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與本土 不必是相斥的兩端

（示意圖／達志影像）

前陣子歌手楊丞琳談到她是廣東人，黃珊珊也提及祖籍在湖南，儘管兩人都說自己生活在臺灣，但許多人聽了還是很不高興，似乎在這裡只允許着一個答案，就是：你是臺灣人，別無其他。

這牽涉到認同問題，在臺灣，許多人對此很敏感，要求也很絕對。但其實，一個人認爲自己是哪裡人，基底會牽涉兩個重要的參考座標：一個是我從哪裡來，這是對自己的歷史追溯；一個是我成長在哪裡，這是自己生活的軌跡。而說這兩個到底哪個重要，不同人就有不同選擇。一個只談當前生活軌跡的人，可能缺乏歷史厚度；而一個只追溯過去歷史的人，生命也可能顯得漂浮。現實上，只取其中一個，還都是較特殊的個例，多數人其實都兼有這兩種認同，只是比重不一。

「我從哪裡來」，從父母上溯至祖先，如果用《民法》的一句話講，它談的是「己身所從出」；「我生活在哪裡」，焦點是現前的自己，談的則是「從己身而出」。前者追溯的是「原鄉」，後者關注的是「本土」。在此，除非從祖先到自己這一代都不播遷，「原鄉」與「本土」纔可能合一，否則兩者間就有一定的分離，而芸芸衆生能夠世代都不播遷者，真幾希矣！所以要求人們在這兩者間只能選其一作絕對的認同，其實是違逆人性的。

正如此，當一個人說他既是湖南人，又是臺灣人，其實不矛盾；當然，他如果能說：我祖籍是湖南，但我生長在臺灣，就把歷史追溯與現前生活會交代得更清楚。

歷史中，漢族是個安土重遷的族羣，而「家國天下」更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基點，家族或宗族成爲一個生命認同的重要標記。正如此，乃特別強調歷史追溯，所以過去移民到臺灣的閩粵族羣，建房子總要強調起「祖厝」，而祖厝總須立「堂號」，是林姓，一般就叫「西河堂」；是陳姓，就叫「穎川堂」；是鄭姓，就叫「滎陽堂」，這些堂號所追溯的祖居，往往都遠在隋唐之前，按理說，跟我們現實生活離得很遠，但無論是在文化的凝聚、家族的發展，乃至個人的認同上，卻常得力於這歷史的追溯。

這連結，極致的一個例子就是客家人，由於祖述中原，所以會出現「世界客屬總會」的組織，無論你在哪裡，國籍如何，都不妨礙你是客家人的事實。這樣的情形有點像猶太人，歷史族羣的連結永遠發揮着它的能量，中國人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同鄉會也正緣於此。

當然，歷史的認同再強，也不能抹殺現前生活的實在，而在一個地方待了幾個世代後，後代也常將「本土」直接認作是「原鄉」。正因爲生命有這兩種認同的需要， 而「原鄉」既可以就是一個人的「本土」，「本土」也可能成爲未來的「原鄉」，「原鄉」與「本土」乃不必一定是相斥的兩端，因此，我們也就不能要求一個人在這兩個概念上作「非此即彼」的一刀切。

遺憾的是，現在的臺灣不同，由於與一些人的「原鄉」在政治上存在着矛盾衝突，就逼使相關者必須在這裡作一刀切的選擇。

這選擇反應在政治上的處理，其一就是將身分證的籍貫欄改成出生地，以此強調「斯土斯民」的不可替代性。這種改變，是有些人想借此解決社會的認同分歧：過去，無論你到多遠的地方，你都可以說你是上海人或哪裡人，現在只能叫臺灣人。立意雖不錯，歷史的厚度卻就被犧牲了。

這厚度，關聯到漢文化的立基，歷史薄了，想以此創建一個文化豐厚的臺灣，坦白說，存在着悖論。而這些年，臺灣文化的淺碟化，正與這認同扁平化所導致的文化排他性有着必然的關聯。　　　　　（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