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網》兩岸雙向交流三十年 汪道涵與中評（郭偉峰）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左）和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會談。（資料照）

我從事港澳及兩岸關係新聞報導工作始於1982年，在近40年的工作歷程中，其中30年主要致力促進兩岸新聞的雙向交流，30年中又有24年是致力構建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平臺。非常有幸的是，在1997年至2005年的7年多時間裡，我們是在汪道涵會長直接指導下創辦與運作《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構建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網。因此，對於汪道涵會長的溝通兩岸的新聞思想的理解，我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加深刻。

一，《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的奠基人是前海協會會長汪道涵

1993年12月，我當時任職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分管兩岸及港澳、華僑華人新聞報導工作。爲了促進兩岸經貿交流，我與時任臺灣《中國時報》的總編輯黃肇鬆、副總編輯俞雨霖合作，共同在上海舉辦浦東與長江流域開發的兩岸經貿論壇，這是兩岸交流的首創。《中國時報》向我們提出條件：務必邀請汪道涵會長出席論壇的開幕式，爲此，中國新聞社社長諸有鈞帶領我們一行去拜見汪道涵會長。第一次是與汪道涵會長共進晚餐，席間，我談及採訪國民黨「十四全」的感受，汪道涵會長大感興趣，立即放下筷子，讓服務員拿來紙筆，親自作記錄，他不停地向我提出問題，又不停地記錄，基本上沒有夾菜，我也不方便吃喝，這個晚餐是餓着的。汪道涵會長在餐後又邀請我們第二天上午到他的辦公室再敘。去到他的辦公室之後，他讓我們一行坐在上席，自己搬個有寫字板的板凳坐在下席，就臺灣情況繼續問了很多問題，我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汪道涵會長對臺灣的問題的關心與瞭解程度，超出我的想像，他的智慧與胸襟，讓我仰止，他的禮賢下士的風範，令我折服。

1996年，面對兩岸關係瀕臨戰火的空前危局，我與周建閩等多位好友討論創辦一份以理性溝通兩岸的智庫雜誌，以思想來化干戈爲玉帛。這個時候，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提醒我們說：爲何不去找汪道涵會長呢？他一直都有辦刊物的想法。見到汪道涵會長之後，我們獲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汪道涵會長說：「兩岸溝通需要借船出海，支持你們毫無問題，總之一句話，配合你們、支持你們、幫助你們，我當你們的聯絡員」。

時任國務院臺辦新聞局局長的張銘清曾經這樣撰文回憶說：「汪老把借船出海這件事一直掛在心上。他不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且已經付諸行動了。在『十五大』期間，他就多次與有關方面談過。他還就《中國評論》月刊的社長、總編輯人選親自進行認真挑選，屬意中新社副總編輯郭偉峰、港臺部副主任周建閩分別擔任社長、總編輯。我聽了暗自佩服汪老知人善任的慧眼，這兩位真是《中國評論》月刊的不二人選。他們不僅有豐富新聞工作經驗和過硬的新聞業務能力，而且對臺灣的情況非常熟悉，還是我多年的好友」。

在汪道涵會長的親自指導、幫助下，《中國評論》月刊於1998年1月正式在香港創刊發行。一葉小舟，就這樣鼓足勇氣張帆出海。

關於如何辦好《中國評論》月刊，汪道涵會長與我們有非常深入、頻繁的交流討論，有非常具體周全的指導，在整個過程中，我充分認識到，汪道涵會長已有成熟的新聞思想，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須具有共同性、共構性、共享性的思考下，汪道涵會長關於兩岸關係新聞傳播思想也具有豐富內涵，深刻影響了中評社的發展過程，直至今天，乃至未來。

二，汪道涵會長關於創辦《中國評論》月刊具體思考與理論指導

在與我們十多次討論如何辦刊的過程中，汪道涵會長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爲我們做出了明確的指示，至少涉及幾十個問題。我曾經說過，《中國評論》月刊真正的社長和總編輯是汪道涵會長，我和周建閩不過是忠實的執行者而已。汪道涵會長是把自己對兩岸前途、國家命運的深層次思考，都折射到這本雜誌上來了。其中的10個問題尤爲重要，爲《中國評論》月刊乃至中評社定下了基調，指明瞭方向，賦予了歷史的責任：

1，關於刊名問題：汪道涵會長帶領我們進入了具體策劃創辦雜誌的環節，他認爲我們原先爲雜誌起的名字《中國統一論壇》月刊不理想，應該改爲《中國評論》月刊。我問這個刊名會不會顯得太大了，汪道涵會長回答說：「這個刊名氣魄大，這樣一來，雜誌評論的範圍更大，香港問題、臺灣問題、大陸問題都可以放進去，讀者的面也更廣了，更加有包容性了。」在後來的實踐中，我們領悟到，月刊名字的改動，一下子就拓寬了受衆的廣度，增加了內容的深度，更是構建了兩岸理性思維對接的高度。

2，關於在哪裡辦刊以及個人志向的問題：《中國評論》月刊應該放在哪個地方辦？汪道涵會長進行了認真分析，對在大陸、在澳門或在臺灣辦的利弊都有思考，最後他指出：《中國評論》月刊應該放在香港辦，香港有辦好這類思想型雜誌的條件。香港迴歸後實踐「一國兩制」，需要觀察，需要總結經驗。港臺關係密切，「一國兩制」對兩岸和平統一有重大參考價值。《中國評論》月刊應該要立足香港，在港言港，要支持「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我和周建閩遵命而行，1997年底赴香港辦刊，1998年1月，《中國評論》月刊在香港問世。

汪道涵會長還用孫中山先生1923年在嶺南大學的演講名言來激勵我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說：「歷史上大官有千千萬萬個，《中國評論》月刊辦好了就只有這一個。」汪道涵會長的執着，堅定了我們紮根香港辦好雜誌的信心。

3，關於經費來源問題：爲了保證《中國評論》月刊能夠保持獨立性，可以在兩岸及港澳發揮客觀包容的作用，汪道涵會長指示：在香港要用「四不沾靠」的原則來辦刊，無論是月刊的採用文章標準還是資金來源：一不沾靠政府、二不沾靠政黨、三不沾靠財團、四不沾靠社團。輿論上一切要靠自己的判斷決策，經濟上一切要靠自己從市場獲得。因爲有這「四不沾靠」的約束，《中國評論》月刊在很短時間內就在兩岸構建了相當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起初，我與香港一家財團商談了合作事項，並草簽了合作協議，這個財團規模實力在香港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汪道涵會長表示不看好，後來我們就停止了合作關係。當然，汪道涵會長非常清楚香港流行的一句話：「要你跳樓，就讓你辦雜誌」，沒有錢是萬萬不可能的，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感動不已的是，汪道涵會長親自幫忙給雜誌介紹廣告，他也同意要獲得來自市場的合理資金，他還說：「希望你們當中有人能成爲香港新的『資本家』，用自己賺來的錢辦好月刊」。在汪道涵會長鼓勵下，我們自力更生解決了雜誌的發展經費。2004年，徐鷹專業團隊加入，與我們合作構建了中評社、中評網，實現了通過網路溝通兩岸的構想，對此，汪道涵會長是非常欣慰的，在生命的倒數時刻，他向我們這個新團隊轉達了問候，對中評社、中評網表示支持，希望我們繼續努力，爲兩岸和平統一作出更大的貢獻。

4，關於編輯方針問題：汪道涵會長教導我們，一定要堅持理性的立場，多刊載說理的文章。汪道涵會長具體提出了辦刊的十二字方針：「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他提出，一定要把雜誌辦成一本兩岸、港澳以及海內外華人和國際精英都要看的刊物，應該出思想、有理論，切勿熱衷搞過於瑣碎的信息，要讓讀者有思考的空間，而非去面對奇聞怪論。雜誌首先要有兼容性，其次要堅持客觀性，第三就是要說理。

我們理解，汪道涵會長是要求我們把《中國評論》月刊辦成一個思想交匯的平臺，要讓不同的意見在這裡交集，最後形成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識，是討論問題，是凝聚共識，不要把自己侷限在所謂的輿論鬥爭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辦成純學術雜誌或者一般的新聞時評雜誌，更不能辦成通俗雜誌，不能變成一個只會喊口號的宣傳機器。

5，關於作者與內容問題：汪道涵會長認爲，《中國評論》月刊必須佔據戰略高度，作者應該包括兩岸、港澳及海外的，稿件的構成應該是334，即大陸作者爲四成，臺灣作者爲三成，香港及海外作者爲三成，要談統一問題、臺灣問題，也不能不談香港問題，在港必須言港，還要談國際問題，重中之重是中美關係問題。雜誌應該辦成一個大家都可以提意見的平臺。汪道涵會長特別強調，關於中國問題有「三論」會長期存在：「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前途不確定論」，對此，《中國評論》月刊要多發表文章，用事實說話，釋疑解惑，發揮獨特的理論解讀作用。汪道涵會長說：沒有純粹的臺灣問題，不要孤立地看臺灣問題，要把臺灣問題擺在全球大格局中來做思考。

經過24年的努力，我們已經組織起了龐大的作者羣，《中國評論》月刊已經發表了數千位專家學者的文章，中評社採訪了數萬次專家學者，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了4500多種圖書，中評智庫基金會與200多家智庫簽約合作。其中僅思想者論壇一個項目就堅持了24年，至今舉辦了378場，共有2799位專家學者參與。最爲重要的是，其中臺灣、香港、澳門、美國、韓國、日本的參與者超過了一半，達到了汪道涵會長設定的目標。

6，關於中美關係問題：汪道涵會長每次與我們商討辦刊事宜的時候，他都會談及中美關係，明確指示《中國評論》月刊要深入關注中美關係問題。他指出，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國際關係，他預判中美兩國的力量同時上升必然會引起全球格局以此爲支點展開變化。因此，對中美關係既要有戰略遠見，也要有外交智慧，也必須有理論的創新。他要求《中國評論》月刊要參與到中美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的中國理論構建中去，不能在西方的國際理論後面亦步亦趨。但是，一定要以穩定中美關係爲出發點。當時我們已經知道，汪道涵會長正在全力以赴開闢中美第二軌道安全對話。由此，《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一直把中美關係穩定與發展作爲重要的關注內容，即使在中美關係幾近破裂的時期，我們也沒失去信心。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但是務必尋找新的起點，歷史就是這樣循環遞進。

正是在汪道涵會長的指導下，《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逐步形成了在中美關係上以和爲貴的顧全大局的原則立場，以和平合作不對抗、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思維來對待中美關係，形成了自己的中美關係大局觀。即使在中美關係遇到最惡劣狀況、中美關係危若墜卵的時刻，我們也能堅守三大原則不動搖：第一，要有助於清晰判斷中美戰略意圖。第二，要堅決反對中美之間的鼓動戰爭意圖。第三，要充分理解中國調整中的對美政策，要支持和平與發展的政策主張。

7，關於溝通與發展問題：汪道涵會長一再叮囑我們，《中國評論》月刊在兩岸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要發揮溝通的功能，他認爲兩岸當局的溝通今後可能會越來越困難，急迫需要一個能夠公開溝通的媒體平臺，因此，先讓月刊在香港站住腳，然後可以創辦出版社，爲兩岸的專家學者出書，出版社與月刊可以相輔相成，最後應該建立網路媒體，利用網路新技術來溝通兩岸知識分子的思想，要爲溝通而發展。中評社的發展就是按照汪道涵會長的規劃一步一步實現的。時任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辛旗先生在追憶汪老的睿智與風範時說：「汪道涵在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是『萬事莫如溝通急』，的確，他一生都在爲兩岸的溝通積極奔走」。「萬事莫如溝通急」，也是汪道涵會長對我們的殷切期待。

現在，《中國評論》月刊與中評社溝通的作用在於促進兩岸民心民意的溝通，最重要目的是推動兩岸主流知識分子進行雙向而行的認知溝通、爭取各類觀點多維趨一的效果。溝通的基調是平和的、說理的、善意的，讓各方都感到有必要的，在兩岸之間實現有效溝通。

8，關於對待民進黨人的問題：汪道涵會長認爲，臺灣政局有可能進入選舉政治與政黨輪替時代，無論如何，大陸會敞開大門，期盼兩岸雙方能夠在既有基礎上對話與談判。與此同時，也要提醒臺灣的執政者，如果對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進行嚴重挑釁，就會把兩岸關係和臺海局勢推向危險的邊緣，和平統一機會之窗就會關閉。汪道涵會長特別指示：要重視民進黨人，對其「臺獨」立場無法苟同，但他們提出的一些合理客觀的問題要作思考。他還明確指示，可以向一些民進黨專家約稿。汪道涵會長這個指示，在1997年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有石破天驚的味道。但是，這個指示，開拓了《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與具有理性思維的民進黨人的互動關係。

9，關於對待臺灣同胞的問題：汪道涵會長在臺灣問題的思考方面，最令人感動的是具有濃郁的民本思想。他常常說：「對臺工作爭取民心是第一位的」，「與臺灣朋友交流要易位思考」。前國務院臺辦新聞局局長張銘清在一篇回憶錄中，記載了汪道涵會長的話：汪老說，「要以爭取民心爲出發點，所以要從臺胞的心理考慮，要知己知彼，兩方面都要了解，不能自說自話。他還引用清代趙藩在成都武侯祠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強調國家的統一要使臺灣人民心服口服，兩岸統一是一個漸進、曲折、長期的融合過程。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時間和耐心，歷史上的融合都是不容易的。兩岸隔絕了幾十年，兩岸同胞需要從幾十年的敵對狀態下走出來，達到民族認同和構建共同的利益基礎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嘛。」這些話，也是汪道涵會長對我們的諄諄教導，更是《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永遠把臺灣同胞看作親人、從不口出惡言、至今能夠保持和平統一輿論定力的根本原因。

10，關於共議統一問題：汪道涵會長對我們反覆強調，要通過雜誌推動兩岸政策論述的創新。從汪道涵會長最早向我們闡述的「共同締造論」開始，到1998年10月14日，汪道涵在與辜振甫於上海和平飯店八樓和平廳舉行首度會晤時提出這「八十六個字」：「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箇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與領土是不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箇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從歷史角度觀察，汪道涵會長應該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論的創新者、奠基者。中評社有幸在汪道涵會長的指導下，見證了歷史的變化，更是得以爲和平發展理論內涵的豐富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汪道涵會長曾經說過：「『汪辜會談』的歷史性意義，在於它充分體現了海峽兩岸同屬於一箇中國的客觀現實。我與辜先生數度握手，凝結的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昭示的是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割。它具體地說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箇中國原則』是雙方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裡共同的態度。在這樣的態度下，雙方可以以求同存異的精神解決一些政治問題，可以暫時擱置一些政治爭議，也可以就政治分歧坦誠地進行對話，這纔是兩岸中國人平等協商的具體寫照。江澤民主席多次指出，『在一箇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1998年10月我對辜振甫先生講的關於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的86個字，去年以來錢其琛副總理多次闡述的『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於一箇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都是 『汪辜會談』歷史精神的體現。我念茲在茲的，就是一箇中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我個人體會，「共同締造論」與「八十六個字」具有重大內涵：共同性、共構性、共享性。一，共同性，即尋求兩岸和平統一的共同點。二，共構性，即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更多條件。三，共享性，即爲一箇中國的權益由兩岸人民共享，民族復興是要讓兩岸人民共同得益。「共同締造論」與「八十六個字」就是《中國評論》月刊進行理論創新的理論基礎，更是中評社遵行至今的原則立場。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說，汪道涵會長當年的構想已經實現，《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已經是至爲重要的橫跨兩岸的共議統一思想平臺！

三，實踐之一：把《中國評論》月刊辦成具有思想性特質的雜誌

非常有幸的是，《中國評論》月刊誕生之後，立即得到了當時大陸最爲重要的對臺研究精英的支持。《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是雜誌的催生者，每次都陪同我們見汪道涵會長，幫助解決許多具體問題，最爲重要的是，他深刻把握了汪道涵會長的核心思想，並有獨到的創見，爲雜誌撰寫了一批振聾發聵的力作，極大地提升了雜誌的影響力。《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幹事郭震遠，承擔了大量的論壇主持、組稿與撰寫工作，他的學界朋友人才濟濟，都予以了積極支持。李家泉、餘克禮、辛旗、徐博東、黃嘉樹、李義虎等等名家也傾力扶持，堪謂羣賢畢至，少長鹹集，精銳盡出，陣勢無兩 。還有大批的臺灣、香港專家學者也參與其中。爲兩岸關係尋找和平發展方向、豐富和平統一內涵的思想舞臺的序幕就此徐徐拉開。

在實踐中，我深刻體會到，汪道涵會長關於《中國評論》月刊的辦刊思想、方針、策略方面，充分體現了理性思維與辯證思維相結合的特點。根據這一特點，《中國評論》月刊定位爲思想性雜誌，提出了把雜誌發展成爲全球關心中國發展的思想論壇的目標，我們決心把雜誌辦出具有濃厚的思想、思潮、思辨、思考的特質來。我擬定了「溝通兩岸，融匯中華」爲我們的辦刊乃至後來辦社的宗旨。

從汪道涵會長的啓發中，我認識到，思想類的，或稱思想性的雜誌，首先應該具有思想、思潮、思辨、思考的特質。理性思維是一種有明確的思維方向，有充分的思維依據，能對事物或問題進行觀察、比較、分析、綜合、抽像與概括的一種思維。所以，理性思維是我們的傳播特質。

兩岸關係是一個非常之複雜，也是非常之豐富的關係，絕對不可以用「非此即彼」、「非真即假」來衡量發展與變化。「亦此亦彼」、「亦真亦假」，才能防止思維的僵硬固執，才能結合實際、創新前行。「明是非」的重大問題在於，何爲是非？如有問道：「天地無常，六道輪迴，善惡是非，誰來定？何爲善何爲惡？何爲生何爲死？又有何區別？」所以，要做到明是非，就必須站在客觀的立場，讓各方意見匯聚、辯論，這樣纔有可能找到通向共識的路徑。

在汪道涵會長的指導下，我們努力去實現這樣的辦刊目標：

1，具有思想特質：《中國評論》月刊結合時事政治，但更加關注的是高層次的思想動態，以合理的深入的思想理論來探究社會發展的實質。所以，追求的不是奇聞逸事、不是嬉笑怒罵，追求的是思想之精華。

2，具有思潮特質：《中國評論》月刊反映的是大中華地區主流社會的思想，不是個人的奇思怪想，所謂思潮，當然是主流社會整體的思想流動的反映。反人類、反民族、反社會、反正義的所謂思潮，不是我們能夠接受或推崇的。

3，具有思辨特質：《中國評論》月刊不是空洞說教。必須結合實際問題，並且爲解決實際問題而發揮思想的力量，所以要以問題導向思維爲主導，思中必須有辨。要辨是非、辨真僞、辨方圓、辨異同。

4，具有思考特質：人們對社會發展變化規律，不是隨便可以掌握的，必須經過艱苦的思考過程，況且思想的產生，務必運用思考的方式。也就是要注意各種突出的觀點，要採集有利正向發展的觀點。

《中國評論》月刊始終以和平與發展作爲思想與思潮的綱領，並在此指導下觀察世界與中國，觀察大陸與臺灣，觀察香港與澳門。《中國評論》月刊堅持以「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爲思辨與思考的原則，思辨社會規律，思考時代真諦。

在具有上述的特質後，作爲思想性雜誌，《中國評論》月刊還具備幾個方面的特點。

理性認識特點：理性認識包括概念、判斷、推理三種形式，其特點是它的概括性和間接性。只有在理性認識的前提下，大中華地區的思想才能客觀有效地溝通。兩岸與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思想脈絡各異，如無理性，各自的思想根本溝通不了。理性的傳媒，是大中華地區最需要的、最有幫助的溝通渠道。

包容化異特點：明代李東陽有這樣的詩句：「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這裡面有辯證法，包容的空間纔會有情感的匯合。思潮需要包容，才能得到融會貫通、促進社會進步的效果。所以，各種觀點在雜誌中的包容，是我們務必做到的第一步，也是最爲具體的。常說求同存異，但是在兩岸關係中，包容才能求同，沒有包容，就無法求同，所以，存異、甚至是化異的前提是包容。

現實意義特點：現實，是思辨和思考的價值所在。現實意義即可以起到實際作用，對現實社會有幫助的，有利用價值、使用價值、指引價值。在現實中發現問題，爲現實中解決問題而出謀劃策，是雜誌必須去做的。脫離現實，就是脫離社會，脫離主流的思想，對民族對社會難於承擔傳媒的歷史任務。爲現實服務，是《中國評論》月刊不可推卸的責任。

「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這十二個字，其實闡述了認識理性和思維理性的關係，涉及了認識理性範疇與思維理性範疇，是辯證法的成功運用，具有哲學價值與意義。

因此，理性的、包容的、現實的，是《中國評論》月刊應有的基本要素，也是汪道涵新聞思想的重要及豐富的內涵，具有時代的創新性，打破了在兩岸關係的新聞傳播中長期以來僵硬的單一模式，這是符合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的新聞思維。中評社在其後的發展中一直堅持遵循汪道涵新聞思想，汪道涵新聞思想指導了中評社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是中評社的理性旗幟！

1，《中國評論》月刊在兩岸關係領域中力求達到四個突破。

第一，《中國評論》月刊是創刊之初即成爲努力擴展大陸對臺政策內涵的月刊，提倡兩岸關係政策層面的思想解放，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兩岸關係理念創新需要邁出第一步。所謂「破繭而出」，「繭」不破，理念是無法創新的。《中國評論》月刊發表了大量的創新觀點。當時的「年少氣盛」之爲，至今回憶仍然有熱血沸騰的感覺。

第二是《中國評論》月刊努力構建爲兩岸唯一一個包容紅、藍、綠、白意見的思想交流平臺。在《中國評論》月刊最早的幾期裡，多位民進黨的重要專家都撰寫發表過文章。可以說，這些人的文章在《中國評論》月刊早期就已經「登陸」了。而在後來創建中評網、中評社時，同樣沒有放棄這個立場。大批的藍營與綠營專家學者參與了《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主辦的研討活動。構建促進紅藍綠白交流思想和觀點、縮小分歧、尋找共識的思想平臺，這一使命，必須達成。

第三，《中國評論》月刊打破了40多年來兩岸關係背景的報刊不得入島的禁忌，成爲了一本兩岸同時發行的兼具政治性和思想性的雜誌，也是第一家可以在兩岸公開銷售的雜誌。2000年4月，《中國評論》月刊在民進黨執政初期被批准入島。民進黨歷屆陸委會及各個相關部門給予《中國評論》月刊支持。兩岸之間立場觀點有不同，但是大家彼此之間還是存在迴歸理性的空間，這在中評社也得到了持續的驗證。

第四，《中國評論》月刊與時代共同進步，承載了兩岸關係理論創新以及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理論架構與內涵的討論與交流責任，是兩岸之間最重要的思想平臺。實踐出真知，兩岸關係的理論創新從未停頓過，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繁榮、開放和包容的創新時代。《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與這樣的時代大趨勢同步而行。《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在豐富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理論內涵的過程中不但沒有缺席，還成爲了重要的承載思想、創新思想的平臺。作用於和平發展、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是我們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的媒體價值。

記得當年汪道涵會長把《中國評論》月刊當作自己的孩子，每逢友人總是問道：「你看了《中國評論》月刊嗎？」汪道涵會長珍惜的是雜誌上的文章、雜誌上的思想。也記得錢其琛副總理每當看到《中國評論》月刊上的好文章，就會撕下來，寫上意見，送給有關機構參考。記得有一則故事在臺灣專家羣中流傳：上任不久的國臺辦主任王毅會見臺灣學者，有人問道：「你看了《中國評論》月刊嗎？」王毅主任立即從公文包拿出了3本《中國評論》月刊，翻開給臺灣專家看，上面劃滿了槓槓。在臺灣，《中國評論》月刊是「國家圖書館」館藏雜誌，在美國，則是加州大學圖書館收藏雜誌，供各方專家學者參閱。無愧於汪道涵會長的重託，是我們的所求。

四，實踐之二：在兩岸關係的新聞輿論傳播中高舉理性旗幟

24年來，在《中國評論》月刊的基礎上，我們先後創辦了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評論新聞網、中評智庫基金會，與時俱進，媒體機構與傳播形式在發生變化，但是，按照汪道涵會長的理論指引，在兩岸關係的新聞輿論傳播中高舉理性旗幟，是我們從未改變的初衷。經過24年的努力運作，中評社在三個方面進行了有效開拓：

一是開拓創建一個新型的網路通訊社。我們提出的網路通訊社概念是傳媒歷史上的首次。在2005年即做到了網社合一，直接傳播。利用最先進的網路技術，打破了過去傳統的通訊社只能夠靠第二渠道間接傳播的重大侷限。同時利用網路特徵進行新聞採、編、發，並且以服務網路媒體、自媒體及其受衆爲主。其實，這是在汪道涵會長的提示下進行的。大約在1997年底，汪道涵會長在一次的談話中對我們說，今後要通過網路來聯通兩岸信息，還可以供兩岸的專家學者在網上溝通。爲此，我們進行了爲期至今達24年的兩岸新聞傳播實踐與創新。

網路通訊社這一概念是中評社第一個提出、第一個加以實踐、並且是第一個成功的。網路通訊社與傳統通訊社的最大區別是：1，生於網路時代，成於網路科技，服務於網路媒體與網路讀者，兼顧傳統媒體。2，以數據傳播爲重要的特徵。數據傳送純粹指技術，數據傳播則包涵新聞傳播性質。3，在實時性與容納性、穿透性方面，達到了大衆傳媒的歷史之最。

二是開拓塑造網路媒體的新聞影響力。10多年前，網路媒體與網路新聞基本處在混沌時期，得不到受衆的信任與依賴。中評社率先打破了網路媒體無誠信的迷思，堅持以傳統的「守門人」精神，以新聞專業主義的原則來對待、處置各類新聞，堅守新聞的真實性，逐步贏得了兩岸讀者的信任。這是來之不易的。

三是開拓介入兩岸主流民意圈，發揮「兩岸共同媒體」的特殊輿論作用，盡力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進程。在汪道涵會長指引下，《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是兩岸媒體中最早參與豐富和平發展概念內涵的，也是討論、傳播和平發展理念最多、最着力、影響最大的新聞媒體，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起到了關鍵的輿論引導與促進作用。中評社終結了兩岸新聞信息長期無法雙向傳播和實時文字圖片溝通的狀態，紅、藍、綠、白的政治動態都可以在中評社得到最全面、最真實的反映。溝通的作用在於促進兩岸民心民意的溝通，最重要目的是推動兩岸主流知識分子進行雙向而行的認知溝通、爭取各類觀點多維趨一的效果。目前，中評社已經成爲了兩岸有識之士共議合作、共議發展、共議問題的最大輿論平臺。

行文至此，有一重要的事情必須一記：在籌建中國評論通訊社的時期，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錘鍊概念，正在這個時候，在北京舉辦的一次論壇上，我聽見上海青年學者楊劍（後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論及兩岸之間必須構建共同媒體的觀點，如獲至寶，當晚到他的房間向他請教，幾乎通宵達旦，「兩岸共同媒體」的概念就在這個夜晚誕生。2008年6月，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親筆爲中評社題下「兩岸共同媒體」，宣告這一概念與平臺的正式確立。

在歷經24年的努力運作中，中國評論通訊社不斷在夯實三大平臺的基礎：

其一，中評社必須是一個理論創新平臺。中評社一啓動，就擺脫了單純是一個信息傳播工具的窠臼，全力營造理論根基，增加厚度。其中，關於和平發展的提出與論證，是《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的重大貢獻。通過與專家的合作，構建了「統一論」、「統合論」以及「和平發展論」的完整框架。尤其是對習近平國家統一理論的研究，掌握了最豐富的兩岸及港澳專家學者資源，獲得了相當矚目的學術成果。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系統出版了有關專家學者的理論著作，並以通訊社、網路載體加以傳播，影響巨大。

其二，中評社必須是一個思想交匯平臺。通過傳統的新聞模式，最新的科技手段，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與專訪文章。使得兩岸紅藍綠白政黨人士的思想以及言論都能夠在中評社的載體得到充分的反映、討論、交融。如果沒有理性的旗幟引導，作爲一個媒體，是很難有這樣的包容心態以及包容空間的。

其三，中評社必須是一個智庫媒體平臺。2012年中評智庫基金會成立，與中評社密切合作，「智庫媒體」正式誕生，其最大特點具有四個方面：第一，與兩岸及港澳、國際智庫互動頻密，智庫會議及言論是重要新聞內容組成。第二，具有當代智庫的特徵：參與主流社會；塑造輿論焦點；引導話語權。第三，具有重要智庫的行動力：把新聞報導與輿論協調的權限擴展到積極參與預防性的交往、衝突處理和解決爭端領域。第四，是具有最先進的科技創新能力的智庫，擁有自行開發的大數據庫與分析系統，完全有能力掌握數據話語權。

當時考慮構建通訊社，對於我來說已經有了足夠的經驗儲備，我於武漢大學畢業之後，即到中國新聞社工作，一共工作了15年，從記者做起，到部門主任，最後在副總編輯崗位上6年。此間，我係統研究了30多家國際通訊社的特點模式，萌發了構建一家能夠爲兩岸及港澳、國際華人社會認可接受的民族通訊社念頭，所以，中國評論通訊社就是我實現夢想的園地與高地。中評社的骨幹：常務副社長周建閩，副社長王平、肖瑞，常務副總編輯陳耀桂，都是我在中國新聞社的同事，而副社長李爲民則來自新華社，此外，總編輯羅祥喜是智庫專家，副總編輯韋民是出版專家。臺灣中評社社長俞雨霖、總編輯林淑玲，更是出身於當年臺灣新聞界霸主《中國時報》。大家爲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個共同目標就是「溝通兩岸，融匯中華」。爲此，我們付出了人生最好的歲月，但是，參與、見證了和平發展魅力時代的締造，我們無悔無愧！

儘管如此，中國評論通訊社之所以能夠立足，並取得重大成果，是因爲我們牢牢遵照汪道涵會長的十二字方針在兩岸之間求發展，致力彰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共同性、共構性、共享性。用理性思維、辯證思維指導採編工作，才能獲得兩岸各方的高度理解與認同。汪道涵會長是當之無愧的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思想引領者！

展望今後的兩岸關係，可謂形勢嚴峻，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或將經受最嚴峻的考驗。在這一個時刻，我們有責任守護兩岸關係的底線，務必促和遏戰，力求融合統一。 因此，在民粹飆漲，極端意識充斥的時候，理性是新聞傳播中最爲重要與最爲需要的因子。高舉理性的旗幟，才能讓兩岸民衆在暗霧瀰漫中，看得到未來。理性，是曙光的影子！汪道涵會長用「報國有心，愛國無限」來自勉，這也是《中國評論》月刊與中評社永遠的座右銘！

（作者爲《中國評論》月刊社長、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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