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動能 | 專訪林毅夫：如何理解中國當前經濟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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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本站財經智庫 北大國發院

編輯|嶽佳彤 主編|楊澤宇

《中國經濟新動能》是本站財經智庫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打造的高端財經訪談節目。針對財經焦點及社會熱點，我們與北大國發院的知名專家學者進行深入探討，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探尋在當前形勢與不同研究視角下國家、企業和個人如何尋找發展的新動能。

NO.01 對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如何理解中國當前經濟遇到的挑戰？

【完整版視頻】

林毅夫：如何理解中國當前經濟遇到的挑戰（來源：C位觀察）

【本期介紹】

林毅夫倡導以“新結構經濟學”爲研究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理論基礎。我們當前的挑戰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又應該如何應對。帶着這個疑問，我們將從經濟理論的高度，與林毅夫先生一同探尋經濟發展新動能。

60S要點速讀：

· 我認爲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的時候，美國大概就會心悅誠服了。

· 先看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什麼東西能做得好，在有效市場有爲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把能做得好的做大做強。

· 實際上任何前進都是在存在問題的時候抓住機遇。不管是對當前困難的認識，還是對機遇的認識，都需要理論來給我們作爲一個瞭解問題，瞭解機遇的一個像地圖一樣的東西，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判斷，然後做出正確的反應。

以下爲訪談精編：

沒有一個不存在問題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一個不存在問題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問題跟我們比起來說不定還更多。因爲“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必須有理論，才能夠分析出造成當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我們也必須在看到問題的同時，洞悉機遇在什麼地方。

實際上任何前進都是在存在問題的時候抓住機遇。不管是對當前困難的認識，還是對機遇的認識，都需要理論給我們作爲一個瞭解問題，瞭解機遇的“地圖”，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判斷和反應。

經濟學都是盛行一時的理論，但要記得它只是盛行一時。這段時間大家特別喜歡某種理論，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這個理論又被新的理論替代。實際上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讓我們看到當前世界的問題在哪裡，把背後的道理講清楚，用來指導我們的實踐。

但是世界是在變動的，任何理論實際上都是刻舟求劍，劍從船上掉到水裡面去，刻舟來找劍，不能說不對，也不能說一定對。船不走水不流，那刻舟求劍是對的。但是很可能船不走水流了，也可能水不動但船走了，在這種情況下刻舟求劍就不對。因此纔會造成我們現在國外的這些主流理論，一段時間有一個熱門的理論大家都在學習，但過段時間又有新的理論。在發達國家是這樣的。

談到發展經濟學，它倒不是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實際上它想幫助發展中國家來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爲了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趕上發達國家的目標，從主流經濟學當中分出來的子學科，現在我們稱爲發展經濟學。

從二次大戰40年代中後期到現在，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實際上經歷了第一波被稱爲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當時的目標是趕上發達國家。當時的經濟學家說，要趕上發達國家，有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乃至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你就必須有發達國家同樣的生產力水平。

當時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很高，因爲他們發展的是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當時看到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低是因爲生產力水平低，因爲他們的產業主要都是傳統的農業或是一些礦產資源產業，所以認爲發展中國家應該擁有發達國家那些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很密集的產業。

可是那些資本很密集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展不起來，就認爲有市場失靈。因此當時的結構主義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既然有市場失靈，那就應該由政府來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去動員資源、配置資源，去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資本很密集、規模很大的現代製造業。

我想他們的出發點也是很好的。但是發展中國家按照那樣做的結果，即使能把現代化的製造業建立起來，但實際上，這些製造業在國外有個名詞叫做White elephant——“白象”，看起來很大，但是很沒有活力，也沒有競爭力。造成的結果就是經濟停滯，也出現了各種危機，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當時盛行的理論是新自由主義。該理論認爲發展中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政府領導下進行了長時間的努力，但是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爲什麼搞不好經濟？他們認爲發展中國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先進的市場制度，政府對經濟干預太多，因此就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尋租腐敗。

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確實普遍存在資源錯誤配置，因爲政府支持的產業很沒效率，腐敗的現象非常普遍。所以當時的新自由主義就認爲，發展中國家經濟要發展好，就應該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制度，要以私有產權爲基礎，資源應該由市場配置，用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所以價格不應該由政府定，應該由市場化來定，同時要去優化等等。

這個道理聽起來也很有說服力，好像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也可以解釋得非常的清楚。但問題是按照當時新自由主義所講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做政策的，不管是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像拉丁美洲、非洲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在結構主義的50-70年代還慢，危機發生的頻率還高，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當然這段時間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的經濟總體發展得比較好，縮小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這些經濟體大部分都在東亞這。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爲什麼能成功？一個普遍的規律，他們基本沒有按照當時主流理論去做政策。亞洲四條小龍基本上都從傳統的、落後的、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的加工製造業開始，這樣的發展思路在當時被認爲是錯誤的。發達國家發展的產業這麼先進，現在去發展傳統的小規模的加工業怎麼能趕上發達國家呢？但實際上現在趕上的是他們。

林毅夫：照搬照抄發達國家行不通，會水土不服（來源：C位觀察）

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也在經濟轉型，從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當時認爲應該採用休克療法——應該把市場應該有的基本制度一次性到位。如果政府跟市場同時存在，會比計劃經濟效率更低，是一個錯誤的轉型方式。但是現在少數幾個轉型過程當中保持穩定跟快速發展的，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基本上都是採用那些被認爲最糟糕的轉型方式的國家。

實際上按照自由主義實行休克療法的國家沒有一個成功的。而且失敗是馬上就看到，因爲經濟馬上崩潰，然後就停滯，就危機不斷。所以這些主流理論在講問題的時候可以講得頭頭是道，非常有說服力。但問題是它沒有真正把問題的原因看清楚。所以這麼做了以後，不僅沒有把病治好，反而把問題搞得更糟。

所以我們從這些成功跟失敗的經驗當中總結，這也是這些年我進行反思，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一個新的經濟發展轉型以及經濟運行的理論的原因。

新結構經濟學不是吸收精華的拼盤，不是說它講政府重要，講市場很重要，就把政府和市場結合在一起，不是這樣的。我們經濟發展的本質最終結果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但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實際上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也就是你的生產結構要不斷提升。這個過程當中你的基礎設施，還有各種制度安排的結構也必須不斷完善。所以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提高生產力，要提高收入水平，實際上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從低生產力水平的結構變成高生產力水平的結構的一個過程。

新結構經濟學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如它的產業結構爲什麼不一樣，它的制度安排結構爲什麼會不一樣？它背後的道理是什麼？那些不同的地方產生了何種影響？如果要改變它的條件是什麼。所以實際上是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當中，各種結果的決定因素，還有它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是什麼。爲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因爲原來有一個結構主義，爲了區別於結構主義，所以叫新結構經濟學，這也是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

當然這樣提出的理論可以解釋亞洲四條小龍爲什麼成功，也可以解釋爲什麼我們得轉型能夠取得穩定跟快速發展。這都是從這些現象去了解背後的決定因素，再把它一般化來提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

雖然現在大部分大家接受的還是老的理論。但是按照這個理論做政策的國家或者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它取得了明顯的理論運行效果。比如在埃塞俄比亞，它是一個現在收入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主要發展農業。怎樣在這麼一個落後的國家發展製造業？他們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議去做，基本上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再舉個例子，從2015年開始我一直關心和田的經濟發展。當時和田的人均GDP連全國平均數的五分之一都達不到，在當時全國332個地級市，它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地級市。它爲什麼收入水平那麼低？首先人均耕地只有0.8畝，跟東部沿海一樣。

它是綠洲經濟，有水纔有地，當時遠離國內國際市場，它基本沒製造業，260萬人當中在製造業工作的大概不會超過1000個人，基本上都是在農業。地那麼少，意味着農業發展收入水平一定很低。可是到了2015年我去和田的時候，有幾個方面變了。主要的大背景有兩個：第一個東部沿海經過改革開放以後三十多年的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業比較優勢減弱，產業需要轉移出去，可以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當然也可以轉移到我們國內收入水平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方。第二個由於西部大開發和“一帶一路”建設，交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現在它的產品進入國內國際市場條件都有了。在這種狀況之下，只要思路對，很快就可以把它的製造業發展起來。

林毅夫：中國要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化解美國想孤立中國的圖謀（來源：C位觀察）

從2015年起我每年到和田去，也跟當地政府交流，按照這樣的一個思路去發展。也可以看到在和田那個地方，馬上就創造了十萬多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當地的百姓跟當地的政府講，他們在2015年之前很多人沒看過現金的，沒拿過工資，因爲都是農民。現在你到和田去看，市面繁榮多了。有十幾萬工人，他要吃、穿、用，所以一個製造業的工人，通常至少可以帶動其他三個就業機會。所以我想有正確的理論，抓住政策的機遇，每個地方都可以發展得很快。

當前來講大家很關心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我們國內通常有一個習慣，我們如果出現問題，通常都認爲這是我們自己原因造成的，跟國外不一樣，尤其是像美國，他們自己有問題老是認爲是其他國家造成的。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肯定存在很多問題，我們要勇於面對這個問題。但是對當前的經濟形勢來講，我們要分清楚，當前的問題到底是我們那些長期存在的內部的問題造成的，還是外部的問題造成。我認爲更多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

林毅夫：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更多是外部因素造成的（來源：C位觀察）

固然我們經濟增長速度前三季度五點多，比我們預期希望的六點多更低。但是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長，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只有1.1%。美國在2008年的危機之前，平均的經濟增長是超過3%的，在2008年危機之後，它的經濟增長一般在2.5%到3%之間了。現在降到1.1%，那不是跌得比我們更厲害嗎？歐洲、日本同樣是這種情形。

雖然我們希望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一點，但如果跟國外比，中國還是相對好的。我們之所以經濟增長速度相對過往比較慢，是國外的經濟增長緩慢導致的。有些人認爲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之前很多產品從中國直接出口到美國，現在可能轉到了越南、柬埔寨去生產，這並非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美國經濟增長慢導致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美國的消費品過去主要從中國出口，現在消費需求減弱，從中國直接出口到美國的也相應減少。

即便部分製造業轉移到了越南、柬埔寨，但他們想要完成產品的加工製作，中間附加值高的零部件也必須從中國進口。所以中國一方面對美國的直接出口減少，但另一方面對越南、柬埔寨的出口增加。現在由於美國經濟放緩，越南、柬埔寨對美國的出口也減少了，所以造成了中國對兩國的出口也相應減少。不僅是美國，歐洲也這樣，就導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遠遠低於長期平均。

在此狀況下，中國的出口企業產能利用率就低，投資就會減少，而且影響了可能不止一年。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美國明年的經濟增長比今年還要低，按照他們預測明年美國只有0.8%。歐洲的情形也是這樣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就會造成，我們現在還佔經濟主導的與出口相關的產業，尤其是在相較傳統的出口產業形勢會越來越嚴峻。進而造成大家的家庭收入不及預期，大家消費也會相對謹慎一些。

究其根源，我認爲更主要的是國際週期變動的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我們先要搞清楚，造成當前問題最主要的因素是什麼？才能針對這個因素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

如果這是國際週期變動造成的，就必須採取逆週期的一些措施，應該發揮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政府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來啓動投資，恢復市場的投資增長，來穩定大家的信心。

首先要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如何產生的，我認爲最根本的是經濟格局的變化。美國在整個20世紀是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主導者，伴隨着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試圖採取各種政策來壓制中國的發展。從奧巴馬時代提出的重返亞太，加強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聯盟，企圖軍事力量來包圍中國。到特朗普時代的貿易戰、科技戰，再到拜登把前面的政策全部繼承下來，還計劃組成所謂的民主同盟，跟中國脫鉤。

中國跟美國現在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老大它老二，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美國老大我們老二。無論如何，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當中的這種摩擦，給世界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這種狀況確實是百年未有。因爲過去20世紀的100年裡，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體，是世界的主導力量。現在這個情況變化了，纔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想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既然這個百年未有之變局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經濟格局的變化，那麼這個經濟格局到了什麼一個程度以後，作爲最大經濟體的中國跟第二大經濟體的美國，會進入到一個穩定和平的狀態，並且美國會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國是比它更大的經濟體這樣的一個事實呢？我個人的看法是需要中國繼續發展。

林毅夫：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兩國關係才能穩定（來源：C位觀察）

我認爲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的時候，美國大概就會心悅誠服了。因爲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的話，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中國可以動員的物質力量就是美國的兩倍。

第二，如果我們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像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東部沿海五省，他們的人均GDP大概可以達到跟美國同一個水平。它的人口現在是4億多一點，美國現在是3.3億，還在增加，也會接近4億，所以人口規模大致相同，收入水平大致相同，經濟體量就大致相同。

但更重要的是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代表平均產業技術水平。所以到那時候我們就有一個經濟體量跟美國相同，產業技術跟它同一個水平的經濟體。到那時候美國大概就沒有什麼可以卡我們脖子的技術手段。

第三，美國那時候當然還是高收入國家，它也有很多在世界領先的科技企業，但先進的技術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是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才能取得技術的突破，才能維持在世界的領先地位。他們大量的研發投入取得技術突破以後，有多大的利潤決定有多大的市場。那時候中國會是世上最大的市場，是美國兩倍大的市場。擁有中國市場，這些公司可以很高的盈利。如果沒有中國市場，它可能就從高盈利變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

盈利的情況影響的不只是當前。因爲企業如果要繼續維持技術領先，要有大量的研發投入。只有高盈利纔有辦法保持較高水準的研發投入，如果沒有中國市場，可能就要技術停滯從而被淘汰掉了。

所以是否擁有中國市場，會影響到那些真正美國經濟的根基，讓美國經濟在市場能夠領先的這些公司的生死存亡。在這種狀況之下，美國爲了自己的經濟穩定，爲了自己的發展，它也必須跟中國搞好關係。所以我想我們要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關鍵的還是要保持，利用我們現在的發展優勢。我們現在85%的產業還是在傳統制造業上，那些傳統制造業還有後來者優勢。我們有15%的新經濟，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現在新經濟不管是人工智能或是大數據和新能源，它不僅是新，通常它的產品跟技術的研發週期特別短，它的主要投入是人力資本。

中國有14億人，我們在人力資本密集的產業研發上面有優勢。而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有世界最大的市場。如果這些新技術新產業需要硬件的話，我們傳統產業的產業基礎最好，需要硬件的新技術，很快就可以從想法變成產品，這個就是我們的優勢。把這個優勢用好的話，我相信中國還是可以維持比較快速地增長，就能夠駕馭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每個國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中國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利用中國的優勢，取得經濟的穩定與高質量發展，這樣可以滿足國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希望，而且在維持穩定與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要保持經濟的開放，那麼我們的發展就會帶來很多其他國家的機遇。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經濟想要發展好，必須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在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美國的圖謀是跟中國脫鉤，一旦脫鉤，就會形成中國不能利用國外市場、資源及技術的局面，只能封閉自己搞，從就會導致效率降低。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還是要有針對性地對美國可能卡中國脖子的技術，用新型舉國體制把它突破。

如果一個技術只有美國獨家擁有，我們確實是要用先進舉國體制來攻關來突破。但如果這個技術不僅美國有，其他國家也有，那我們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我們的穩定，保持我們的發展，開放我們的市場。在這種狀況之下，其他國家要維持自己的穩定、自己的發展、自己的就業，同樣要跟中國保持好關係，才能夠利用中國的市場。

比如澳大利亞作爲原來所謂五眼聯盟當中的一個很主要的成員，澳大利亞不管是礦產資源，農產品，還是生鮮等產品，如果打開中國市場的話，不僅收益可觀，還能增加就業。所以他們也認清當前局勢了，澳大利亞總理親自到中國來當推銷員。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就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國際環境，有利於我們的穩定與發展，同時有利於國際的穩定與發展，這是最好的化解美國企圖孤立中國圖謀的方法。

高質量發展也是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上，如果沒有發展就沒有高質量。首先我們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有豐富的內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口規模巨大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我們講高質量發展是按照新發展理念，新的發展理念有五個內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這些目標涉及的領域都非常廣，但我認爲歸根結底還是要按照我們的比較優勢來進行發展。

如果按照我們比較優勢來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以及高質量發展的五個維度都能夠同時實現。首先高質量的發展要求創新，如果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那創新出來的技術，所在的產業就在國內國際市場有很大的競爭力。在這種狀況之下，政府的稅收就會增加，並且企業有自生能力了，就不需要保護補貼，政府就有更多的資源來做補短板的事，從而協調地發展。

如果企業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它纔會有能力跟意願採用綠色的技術來發展。而且一個地方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政府纔會有更大的意願跟能力去推行這些環保政策。同時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它必然是開放的發展。因爲我們有比較優勢的， 把它發展好就可以出口。沒有比較優勢的我們少發展就要進口，那就會是開放的發展。並且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可以創造最快的發展、最大的競爭力，最多的就業。可以讓依靠工資收入作爲收入來源的廣大的羣體，能夠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共享發展的果實。

要高質量發展，前提是按照比較優勢來進行創新。同樣中國式的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國家這麼大，怎麼讓各個地方都能發展？當然是各個地方按照它的比較優勢進行發展。這樣的話，就能夠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能夠讓大家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那纔是共享的發展。

林毅夫：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讓大家共享經濟發展果實（來源：C位觀察）

同時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大家的收入水平都能夠提高。我們知道有一句古語，“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能夠協同發展。同理綠色發展將帶動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並且按照比較優勢，我們是開放的發展，我們的發展不僅有利於自身，也有利於其他國家，這會是一個和平的共享繁榮的發展。

所以這些問題有很多的側面。如果把這幾個維度全部實現的話，我想抓手還是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並且在你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面進行技術的創新。這樣的話，中國式現代化的各個方面，還有新發展理念的各個維度就能夠同時實現，我們就可以用高質量發展的方式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必須有企業家願意冒風險去選擇新的產業、新的技術進行創新。我們知道先行的企業家要冒更多的風險，那就必須有激勵補償。同時先行的企業家選擇的產業跟技術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只是生產成本低。在市場競爭當中是總成本的競爭，總成本包括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決定基礎設施到不到位，各種制度環境、制度安排是不是合適。基礎設施跟各種制度安排，企業家自己解決不了，那就必須由政府來解決。

所以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它有兩個制度前提，一個是有效的市場，靠市場競爭提供正確的價格信號，引導企業家做出選擇。同時也要有爲的政府來幫助企業家，鼓勵企業家作爲先行者，提供激勵補償，同時來解決企業家解決不了的問題。所以應該是相輔相成，有效市場、有爲政府兩隻手共同發力。

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到處存在着市場失靈的地方，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爲爲前提，政府有爲以市場有效爲依歸。政府有爲的目的是幫助企業家克服市場失靈，如果說有市場失靈，政府不去幫助企業家克服，那就變成了不作爲的政府。

如果政府的作爲超過讓市場有效，那可能就會造成新的扭曲，就會變成亂作爲。所以這裡的邊界是看市場失靈在什麼地方，政府幫助企業家克服市場失靈，讓市場有效。但政府的作爲有一個邊界，它的邊界就是在市場有效的地方。市場失靈的地方，幫它恢復到市場有效。如果小於這個那就變成不作爲，多於這個有可能又變成了亂作爲。

林毅夫:政府作爲的邊界就是保持市場有效,不作爲和亂作爲都不可取（來源：C位觀察）

理論分析來講的話，這樣的分析方式在受過現代經濟學的訓練的人，他應該都能理解。但是我們現在主流經濟學主要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他們市場失靈的地方可能跟我們不一樣。比如過去一段時間，大家認爲不應該去做支持教育基礎科研之外的事情，因爲發達國家總的來講基礎設施是比較完善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不需要爲了發展新產業去支持基礎設施的發展。

林毅夫：發展中經濟體爲何能取得快速發展？（來源：C位觀察）

可是在發展中國家，到處是基礎設施的瓶頸，必然會限制企業的發展了。不能因爲發達國家不強調政府去解決基礎設施的瓶頸，發展中國家就不應該去做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解決基礎設施瓶頸的事情。過去我們經常是以發達國家做什麼，或是發達國家的理論倡導什麼，作爲我們政策的參照系。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因爲發展的前提不一樣，經濟基礎不一樣，發達國家做的事情跟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可能不一樣。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跟現在主流經濟學來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運行或者經濟轉型一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現在主流經濟學基本上是以發達國家有什麼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的，或是來看發達國家什麼東西做的比較好，發展中國家什麼東西做的不太好，就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按照發達國家的做。或是哪些事情在發達國家認爲是重要的，它認爲這些在發展中國家也是重要的。

新結構經濟學跟它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參照系變了，先看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什麼東西能做得好，在有效市場有爲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把能做得好的做大做強，能把自己做得好做大做強的那些事就是重要的事。這是新結構經濟學跟主流經濟學最主要的差異。

這種分析方式，在其他國家他們也能聽得懂，這有利於把我們的經驗總結成一套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來提高我們的話語權跟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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