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與思維方式的缺陷

作者袁偉時 原載《長江》雙月刊2007年9月

現在傳統文化很熱。我認爲這有好，有不好。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要把它放到歷史經驗裡去考察。

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了最豐富的典籍，沒有任何國家有像中國這樣多的典籍。

另一方面，中國也創造了很多珍寶，包括各種各樣的藝術品和思想遺產；有一些東西到現在還在發揮作用，比如中醫。

和任何事物一樣，中國傳統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哪裡？

世界各國都要從傳統社會轉型變爲現代社會。有些國家很順利，有些國家則迂迴曲折。在後發展國家裡面，中國是喪失掉很多機會的一個國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鄭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87年。爲什麼他沒有成爲中國的哥倫布？很簡單，他的活動不求利，遠航是爲了宣揚國威，全部經費都靠財政撥款，數額太大，支撐不下去，被迫停止。

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數高達2萬8千人，而哥倫布的團隊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當時正值所謂“地理大發現”時期，航海和遠洋貿易推動世界前進：這一次機會中國喪失掉了。

鄭和七下西洋

第二次機會是16、17世紀明末清初，東西文化交流出現高潮。以利瑪竇爲代表，他於1582年到達澳門，1601年來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帶來很多西方的科學技術。

舉一個例子，中國自己的歷法在元明時代一再出現測算失誤，吸收伊斯蘭曆法也解決不了。利瑪竇和他的同伴和後繼者龍華民、湯若望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天文歷算，解決了這些問題。沿用至今的陰曆（農曆）就是這些傳教士及其學生的工作成果。

利瑪竇還帶來一幅世界地圖，讓中國人知道中國在世界的東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歡西方的科學技術。他與彼得大帝是同一時期的，都是17世紀末18世紀初。彼得大帝學西方，建立了俄羅斯科學院；他死後沒有多久，莫斯科大學也辦起來了。

康熙皇帝則把西方的科學技術當作個人的愛好、宮廷的消遣，既沒有建立起中國的科學院，更沒有想到要在北京辦西方式的大學。機會又一次喪失掉了。

利瑪竇入鄉隨俗，穿着與中國人一般；他與徐光啓亦師亦友

1793、1795、1816年，從乾隆到嘉慶時期，英國分別派出使者或送來國書、禮品，要求和中國和平通商。乾隆爺的答覆是，“天朝無所不有”。嘉慶皇帝則宣稱“中國爲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團拒絕叩頭，降旨“逐其使臣回國”！英國使團裡的人觀察、分析後得出結論，中國是一個很腐朽的國家。中國再次喪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機會。

現在有些文章宣揚，18世紀中國佔世界1/3人口，經濟上也佔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這個說法恐怕要考察，他們使用的統計數字不一定可靠。中國當時的製造業固然比不上產業革命中的英國，15、16世紀英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等於19世紀中國的2.8倍；至於制度環境更加無可比擬。

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了，但是英國不是用鐵甲艦將中國打敗的，那個時候它的軍艦還是木頭造的。而15世紀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中國的造船技術已經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紀，卻被別人打得一敗塗地。中國傳統文化是優秀的，有很多珍寶，然而爲什麼社會轉型這麼困難，沒有產生出現代經濟？爲什麼沒有產生現代科學？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19世紀中國付出了代價，割地賠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認爲應該特別重視的一點是，中國光人口就損失了1億多。從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國造反期間，中國人口從4億3千多萬降到三億2千萬，減少了26%。

太平天國鬧得最厲害的江蘇、浙江等地區，人口一直到20世紀初才恢復過來。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殺死或者餓死的。這又是爲什麼？跟我們的文化有沒有關係？20世紀會不會好一點？照樣不行。內外戰爭、運動和災荒，也有1億左右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裡？中國文化那麼優秀，爲什麼不能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個就是政治體制領域，儒學帶來一系列問題。

如果你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狀況，最好的辦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當時的社會關係、文化狀況、國家管理狀況都體現在那裡了。1810年，中國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譯成英文出版，英國的一份報紙《愛丁堡評論》說，中國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識都是不足的，我們發展很快的東西，他們都不知道。

中國的法典有什麼特點呢？民法內容很少，基本內容是刑法，甚至連民事糾紛也作爲刑事案件來處理。這裡面體現儒家政治的三個基本特徵：

第一，倫理與政治的統一。中國傳統文化的骨幹是儒學，而儒學講倫理和政治的最多。從西漢開始，就強調以孝治天下，把家族倫理拓展到整個國家的治理，後來發展爲一個完整的公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體現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宗法專制，倫理與政治統一，這與當時的社會狀況完全是符合的。因爲那個時候的社會是自然經濟，經濟狀態比較穩定。

胡適：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都講規則，而不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的正常國家；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講道德而不談規則，最終會變成一個僞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

第二個特徵是專制制度下嚴格的等級關係。用孔子的話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現在有一些學者認爲它是很好的，好在哪裡呢？皇帝按照皇帝規範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嚴格的規範；這是從好的方面來說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級森嚴，不能逾越。而英國在1215年就有《大憲章》，國王加稅要得到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權利。中國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長說了算；抗上是極大的罪惡；儒家政治理論把這些合理化了。中國沒有國際學術界界定或多數學者公認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國王、諸侯之間是契約關係；而中國沒有這樣的關係。

商鞅變法的核心是“尊王”，並且歷史上的“重農抑商”、“滅族之法”均源於商鞅

儒家思想的第三個特點是服從。用孔子的話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假如有爭議，由誰定是非呢？由聖人和皇帝的話來決定，聖人的話是最後的標準。公元一世紀，漢章帝召集儒門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觀開會，由班固執筆寫出一部《白虎通議》，章帝批准後頒行天下。以儒學爲指導，爲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詳細的規矩或規範。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六紀（六親），服從尊長。以後歷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繼承了《白虎通議》，將三綱六紀作爲貫穿始終的東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親疏關係給你定罪。

“積極的”政治觀認爲：只要賦予國家足夠的能力，只要個人把其權利和自由毫無保留地讓渡給國家，只要所有臣民步調與國家一致，一切行動聽指揮，國家就無所不能，包括變人間爲天堂

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二個問題是思維方法的缺陷。

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有問題。楊振寧在2004年作報告時講了一句話：“《易經》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很不利。”他說，其中一點是不講演繹論證。《易經》歸納了很多當時的社會現象、自然現象，但沒有嚴謹的演繹和論證。這是楊振寧作爲科學家講的真話。而在他講這話之前，16世紀末17世紀初，利瑪竇在他寫的《中國札記》的書裡就說中國人不懂邏輯規則。他講的是真話，中國沒有邏輯學。後來我們拼命從《墨子》裡面提煉、搜尋，認爲裡有邏輯包括辯證邏輯。然而《墨子》裡面雖有邏輯思想但沒有完整的理論，而且因爲它不符合社會的需要，後來連《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傳。

西方的情況則不同，他們有邏輯學，不但古希臘已經有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他們中世紀教育要上一年的辯論課，實質是邏輯課。利瑪竇是這樣講的：爲什麼中國人不重視科學，不重視邏輯呢？很簡單，因爲這裡面有利益關係，在中國你懂四書五經，不用學數學和邏輯，也不鼓勵做實驗，就可以考取科舉和做官。這樣的狀況下，科學當然沒有辦法發展起來的。另外在中國天文是很豐富的，只是和星相結合起來了，哪裡地震是天發怒了，是對皇帝的懲罰。各種是非按照聖人的話來判斷，也就不必辯論和講邏輯理論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怎能產生現代科學？

我們的道德規範有明顯的不足，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重義輕利”。小人與君子的劃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視利，你重視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們的道德是以三綱爲基本架構的，沒有人際之間的平等。

再次，中國道德觀念裡羣體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現代化，社會要現代化，都必須將個人權利、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要變成現代公民，維護現代公民的尊嚴、現代公民的權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歸根到底是爲維護公民個人的權利服務的。

此外，作爲蔑視個體權利的重要內容，是經濟上沒有堅決、徹底地保護私有財產。有一個原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產，屢見不鮮。而自從中國傳統文化法典化以來，因爲要維護宗法專制，維護三綱，所以就規定一條：祖父母、父母在不準分戶口、分財產，不準“別籍”，不準“異財”。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續這一條規定，誰違反這一條是要受懲罰的。

另外一點是不准你經營新的經濟形式，比如中國學外國人要經營輪船。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做直隸總督時，廣東商人在天津申請辦輪船企業，李鴻章不準。1890年代張之洞做湖廣總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長江上辦小輪船公司，張之洞說不行。一直到戊戌變法前後，張之洞還是不同意。也就是說，辦這些新企業，只准公家辦，不準私人辦，即使私人可以辦，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財產進入某些經濟領域，等於你的財產權不能充分實現，經濟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財產就大打折扣了。

《百年經濟史筆記》指出：中國公私合營的源頭，可追溯至洋務運動

有這些問題存在，中國不但不能成爲第一批原發性轉型的國家，在後來轉型的國家裡也一再跟不上趟。我們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是同一時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們卻失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徹底失敗了，但它很快恢復發展，中國還是不行。我們不能盲目鼓吹傳統文化，要冷靜分析它的成敗得失。

最後，我們講一下，當前提倡傳統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類是從野蠻轉向文明的，無論中外都是這樣的。將中國文化放在世界全局裡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觀點。

第一，他們認爲西方文化從啓蒙運動起就搞錯了。錯在什麼地方呢？它造成一種征服型、競爭型的經濟，給人類帶來很悲慘的命運；同時破壞了環境。否定之後，便從西方文化轉到東方文化——宣稱東方價值觀，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話當年，啓蒙運動以降，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確實帶來許多負面的東西，但是它也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這樣建立起來的世界經濟體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錯誤的成分在裡面，許多罪錯都在以後的發展中慢慢糾正了。至於說儒家和其他東方文化有醫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現在都是學者善良的假設，除了滿足中國人和其他東方人的虛幻的榮譽感以外，能否成爲現實，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個觀點是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錯了，明顯的就是新文化運動。他們說：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傳統文化打斷了，成爲中國遭殃的一個根源。我曾編過一本書：《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回答這些指責，論述中國新文化運動有什麼貢獻。它不但沒有打斷中國的文化發展，而是開啓了中國學術文化的新紀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都是在新文化運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19世紀初開始，不斷有爲儒家辯護的理論，到20世紀30年代更加嚴重。在國民黨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個教授發表了一個宣言，裡面提到：現在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了，中國人都西化了。這是詭辯，爲什麼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國人了？爲什麼我一定要俯伏在傳統面前纔是中國人？

上述兩個攻擊都不成功，他們就朝着兩個方向爲儒學辯護。

一個方向是力圖證明西方的那些東西中國古代都有，西方很多東西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只是後來我們沒有注意就遺失掉了，現在再從西方學回來。直到現在仍有人冀圖證明，所有現代文明的基本觀念甚至很多後現代的東西在中國古代都有了。他們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東西，然後尋找古代中國的一些資料，牽強附會。

另外一個方向是強調中國特殊性。認爲現在西方的一些核心價值的東西都對，但是不適合中國的特殊情況。

由於這兩個質疑，結果就陷入了三個陷阱。

第一個是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說要繼承三個傳統：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繼承1949年以來的傳統，繼承改革開放以來這三十年的傳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概念就表明它的含義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員甘陽博士提出來的，六月份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其他報刊已經多次發表過的他鼓吹這個主張的文章。這是一個政治綱領，我認爲是一個絕對錯誤的東西。

首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漢族傳統文化也是多種多樣的，把漢族傳統文化中的一派作爲一個國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這個提議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這是對世界發展全局缺乏瞭解的信口開河。從羅斯福新政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開始融合。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十分嚴重，爲了挽救他的制度，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一方面總結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化傳統，捍衛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對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嚴重的損害，考慮到納粹的倒行逆施和蘇聯正面和負面的東西，提出了免於恐懼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這既吸取了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也繼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麥時代就有社會福利制度。綜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經驗，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紀人類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憲章》將四大自由寫進去了；聯合國成立以後也將四大自由寫進許多國際公約。任何國家要現代化都不能忽視文明的新進展，人類的核心價值是任何國家不能違背的。中國要什麼樣的現代化？遵守WTO的規則，按照WTO的規則改造經濟制度；政治體制改革就按照中國政府簽了字的聯合國人權公約來辦；這就夠了。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首倡“四大自由”

第二個，就是現在鬧得很兇的“讀經”（讀四書五經），這是一個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臺灣教授到廣州說，從小讀四書五經，小學教育可以不要。在義務教育階段強迫學生讀經，這是重複20世紀軍閥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內容不適合現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現代教育原理，強迫兒童、青少年去讀他們根本不懂的東西，這是錯誤的。再加上中國的實際情況，青少年的負擔太重了，再摧殘他們，對中國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個陷阱，有人說要顯示中國的特性。要做企業家的話，先做中國人。我認爲這是錯誤的。要有博大胸懷，吸取人類文化的一切先進成果，不要被民族國家的侷限矇住自己的眼睛。

最後要鄭重申明，我反對的只是企圖利用傳統文化否定和修改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除此之外，對傳統文化毫無疑議應該保護、尊重、繼承和發展。但是，中國人民要謹記過去的悲慘教訓，應該接受普適性的核心價值和共同的先進制度。這關乎國家命運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堅持住這條。

至於個人喜歡伊斯蘭文化，喜歡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應該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無權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