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倍受敬仰的武將，爲何到了宋朝卻成了“賤職”

我們知道，赫赫大唐是一個頗爲崇尚武功的時代。在那時，能夠爲國開疆拓土、建功沙場的武將得到了舉國上下的極度推崇。在現今流傳下來的大量唐代文學作品中，無不體現出知識分子對於成爲一員武將的嚮往，例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就連大文豪李太白也不由得發出“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的感慨。

然而，隨着宋朝建立，尊崇武功的社會風氣爲之大變，相對於文臣地位的提高，武將們不僅無法受到應有的尊重，地位反而迅速下降，甚至於僅是翰林學士的歐陽修，竟敢在公開場合譏諷當朝最高武職、武將出身的樞密使王德用爲老兵卒子（原文爲“老衙官何所知”，意爲行伍出身的人懂什麼國家大事，出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三）。如此巨大的反差，不禁讓人發出這樣的疑問：唐宋之際究竟發生了什麼，以至於讓原本倍受知識分子敬仰的武將逐漸淪爲了“賤職”？

唐朝軍隊 _圖

募兵制度盛行，導致武人來源稂莠不齊

依靠着均田制及建立在其基礎上的府兵制，唐朝在中前期成就了一系列對外戰爭的輝煌勝利。但隨着大量軍功貴族集團崛起後對土地等財富的攫取，導致出現了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均田制及府兵制很快走向了死衚衕。到8世紀中葉，唐朝不得不廢止府兵制，改行募兵制。這樣一來，便將武人從農民（這裡泛指廣義上的農業羣體，包括地主）中剝離出來，成爲一種脫離生產、專事征戰的職業。所以，這就吸引了大量無地無產者通過從軍來獲取衣食之資。

安史之亂後，大唐內憂外患、戰事頻發，軍隊傷亡率居高不下，連禁軍各部都時常不滿員。加之節度使制度的推行，處於半獨立狀態下的各路豪強爲壯大勢力，紛紛用盡一切手段自行募兵，這雖然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擴軍效果，但必然導致官兵來源良莠不齊。甚至很多軍閥只求眼前效益，將大量的流氓、盜匪充入軍隊，由此社會上開始逐漸把軍人與惡棍、無賴畫上等號。在劉禹錫的《武夫詞》中，便直接將軍人視作遊手好閒不事生產且經常觸犯律令、惹是生非的人。

五代十國版圖 _圖

五代的軍人政治體系，使武將的形象徹底崩塌

當時間來到五代十國時，動盪不安的局勢進一步破壞了軍人的社會形象。由於五代的創立者均爲某一軍事集團的強力領袖，長期的軍旅生涯，使他們在憑藉武力奪取政權後，便習慣性地自然而然採取治軍的嚴苛方式來治理國家，濫施刑罰都已經算是好的，但凡不過度奴役百姓，便可稱爲難得一見的好官了。

例如後漢時期，汝州防禦使劉審交病死，當地百姓請求爲其立廟。宰相馮道在檢視劉審交的爲官履歷時，發現其並無甚善政可言，僅僅是相比於其他封疆大吏“不殺無辜之民”（《舊五代史·劉審交傳》）而已。當爲一位離世官員立廟的標準已經到了只要做到“不殺無辜之民”即可的地步時，我們便不難想象武人治下的社會給百姓帶來的恐怖和災難有多大。

馮道（882年－954年） _圖

除此之外，由於對軍事之外鮮有涉獵，武人一旦插手行政管理，便會帶來諸多問題。例如在司法判決上，因爲對律令的無知，武人出身的審判長官往往隨意做出決斷，而不管有無證據或是否符合律令，導致了嚴重的司法不公（詳見《舊五代史·張全義傳》）。而且，由於手握重兵，他們對朝廷並無任何敬畏之處，因而判決往往不經中樞複覈，更無從監督，致使冤案倍出。殘暴的武人政治，既成爲五代十國在今人心中的既有印象，更令武將們被深深打上了“暴虐無道”的標籤。

宋太祖（927年－976年），即趙匡胤 _圖

文治興起與弭兵和戎，壓縮了武人的政治空間

宋朝便是在五代這樣一個亂世後重新實現了“文武並舉”的撥亂反正。在建國伊始，宋太祖有意將中書省與樞密院分立爲“文武二府”，並逐步提升文官地位，以文官出身的知州取代離世或罷職的節度使、防禦使等管理地方。

太宗即位後，由於自知無力在武功方面超過自己的哥哥，他不得不轉而大興文治，援引更多的文臣進入中樞服務以鞏固皇權。太宗在位第一年，即罷免七名武人節度使，次年又下令節度使只能管理治所所在州，其餘州縣統一納入朝廷管轄範疇。即便是在軍事摩擦嚴重的對遼、党項及吐蕃的邊境地區，也有大量文官出任知州、知軍，以代替其武人前任。

趙光義（939年－997年），即宋太宗 _圖

此消彼長，文臣勢力的崛起標誌着武將集團的式微。從此以後，無論是出於政策考慮，還是形勢需要，統治中樞往往會有意無意打壓武將，甚至逐漸以各種方式削弱武將的聲望與影響。太宗時起，下令將地方舉報上來的爲非作歹、魚肉百姓者“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即用較低階的武職將地方豪強納入軍隊，既可以使其再無欺壓百姓的機會，又能夠利用他們充當對外作戰的炮灰。真宗一朝又更進一步，開始以武職招安地方難以應付的大盜悍匪。

鹹平三年（1000年），外號“撼動山”的匪首魏捷向官府自首，真宗竟特別召見，賜予錦袍、銀帶，授龍猛軍隊長。打這以後，匪盜無賴逐漸成爲北宋軍士的重要來源，致使武人的聲譽進一步下降。

澶淵之盟締結後，真宗自認爲天下太平，故再也無意于軍事，弭兵之策的施行，更使武人失去了建功疆場這個可以證明自身價值的最後一塊“橋頭堡”。以至於任何言及征伐的人都會被認爲是“貪功”。如雷有終便說：“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玉壺清話》卷五）將軍功貶斥爲毫無意義的殺傷人命的行爲，以此抹殺武將對國防安全的作用及重要性。

宋朝軍隊 _圖

在這種情況下，文武官員之間產生了徹底的“分野”。朝廷不但嚴格限制官員由武職改任文職，甚至給予高級官員子侄的恩蔭官，也明確規定武將子弟只能授武職（連岳飛這種手握全國四分之一野戰軍力的大將，爲其子謀求文職恩蔭也未能成功），以保證文官隊伍的“純潔”。文武之間便這樣以政治認同強行分割爲兩個頗具敵對意識的集團，這不僅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出將入相”的傳統價值觀，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作者：林森 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 《舊唐書》《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玉壺清話》

2 趙雨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官僚機構與等級之編成》

3 方震華《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

4 梅原鬱《宋代官僚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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