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經歷二二八——不能加諸罪惡於臺胞身上（三）

二二八事變前4個月，臺灣光復一週年，蔣介石來臺，見臺人歡慶光復，極慰，就問陳儀可否把軍隊調走，陳儀同意，陳儀的親信湯恩伯、林蔚和毛森爲此聯袂飛來臺勸阻，說：「臺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

毛森說，湯恩伯與陳儀爭得舌敝脣焦，那時大家最大顧慮，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臺灣人，臺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結果陳儀果真成仁，給他戴上紅頭巾的卻是湯恩伯。

白崇禧赴臺灣宣慰

蔣中正二二八當日即載：「此實不測之變，雖以軍隊調離臺灣爲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3月9日又寫：「陳儀平日既以虛矯自飾爲能，事發，又不及時採取有效措施，迄至禍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華北、延安共禍正熾，而又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罔知所極，故上週多爲臺變忙碌也」。

白崇禧是9日接蔣令赴臺宣慰，他即與來京的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和陳立夫擬定《處理臺灣事件辦法》，李翼中把事件全怪到陳儀身上，故白建議蔣：「臺灣省主席人選，請主席先行決定」。

本來11日，白崇禧就要啓程赴臺宣慰，但陳儀不贊成，當夜致函白：「關於改組省政府及民選縣市長等問題，原宣佈須請示中央覈定，一俟21師全師到達，秩序大致恢復，隨即電請大駕蒞臨，宣達德意」。

白先勇說：「父親抵臺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當時全島人心惶惶，臺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此言實系誇大，白來臺時全臺已恢復平靜，只有埔里的謝雪紅「二七部隊」還有點戰鬥，被擊斃7人。實在要說極恐慌的，是外省人。

17日白崇禧到臺，第二天就赴臺灣警備總部，表示：「此次臺灣發生不幸事變，賴陳長官迅速處置，在臺陸、海、空軍以少數兵力，對機場勤務、要塞、倉庫之守護、治安之維持，確已盡忠職。待增調國軍抵臺，始於短期內，將變亂大致平定」。「對此次事變傷亡官兵及深明大義、富於國家、民族觀念之臺胞」，予以讚賞。

白崇禧從北到南視察全臺5天，電蔣報告：「密查此次臺灣事變之遠因，乃由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50餘年狹隘偏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譭本黨及政府軍隊，臺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臺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臺專賣局緝私事件，藉題發揮，因少數共黨份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臺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臺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事變系野心者有計劃的暴動，希圖奪取政權，非少數奸黨所能全面蠱惑，不過利用臺人排外心理，推波助瀾而已。今後治臺方針與職在京所擬者確有修改之必要，請俟視察完畢，與陳長官詳商再提具體方案，以供採納」。

由於擔憂「臺灣人不可信任，員警攜槍附匪多」，白崇禧還報蔣說：「今後臺省保安員警幹部以內地編余之慣戰之轉業軍官遴選爲宜，除戶籍交通警察規定暫時不攜槍枝可用臺籍外，其餘員警人以外省籍充任」。

27日白崇禧在臺大法商學院對6千人訓話，指出「毆打公教人員及眷屬，種種殘暴行爲，慘不忍聞，此實有過於滿清義和團盲目打外國人不智行爲」。白剴切告喻臺胞說，因日據50年，「致光復後不能馬上全都交給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時代連一小學校長都是日本人，各軍政要職中本省人並不在少數」。

他認爲：「即如『二二八處委會』中均系無政治眼光無智無能力的一羣，其中實無一人可以辦領導政治工作的，即中央要派來臺之公務人員全部離開，以短期間之處委會一切表現及行爲，實不能成功」。

白又在廣播中說：「其企圖，直欲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其行動，亦極偏狹殘忍，內地來臺幫助臺灣建設，及教育臺灣子弟的公教人員及其眷屬，被暴徒擊斃、擊傷者，在千人以上」。「按照軍法，對此暴動內亂分子，本當處以極刑，但中央爲寬大處理，即予嚴正審訊，除首要主犯以懲辦，以振綱紀外，其情節較輕者，即準具保開釋」。

多數臺人深明大義

他認爲，「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所提32條，要軍隊、要塞繳械，更要接收政府機關」，「充分表現幼稚、無常識、不度德、不量力」。他相信，臺灣大多數父老同胞都是深明大義的，「這種罪惡，絕不能加在整個6百多萬臺胞身上」。

此時白崇禧已對事件有清楚瞭解，對陳儀的處置也甚爲認同，他電告蔣介石，認爲「此次臺變內容並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被害復大。目下對被劫之多數械彈，與共黨兇犯之竄匿，正待加緊追繳，清剿一切，善後尚須審慎處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