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說: “我努力學習獲得一手好牌, 不是爲了把路越走越窄”

✪ 修遠基金會

【導讀】近年來，“躺平”“內卷”“佛系”“985廢物”等漢語新詞不斷出現，反映出某種趨於消極的社會情緒正在青年中蔓延。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國青年似乎不再鬥志昂揚，而是普遍感到失落與無力。人們不禁發問：新一代青年怎麼了？

本文對21世紀中國青年面臨的社會困境與發展前途做出分析，認爲當代青年心態的轉變，根本上是時局變遷傳遞到個體身上的切身感受。文章指出，中國幾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不僅激活了經濟，也培養了人們的奮鬥精神，但隨着經濟運行進入收縮期，曾經的鬥志昂揚，逐漸讓位於“內卷”式競爭與社會原子化。在國際、國內、技術的三重變局下，中國既有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前人的發展預期難以兌現在新一代青年的前途上，個體機會的匱乏與國家發展宏大敘事的脫節更加深了他們的無力感。

文章認爲，當代青年與其拿着放大鏡看眼前問題，不如用望遠鏡來眺望時代的走向，發掘新的職業空間與地域空間：基層社會、製造業和發展中國家都爲青年人提供了機會。在新的時代潮頭下，年輕人需要開闊視野，敢於承擔不確定性，才能從殘酷“內卷”中突圍；國家也需要突破人才流動的城鄉、行業和學歷界限，實現各行業更新優化。如果新一代青年把自身成長與時代發展融合在一起，把對自身價值的追尋融入現代化建設的探索實踐中，人生的意義將更爲飽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原題爲《收起放大鏡，拿起望遠鏡——中國青年的破局之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收起放大鏡，拿起望遠鏡——中國青年的破局之路

1980年，《中國青年》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信中抒發了青年人內心的困頓，提出“主觀爲自我，客觀爲別人”的新價值觀，很快在全國青年中掀起了一次思想大討論。這場“潘曉討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改革開放之初，舊的觀念秩序被瓦解，新的價值觀尚未成形，未知的未來困惑着變革時期的青年人。此後不久，市場化的改革帶動了轟轟烈烈的建設熱潮。八九十年代最典型的歌曲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在希望的田野上》，深圳出現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全國上下都洋溢着這樣一種勵志奮發、努力就能夠有結果的時代精神。

但是進入21世紀，青年人開始普遍感覺到無力感。從日本的“食草族”（即對工作和異性不感興趣、不善交際的男青年），到後來中國臺灣地區流行的“小確幸”這種不求遠大抱負、但求微小幸福的青年價值觀念，再到大陸近幾年的“內卷”“躺平”，青年人身上越來越失去了曾經的奮發與昂揚。歌手李健的一番話曾處引起年輕人的廣泛共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生活得簡單輕鬆，不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就可以過上很好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剛剛畢業的朋友，少經受挫折和磨難，不經受挫折和磨難更好。”

幾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不僅激活了經濟，也塑造了中國人新的人格。市場分工與自由平等的市場主體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個人主義，也埋下了社會原子化的隱憂；市場的競爭機制培養了人們的奮鬥精神，也爲後來的“內卷”競爭埋下伏筆。如果說經濟擴張階段塑造的是鬥志昂揚的理性主義個體，那麼進入經濟收縮階段，這種理性的昂揚就逐漸讓位於“內卷”式的競爭與社會的原子化。而近幾年來我們看到的，正是前者向後者的轉變。

▍變局時代

這種心態上的轉變是大環境的變遷傳遞到個體身上的切身感受。每當變局時代，青年總是最敏銳的感受者。如果說潘曉來信體現的是從計劃經濟突然拋入自由市場的迷失，那麼今天又值新一輪變局，它打破的正是市場化轉型以來所逐漸固定下來的社會利益格局與個人發展想象。從2015年開始，我們每隔幾年就會看到一些新的描述年輕人的負面詞語進入漢語：2016年“喪”，2018年“佛系”，2020年“內卷”“985廢物”，2021年“躺平”，2022年“小鎮做題家”……它們的出現恰好對應“90後”“00後”進入社會的時間，也與一系列深刻的時代變革同步。國內，中國告別了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轉向重視發展質量與優化產業結構；在“新常態”下，許多行業增速放緩，以往年輕人通過創業或加入高速擴張期的企業來實現階層躍遷的機會不斷減少。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全球產業鏈重組，以2016年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爲標誌，逆全球化的浪潮已經到來。尤其是美國爲了遏制中國發展，在經貿、科技等領域推動對華“脫鉤”，尋求供應鏈“去中國化”，使得中國不得不尋找新的全球貿易空間。此外，新技術也改變着行業形態，工廠流水線上的產業機器人與內容行業中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正在不斷壓低體力和腦力勞動的人工成本，搶奪着青年人原有的就業市場。

在國際、國內、技術的三重變局之下，既定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新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也不再有跡可循。改革開放以來，“考好大學改變命運”已經成爲社會共識，再加上9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擁抱外向型經濟，在國內已經形成了一種固定的學業和就業模式，也成爲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的思維定式。然而近年來，許多985大學的畢業生們發現即使考上好大學，也可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變成“985廢物”。過去十幾年裡，互聯網“大廠”一直是年輕人實現階層躍升的重要通道，最近也不再大門敞開，紛紛開始“人員優化”。在經濟降溫的大勢下，不僅互聯網行業的擴張期結束了，其他許多傳統上備受青睞的高收入行業如房地產、金融、法律、生物醫藥，都在經歷這個過程。年輕人曾經看着自己的師兄師姐通過在這些行業裡打拼，在大城市買了房子，成家立業，如今自己卻備受挫折。

總之，在新的發展階段下，以往的發展預期難以兌現，這是今天青年羣體處境的一個大背景。在上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我國的高速發展使得“70後”“80後”一代享受了很多時代紅利。只要蛋糕持續做大、改革的增量紅利不斷釋放，個人就會有獲得感、有進取心。而當經濟運行從擴張期進入收縮期，市場體制的風險性與殘酷性逐漸顯露出來，青年人發展探索的需求就會逐漸讓位於安全穩定的需求，這也是近年來出現考研熱、考公熱、選調熱這些求穩的擇業傾向的原因。作爲一種延緩就業的方式，我國考研的規模不斷膨脹，2022年北京市碩、博畢業生人數已經超過了本科生。而那些進修完研究生仍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年輕人，則自嘲“學歷不但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而當個體層面機會的匱乏與國家發展的宏大敘事相對比時，二者的脫節更加深了他們的無力感。

然而，我們應當意識到，中國青年羣體的構成非常複雜。2022年，中等職業教育畢業人數爲399萬，高等職業教育494萬，而普通本科畢業生是471.57萬人。可見，每年走入社會的青年人中，職業類院校畢業生纔是大頭，普通本科畢業生不能代表全部青年，自稱“廢物”的985畢業生更是其中的鳳毛麟角，但他們在媒體上的活躍、社會對他們的關注與期許，使得他們的問題彷彿成了全社會青年的問題。細究下來，不論是“躺平”還是“孔乙己”，這些聲音其實更多來自中產家庭的子女，或是那些希望成爲中產後備軍的青年學生，體現的是他們對自身階層下滑或中產化受阻的焦慮。而在更大的社會面上，對於青年人真正的主體——那些職業院校的學生、一億多青年農民工——來說，他們對當下境況作何感受、對未來抱有怎樣的心態，卻並沒有一個網絡熱詞給我們答案。

事實上，在中產成功學以外的中國社會，或許並不如此悲觀。在年輕人紛紛“卷”着求穩的時候，機會往往就在不安全當中。要走出“內卷”，首先要改變向內看的眼光，看向原來的行業和地域以外。在今天的年輕人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反映着時代脈搏的新型職業道路。本文將選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討論它們出現的原因、發展現狀，及其所預示的未來趨勢。

▍廣闊天地，大有作爲

（一）去基層

在青年人擇業不斷求穩的趨勢下，考編、考公這類“鐵飯碗”工作成爲備受青睞的職業方向，扎堆競爭嚴重。2020年，網上流傳出一份杭州公務員招聘公示，其中一些街道辦的崗位上錄用的全都是清華、北大的碩士、博士，且不乏計算機、軟件工程這樣的熱門專業，激起了社會上很大的討論，許多人認爲從名校科研人員到基層部門是一種巨大的人才浪費。而在公務員考試越來越“卷”之後，選調生繼而成爲又一個備受年輕人青睞的畢業去向。

當然，在個人主義盛行的今天，無論是考公還是選調，年輕人在選擇它們作爲畢業出路時，可能更多考慮的不是國家公職人員作爲“人民公僕”的職業性質，而是其作爲一個穩定的“鐵飯碗”對自身前途的價值。這種心態也使得他們在工作後，往往會失落於現實與想象的脫節。尤其是選調生，隨着招考規模的逐年擴大，政策紅利逐漸縮小，多數人在考上選調生後所做的只是一名普通基層公務員的工作。這種從名校高才生到基層公務員的落差，導致許多年輕人要不自暴自棄地“躺平”，要不心浮氣躁地把大量精力花在各種考證上面，千方百計想出路逃離基層。

這些心態體現出當前選調生政策的深層問題。作爲國家黨政部門的一種特殊招考方式，選調生的初衷是選拔優秀的畢業生到基層鍛鍊，並作爲黨政領導幹部的後備人選重點培養。這一政策的確爲年輕人提供了較好的發展前景，但它首先是以紮根基層、充實基層黨政力量爲前提的。事實上，基層社會的實踐是青年學子們提升能力、拓寬眼界的寶貴機會，青年人如果有意識地接受基層的鍛鍊，沉下心來工作，對自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都有裨益。

在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牢固的成見，認爲大城市總是有着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廣大的縣、鄉、鎮則給人發展停滯、消息閉塞的印象。事實上，物流網絡在今天已經深入中國廣闊的腹地，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彌合了基層社會的數字鴻溝，這使得人們在縣裡、鄉里也可以過上與世界聯通的現代生活。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基層社會充滿活力與韌性，基層的民營經濟、小微經濟一直活躍着，人們在其中始終能找到一份營生。在一個小縣城，如果只盯着體制內的公務員、教師、醫生這些“正式工作”的話，的確沒有多少工作機會。但是人們都有不斷改善生活的願望，從小老闆、個體戶到大量的非正規就業者、靈活就業者，大家都積極探索着如何以自身能力對接社會的需求，以各自的方式創造着社會價值。而在國家的統計數據裡，這裡面的許多人卻被簡單納入了低收入人羣或者失業人員。在失落困頓的中產情緒充斥輿論場的同時，基層社會的活力與堅韌卻落在了公衆視野之外。

此外，今天的中國鄉村也需要被重新認識。過去幾十年來，城市是發展建設的前線，鄉村的角色只是爲城市貢獻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而在城市擴張已經接近飽和的今天，發展的機會又開始回到鄉村。近年來，不少在城市求職受挫的年輕人又回到鄉村，開起了飯店、咖啡麪包店、網店，過上了穩定的生活；還有一批大學畢業後考研、考公、考編落榜後回鄉待業的青年，當上了當地的村幹部、護林員、書記員、各類專幹。這些現象使長期以來鄉村人才外流的局面得到改觀，爲鄉村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同時也使人們開始正視“就業鄉村”或“經營鄉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目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據農業農村部數據，截至2019年底，全國集體資產共計6.5萬億元，其中經營性資產3.1萬億元。但由於我國地域發展的不均衡，東部地區農村集體資產佔了全國的64.7%，超過3/4的資產集中在14%的農村，大量村莊資產有待盤活。要給這些村集體增收，就需要對當地產業進行長期、有效的經營。農村的各種集體產業，如合作社、集體公司、家庭農場，以及餐飲、咖啡麪包店、網店、直播等各類鄉村新業態，都需要有能力、會經營、會管理，對外能對接市場、對上能夠向政府申請項目的人，鄉村CEO的需求應運而生。201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委發佈了“農業經理人”這一新職業，各省逐漸開始了招聘、培養鄉村CEO的進程。一些企業和高校也開啓了鄉村CEO的培養計劃，幫地方政府定向委培鄉村經營性人才和產業人才。

鄉村CEO的培養是從零摸索的過程。大學裡從來沒有培養過鄉村 CEO，鄉村也從來不知道自己需要CEO。最初，這些年輕人由於在城市發展碰壁被動地留在了鄉村，久而久之，他們的能力對接上了鄉村的需求，於是在當地紮下根來，找到了各自就業與生活的方向。這一趨勢值得我們關注，因爲它打破了中國鄉村長期空心化的狀況，使鄉村重新被新的人才和理念所充實。作爲一項社會實驗，鄉村CEO的初期經驗已經證明，青年去農村就業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績。它爲中國城鄉關係發展提供了一個新敘事，引導人們重估基層社會的價值：在村裡當CEO和在寫字樓裡當CEO，是否可以看成同等的選擇？毛澤東曾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爲的。”在今天新的城鄉格局下，中國鄉村正在重新成爲讓青年人有所作爲的廣闊天地。

（二）去工廠

最近ChatGPT等AI技術的爆發標誌着AIGC產業的真正起點，也引起了社會對於勞動力的技術替代的廣泛討論。AIGC技術對於人力勞動的替代，更多是對腦力勞動、白領職業的替代，而技術對於體力勞動的替代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從2011年富士康提出“百萬機器人替代工人”計劃起，中國工業自動化開始了高速發展。從2013年開始，中國成爲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且一直保持非常大的增長空間，每一年工業機器人的銷量都在增長。

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自動化意味着製造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資本密集型，是一個進步的趨勢，但它對勞動力的替代也正在將低端工人擠出原有崗位。要避免技術升級帶來的大規模失業，必須同步升級勞動力。在國家層面，有關部門已經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及時迴應，在政策上強調職業教育改革、強調產業工人的技能提升。2015年，國家批准設立了工業機器人技術專業，2021年國務院又通過“十四五”職業技能培訓規劃，爲培養未來技術勞動者確立了明確的制度框架與目標。儘管如此，目前市場上掌握自動化技術的技術工人仍然供不應求。在一批批工人被機器擠出流水線的同時，許多工廠卻年年抱怨技工荒。因此，對於大專或二本、三本的學生來說，如果他們有一定的機電一體化、自動化方面的知識基礎，就很有機會進入自動化行業工作。對於廣大青年農民工來說，相關的職業教育更是他們實現個人發展的重要渠道。哪怕是對於不那麼年輕的工人，學習了自動化技術的工程師也可以突破職業市場上的“35歲陷阱”，因爲他們所積累的成熟經驗對於許多企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建設一條汽車生產線時，一般不能試錯，要一次成功，這個時候靠的就是工程師長時間的實踐經驗。

培養應用型的新技術工人需要長期的經驗累積，但是問題在於誰來投資他們的技能的養成。對企業來說，對人力資源的投入沒有直接的短期收益，且總是存在人才流失的風險，例如新招來的員工在培訓完之後由於能力提升而跳槽或要求加薪，這導致很多企業不願意提供技能培訓。因此，國家在職業技能培訓的提供上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國家通過職業教育改革，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來提升職業教育的質量。但學校能否幫助學生將學習到的知識與技能應用到勞動力市場，避免教育與產業的脫節，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據人社部2021年發佈的《百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報告》，高級工程師、高級技師、高級技能人才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率一直保持在2以上，人才的短缺已經成爲影響我國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要因素。

製造業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承接了全球製造業的產業轉移，成爲世界工廠。今天，我們的製造業又一次面對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同時還需要面對自動化技術的衝擊。新一代青年產業工人能否使自己的勞動技能與製造業同步升級，成爲高素質技能人才和卓越工程師，不僅決定着他們自身的職業發展，也決定着國家能否保持在製造業中的競爭力。大國需要工匠。我們不僅應該在制度上爲工人提供一條通過技能提升實現向上流動的可以預期的通道，還應在社會文化上確立對這一職業羣體的認可。

（三）去海外

今天的世界雖然正在經歷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正在接替發達國家，成爲全球化的新一代推動力量。在許多國家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打開了全球化的新發展空間，也爲中國新一代青年帶來了歷史機遇。在衆多出海創業、建設的青年人中，曹豐澤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案例。從清華大學博士畢業後，他並沒有走上社會所定義的精英職業路線，而是作爲一名駐外工程師，去非洲參與建設水電站。同時，他的文字也活躍在青年人的網絡社區中。他寫他在非洲的工作與生活，洗澡洗到一半“全身塗滿泡沫卻突然停水”，和監理單位吵架“連會議室桌子的螺絲都被拍鬆了”，也寫他去非洲的理想“顯然不是打灰本身。我的理想是改變眼下這套以西方列強爲主導的極端不公的國際秩序，讓人們都能得到與其辛勤和貢獻相匹配的回報，而不是八億條褲子換回一套客機的倒行逆施”。

曹豐澤形象的鮮明性，在於他是這個時代中一個實踐中的主體、一個積極的主體。他的“出走”既是對當下優績主義大環境的拒絕，更是一箇中國青年將自己的青春投入全球南方的建設中的理想主義實踐。如果說他在現有價值評價體系裡一路摸爬滾打後失去了人生目標是今天年輕人普遍的思想經歷，那麼他去非洲投入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並從中尋找個人的意義，則爲當代青年提供了一種關於理想的新範例。

在舊格局形成的思維慣性下，今天許多年輕人依然有這樣一種精神枷鎖：出國得去歐美，工作得去大城市。而曹豐澤的經歷以及他流傳廣泛的互聯網寫作，用凌厲、戲謔的方式把這種心態的可笑之處暴露了出來，戳穿了大城市中產階級“體面生活”的虛幻泡泡，展現了在大城市之外、在歐美髮達國家之外，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尤其在近年來國內市場飽和、增量市場變爲存量市場的大環境下，全球南方正在成爲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都亟待年輕人投身當地建設。

中國推動的以共同發展爲主旨的南南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歷史上的天下主義和國際主義情懷。年輕人在參與南南合作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可能會找到理想的寄託。曹豐澤去非洲做建設，一方面繼承了一些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精神遺產，但其底色還是個人的“自我放逐”式選擇。在計劃經濟時代的集體主義精神被市場社會消解後的今天，那種超越一己悲歡、奉獻到全體事業中去的宏大敘事，可能應者寥寥。作爲在充分市場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以個人的自我實現爲出發點去認識世界是一種“默認設置”。曹豐澤作爲這種市場社會中涌現出來的典型個體，其思想觀點與行動選擇都帶有深刻的時代症候性。在他身後，是無數個與他一樣渴望逃離在狹窄賽道上“內卷”競爭的同齡人。而曹豐澤在同齡人中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證明了“以自我爲出發點”並不一定導向利己主義，而是仍然可以通達新的意義，這個意義既不是來自向內的自我指涉，也不再引自外在的集體話語，而是個體在廣闊的社會實踐中主動構建出來的。

▍放大鏡與望遠鏡

世紀之初的中國一度是一個充滿想象力的社會，各行各業中的創新層出不窮，每雙眼睛都在不安分地尋找着新生的事物。今天我們的時代正越來越缺少這種想象力，一屆屆走入社會的年輕人所設想的未來圖景，大多相差無幾。然而，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構成紛繁複雜，在人們扎堆“內卷”的賽道之外，大量新生的業態中潛藏着尚待探索的價值空間與發展動力。這背後的深層原因在於，中國作爲後發國家，正在經歷的是與西方“經典現代性”相區別的“壓縮現代性”。

在幾十年來的急速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走過了先發現代國家幾個世紀的發展階段。但以中國社會體量之龐大、各地區情況之殊異，不可能整體同步實現現代化，從而導致了今天中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後工業社會雜陳並置的“壓縮現代性”狀況。因此，我們對中國的想象不應是同質性的鐵板一塊，而應看到這片土地上多元時間與空間的雜陳和並置。原本在長時期變遷中所形成的異質性的技術、制度、文化、資源以高度集中的形式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今天中國高度複雜和流動的社會系統。在劇烈變局之下，新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不斷從舊結構的裂隙之中生長出來，網約車司機、自媒體博主、在線學習服務師、研學旅行指導師、健康照護師、上門按摩師、民宿管家等各類靈活就業形式層出不窮，規模已經達到2億人。隨着“互聯網+”經濟模式的發展，新興業態正在變得更爲細分、靈活、個性化，提供着越來越多樣的就業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積極營造有利於幹事創業的良好環境”。然而在當下的輿論話語中，彷彿一份穩定、管理層、腦力勞動的工作才值得驕傲，而在生產一線、社會基層工作的人們卻缺乏社會文化上的認可。這大概是在我們幾千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傳統的孑遺。但是在新的形勢下，我們的社會在經濟、制度、文化等層面都亟須新的結構方式，使各種就業方式都得到社會的尊重和保障，各行各業中勞動者的創造力都得以充分發揮。

近年來，互聯網上流行的“躺平”“擺爛”等熱詞勾勒出中國青年的一種消極形象：他們在工作中接連受挫，抱怨努力得不到回報，因而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銳意進取。這些聲音與情緒的背後，是我們時代正在經歷的劇變：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從增量市場到存量市場，從人力勞動到機器勞動……在這一過程中，過去長期固定下來的發展道路和價值體系都頻頻與現實發生錯位，從而在人們，尤其是尚在尋找自身定位的青年人當中產生焦慮與迷失的情緒。身處這樣的變局之中，與其拿着放大鏡來看待眼前的問題，我們更需要一副眺望時代走向的望遠鏡，看到新的時代潮頭不在北上廣，也不在西歐和北美，而在廣大的中小城市與鄉村，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地區，這些地方的發展方興未艾，各行各業都爲青年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機會。

在某種意義上，青年對自身的重新定位，與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重新定位，其實是不同尺度下的一對同構的命題。個體之間的“內卷”競爭，在整體層面等於一種資源內耗：每個個體短期內的理性利己選擇，帶來的是全局人力資源的過度集中與浪費。一方面，年輕人需要開闊視野，敢於承擔不確定性，才能從殘酷的“內卷”中突圍；另一方面，國家也需要這樣突破城鄉界限、行業界限、學歷界限的人才流動，才能實現各個行業的更新與優化。正如曹豐澤所說，“我那麼努力地學習，考試，獲得了這‘一手好牌’，原本就是爲了擁有更多的選擇，而不是爲了把路越走越窄”。在大廠/體制內的成功故事裡，出現不了魏巧、孫振中這樣返鄉創業的新農人，也出現不了曹豐澤這樣投身於海外建設一線的工程師。

個體與國家、青年與時代，實際上是相互塑造、共同前行的。今天的青年人既是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成就，也是未來現代化建設的能動主體。在這個充滿變動與機遇的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爲青年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實踐場域。青年人如果將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將對自身價值的追尋融入現代化建設的探索實踐之中，人生的意義或許會因此更爲飽滿。新一代的中國青年，應該是掌握先進技術生產力的青年，是具備全球眼光的青年，也應該是無論身處何處都能沉得下心、扎得下根的青年。在變動的時勢下，面對大環境競爭激烈、個體處境漂泊不定的狀態，這種紮下根去的定力，其實就是未來破局的一種能力。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原題爲《收起放大鏡，拿起望遠鏡——中國青年的破局之路》。歡迎個人分享，轉載請聯繫本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