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國家能去投資設廠嗎？

（圖／美聯社）

上月15日美國聯合汽車工會對底特律三大汽車製造龍頭髮起罷工運動，要求未來4年加薪40%，每週上班4天。各公司認爲若按照工會要求公司將破產倒閉，福特因此僅同意加薪20%、通用18%、斯泰蘭蒂17.5%。但聯合會還表示，如果對於確保成員就業機會的工廠未來投資規畫、恢復養老金制度等要求的談判未有結果，將擴大罷工範圍。

就在罷工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今年6月宣佈競選連任的拜登總統竟無視汽車廠工人罷工對美國經濟、社會的重大沖擊，9月26日創歷史首例親自加入罷工行列，表態支持工會要求，並要他們堅持下去。

拜登的舉動讓人想起去年在臺積電亞利桑那州廠移機典禮上他高喊：「工會回來了！」的景象，張忠謀表示聽了有點刺耳。而今他爲工會站臺則是讓人驚悚，不禁要問：「這樣的國家能去投資設廠嗎？」

企業和員工是生命共同體，員工待遇與企業競爭力須兼顧，二者維持平衡、融洽的關係，才能共謀企業永續發展。依美國汽車工會的要求，未來工人每年的生產力必須維持15%以上的成長，這是無法達到的目標。拜登身爲總統，不思解決問題，居然一面倒向工會，無非是爲了明年大選的選票，讓人清楚看到美國多年來製造業流失的關鍵在於政治凌駕產業之上，執政者並未真正關心美國產業的未來。

長期以來，美國始終堅守促進全球市場開放的信念和使命，在其思維中，所有產業都是好產業，所有貿易障礙都是有害的措施。但到了川普和拜登政府則驟然轉變，競逐「策略性產業」的產業政策、「工人爲核心」的經貿政策。在採取這些政策時，美國政府犯下的最大錯誤是：永遠不知檢討其產業失敗的原因，只會一味歸咎他國；不知致力於改善產業發展環境，只會一味撒錢補貼、保護。

推動產業發展不僅需要健全不同產業必要的生產要素和市場機會，另不可或缺的是創造利於產業發展的環境，包括政府政策。以日本半導體產業爲例。很多人以爲該產業是敗於1986年與美國所籤的《半導體貿易協定》，輸美市場受到重挫，其實那只是開端，另一關鍵是恰在此時日本參與《廣場協議》，日圓不受控的持續升值，日本政府採取貨幣及財政寬鬆擴張政策，造成過剩廉價資金涌入股市和房地產；俟經濟泡沫破滅，企業無力在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進一步投資，終使產業外移而生空洞化現象。

同樣地，政府的勞動法規、勞動力的質與量、勞動條件等亦是產業發展環境重要的一環。十多年前印度就企圖以特別經濟區（SEZ）作爲推動製造業發展的起點。爲了吸引外企投資，政府致力於在SEZ排除若干不利企業經營的勞動法規適用，卻在國會中受阻，加上基礎設施落後，發展製造業的政策遲遲未能落實。

美國長期科技人才短缺、勞動條件要求高、行業工會強勢介入企業運營等因素造成產業競爭力流失。拜登政府治理之下的投資環境未見具體改善，產業政策向選票傾斜，只知採行獎勵補貼與運用政治壓力促進投資，遑論未來量產可能遭遇更多挑戰。當前臺積電亞利桑納州廠建廠進度面臨建廠技術人員不足、營建工會強勢介入勞動協議談判等問題尚未獲得解決，該州州長就已迫不及待的要求臺積電加碼投資先進晶片封裝廠，即爲最好的寫照。

產業發展有其一定的道理，像美國這樣處處違反產業發展道理的國家，其製造業會有前途嗎？這樣的政府治理之下，能去投資設廠嗎？

（作者爲前經建會主委、前經濟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