等領域，將同盟合作的範圍擴張至半島以外地區，積極推進加入Quad等。上任之後，尹政府也確實加緊腳步，實踐競選公約，而第一個重大外交事件就是對日本的和解政策。

衆所周知，韓國與日本都與美國有軍事同盟關係，因此在美國對朝鮮與中國的圍堵戰略上至關重要，但由於歷史問題，韓日關係一直都不甚融洽，這也一直是美國在構築東北亞戰略時深感頭痛的問題。文在寅政府時期，2018年10月韓國大法院判決日本政府應對日本殖民時期強制徵用勞工的受害者做出賠償，韓日關係急速惡化。11月文在寅政府宣佈解散朴槿惠政府時期達成協議而設立的慰安婦問題「和解治癒財團」，推翻了前任政府的承諾，日本政府認爲這與徵用勞工賠償問題一樣屬於不遵守雙方協議的行爲，於是對韓國展開一系列的報復措施，包括：對半導體制造最爲核心的三項原材料採取出口限制強化措施，修改《出口貿易管理條例》，將韓國排除在享有便利通關手續的「白名單」之外。文在寅政府也不甘示弱，宣佈終止韓日軍事信息保護協議(GSOMIA)，並也將日本排除在韓國的貿易通關「白名單」之外。

尹錫悅政府上臺後立即採取積極主動態度來解決韓日之間僵局，一般認爲這是爲了配合美國的亞太戰略。2023年3月初尹錫悅政府宣佈將以第三方代爲賠償的形式來解決二戰日本徵用勞工受害者的賠償問題，不再追究韓國法院所判決的日本企業的賠償責任。具體而言，由韓國政府設立「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動員受害者支援財團」籌措資金，代替被告日本企業向原告支付2018年韓國大法院判處的賠償金，賠償金則由1965年《韓日請求權協定》的獲益方浦項制鐵等韓國企業捐贈。這項決定也立即獲得日本的積極迴應，尹錫悅在幾天後出訪日本，這是韓日之間時隔12年首次成行的元首國事訪問，可謂是意義重大。之後，在排放福島核污染水的問題上，尹錫悅政府也展現出默認的態度，雖然在國內也有指責，但卻爲更進一步提升與美國的關係做好了準備。因爲解決與日本的爭端、與日本更緊密地合作一直是美國對韓國的基本要求。韓日關係破冰之後，韓美日三角可以說已水到渠成，最終由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兩國元首來到戴維營舉行峰會宣告形成。

就在戴維營峰會不久前的7月27日是韓戰簽署《停戰協定》70週年的日子，朝鮮舉行閱兵作爲紀念活動，中國、俄羅斯都派遣高級官員參加。由於俄羅斯派遣的是國防部長因而格外受到外界關注，因爲這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首次訪問朝鮮的俄羅斯國防部長。外媒大多認爲這是中國-俄羅斯-朝鮮加強軍事合作的徵兆，世界進入了新冷戰雲雲。緊接着召開的韓美日戴維營峰會，更是落實了此一觀察。雖然各方都不承認在進行圍堵或對抗，並指責對方纔是在搞小圈子、新冷戰，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東亞地區早已進入了新冷戰。

四、重新解釋歷史，喚起冷戰記憶

如果說東亞在進行新冷戰，那當然是指韓-美-日與中-俄-朝鮮對峙的格局，但看到此一架構，明眼人馬上就會發現，這不就是六方會談的組合嗎？的確如此。也就是說，其實在韓半島冷戰從未結束，即便世界其他地區從1990年代開始已經進入後冷戰，圍繞着韓半島的冷戰格局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衹不過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的一段期間裡，國際體系成爲由美國獨霸的單極格局，因而讓世人產生冷戰已經結束的錯覺。

然而，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獨霸的地位不再，世界進入所謂G2格局，同時在歐洲，俄羅斯對於北約東擴做出強烈反應（2014年合併克里米亞，2022年「入侵」烏克蘭），促使美國重新調整其全球戰略。在亞太地區，美國積極推動「印太戰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軍事同盟(AUKUS)以及剛剛形成的韓美日三邊機制等一系列對話合作機制，試圖建立一個類似集體安全的框架。可以說，又回到了冷戰時期的圍堵模式。

既然形勢已經如此，當事各方也在話語上開始喚起冷戰時期的記憶。例如，中國政府重新使用「抗美援朝戰爭」一詞來指稱韓戰。「抗美援朝」這一用語曾經在1950-60年代是重要的政治宣傳工具，但在中美關係交好、聯手對抗蘇聯之後，幾乎不再使用。但隨着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中國又重新喚起「抗美援朝」的記憶，在2020年慶祝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在紀念大會上，習近平讚頌抗美援朝戰爭是「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站起來後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宣言書，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2021年由陳凱歌、徐克等名導執導的大片《長津湖》在中國上映，創下最高票房紀錄。「長津湖」是韓戰時期中國志願軍與美軍激戰的場所，雙方都傷亡慘重，但可想而知電影《長津湖》當然會把這場戰役描繪成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對此，美國似乎沒有什麼反應，但韓國的尹錫悅總統卻出面爲美國出口氣。他在今年四月訪美並在國會發表演說時，提到「美軍在長津湖戰役中突破12萬中共軍的包圍，取得了奇蹟般的戰果」。中國對此大爲不滿，並表示「恃強凌弱、逆行倒施、擴張侵略，必將碰得頭破血流」，直指韓美。

關於韓戰的是非對錯、誰勝誰負等歷史評價問題，由於事涉敏感，且對於解決當前問題毫無幫助，因此不論是南北之間，或者是韓中之間進行對話是都有默契地避談此一話題。絕大部分韓國民衆在看到上述新聞時，第一個反應會是：長津湖是啥？現在重提這些已經被人們遺忘的歷史，其目的自然是爲了加強意識形態建設以作爲冷戰對立的基礎。

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雖然是國際實務，但卻總是在國內成爲政治鬥爭的手段而造成更重大的傷害，這一點有經歷過的人們應該都還記憶猶新。而韓國尹錫悅政府上臺一年後的一些言論或舉措，都讓人感受到這種強調意識形態對立的態度，一方面重新詮釋歷史，一方面扣帽子恫嚇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在2023年的光復節（8月15日，脫離日本統治紀念日）演說中，尹錫悅總統對於日本的殖民侵略歷史隻字不提，並強調現在的日本是共享自由價值的夥伴，卻指出韓國國內「盲目追從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反國家勢力在煽動操縱輿論，攪亂社會秩序」；「他們僞裝成民主運動者、人權運動者、進步主義者進行卑劣的煽動與破壞」，但「政府不會屈服」。這種反共論述令人瞠目結舌，彷彿回到上世紀軍事獨裁政府時期。此外，現政府主張大韓民國建國於1948年、宣佈要將韓國陸軍軍官學校內的洪範圖銅像換成白善燁（洪範圖是抗日遊擊隊將領，有蘇聯背景，白善燁則有「滿洲國」軍官經歷，在韓戰期間立下戰功）等等論述或舉措，已經超越了反共的意識形態爭論，更遠而涉及如何解釋韓國立國法統的問題。這些爭議雖然不能說是塵封已久，但至少不是國內政治的主要議題；現在尹錫悅政府去挑動這敏感的神經，可以預見將會在韓國國內掀起不小的震盪。

總之，尹錫悅政府的這一系列動作，可以說是都在配合著韓美日關係更加緊密的進程，短期內應該不會有什麼變化。但有趣的是，韓美日戴維營峰會時，強調要設置機制讓協議「不可逆轉」，可見各方也都知道，如果政權更替，這些協議都有可能化爲泡影。韓國的國會議員選舉在即，選舉結果或許可以作爲判斷尹錫悅政府的外交政策能夠持續多久的參考，我們且拭目以待。

（作者爲韓國濟州大學教授）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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