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37歲前大廠員工，失業的第三年

2021年，35歲的李漁，在互聯網大廠“混”了5年後，混成了裁員名單上的一員。因爲找不到像樣的工作，他成爲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其後兩年多時間裡，他以“李漁”爲筆名，寫了幾十篇文章，稿費勉強維持溫飽。碼字很苦逼，他說不清楚這事兒有什麼意義，他採訪形形色色的人，追問對方不同“選擇”背後的意義，然後寫成稿子，等待稿費到賬。直到某一天，他看到了那些文字與“李漁”的關係：可以有一個方式，來證明自己存在於這個世界。

這是李漁關於“成爲李漁”的敘述：

“混”到35歲

2021年之前，我一直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裡上班。

那時我三十五歲，家住郊區，每天都要早上六點半出門，坐車兩個小時，到幾十公里外的西二旗。在距離13號線地鐵站不遠的地方，挨着街，有一棟又長又寬的龐大建築，從上到下都覆滿了墨色的玻璃窗，那就是我所在的公司總部了。有人說公司總部的外觀看起來如同一艘航空母艦，不過我們私底下，卻都紛紛吐槽，說這大廈明明看起來就是個棺材。

我們都工作在這口鋼筋水泥鑄造的棺材裡。上千人，只分爲兩類——一類忙着拋頭露面，到處擺弄着精緻的PPT，兜售着各種令人費解的高深詞彙；另一類則忙着默默無聞，安靜躲在角落，生怕被人打擾和看到，心甘情願做着小透明。

我理所當然是屬於後者的。

工作五年，日日天亮出門，等到夜深的時候再回來，除了吃飯睡覺，大部分時間全耗在了公司那個小小格子間裡。蒼白的燈光晝夜不停，曬在身上沒有半點溫度。我啞巴一樣，乖乖地呆在工位，捧着一杯咖啡，對着一臺電腦，可以連續幾個小時一言不發。

屏幕上的數據沒完沒了，千篇一律。機械地點着鼠標，三分鐘一條，從清晨到日落，一天能處理好幾百。看似做了許多的事情，可一走出大門，仔細回憶，又往往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沒做過。

唯一能記起來的，好像只有睡覺。不知道爲什麼，我慢慢地、慢慢地開始變得越來越容易睏倦。一到下午，便撐不開眼皮，像被瞌睡鬼附身了一樣，不得不滿樓踅摸地方偷偷眯一覺。休息室沒位置，就去會議室；會議室滿了，就隨便找個角落拉倒。有幾次，我乾脆跑到廁所，坐在馬桶上，託着下巴，一秒入眠。

就這樣沒滋沒味地混着日子，天天都是一個樣，只等着月末賬戶上多出來的那一萬幾千塊工資。不過就算拿了工資，也一樣沒什麼意思，還是沒完沒了的幹活、吃飯和睡覺。

同事淼哥說李漁，你他媽簡直就是一隻考拉。

對此我不置可否，因爲在我看來，只要人到了這個歲數，多少都會變得跟考拉一樣，對萬事提不起精神——不像三十歲時那般內心充滿了奢求，也未如四十不惑那樣明白和通透。“不三不四”的年齡，不上不下的人生，像條不死不活的魚。

淼哥又說這其實都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誰也沒法抗拒，就如同公司門口那幾棵粗壯的梧桐，春天再怎麼枝繁葉茂，冬天一來，一樣要變得光溜溜的，跟謝頂了一樣。

他開玩笑說：“你看，互聯網公司就是這樣，連樹都是禿的。所以我們也遲早會禿的。”

我馬上就想到了許多年後，自己就這麼混着混着，混到了頭髮稀疏，腆起了啤酒肚，只能靠着在年輕人面前不停吹噓過去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然後在背地裡，還要被年輕人狠狠罵上一句“李漁那個大傻X”。

當然，這些最後都沒有發生，我既沒有禿頂，也沒有混成別人眼中的笑料。就在12月中旬，公司忽然宣佈裁員，我的名字赫然位於名單之上。離職那天天色陰沉，空氣裡漂浮着一股奇怪的酸味，我搬着箱子行走在略顯空曠的大街上，心中卻連難過的情緒也沒有，只是覺得陽光格外刺目，一陣一陣讓人恍惚。

那時我當然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會走投無路，只能去做一名自由撰稿人，靠販賣文字爲生。

失業

後來我常跟別人說，自己之所以成爲自由撰稿人，純粹是因爲找不到工作給逼的。

離開公司後的那段時間裡，我與大多數的失業者其實沒什麼兩樣，無非是每天不停地改簡歷，不停地投簡歷，猶如在蒙着眼睛扔飛刀，扎到哪裡算哪裡，能不能命中全看運氣。

期間淼哥曾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起我想找什麼樣的工作，我就告訴他其實自己也沒什麼具體想法，反正什麼都可以做，也什麼都能做，重點在於工資，“也沒多高要求，和以前差不多，過得去就行了。”

那時我自以爲很快就會找到工作，但現實卻是從一月到三月，簡歷發出去了無數，最終得到的迴應卻只有三個：一個來自保險公司；一個來自電話銷售；剩下的是一個溫柔的南方女性，無論提什麼要求，都是滿口的“沒問題”，越聽越像傳銷組織，嚇得我趕緊關掉了手機。

心中有所期待的時候，時光總是顯得格外漫長，而窗外的流雲也常常好似靜止了一般。大多數的時間裡，我也像流雲一樣，保持着靜止——一個人坐在窗前，一動不動，對着窗，任頭髮被吹得胡亂紛飛，露出來光溜溜的額頭。

因爲幾乎足不出戶，也不願意去見朋友，那時候我蓄起了長髮，幾乎快要蓋住了耳朵。家裡人說我不修邊幅，一把年紀簡直跟個野人一樣。我辯解說我這是圖個吉利，頭髮越多，發財越多。

事實是自從沒了收入，我只能坐吃山空，連幾十塊的理髮錢也捨不得了，心中只默唸着不着急，不着急，反正也沒人看，等工作有了着落再花錢吧。

可期待中的着落一直未至，倒是網絡上的各種傳言越來越多了起來——不是哪個大廠要減員增效了，就是哪個公司規定不再招聘35歲以上的員工了。幾乎一夜之間，這個年齡段的人就成了嚼不動的老甘蔗杆，人人看不上，連拿去當柴火燒都被嫌棄火不旺。

如此耗着、耗着，一點一點消磨着心性，久而久之，我也終於有了點兒慌張的感覺。但慌張好像也沒用，除了投更多的簡歷，能做的也只是不斷地降低奢求。就像書裡所寫的那樣，生活就是個慢慢受錘的過程，我不得不將底線從月薪兩萬，變成了一萬五；接着又從一萬五，變成了一萬。那種感覺彷彿自己是菜市場裡賣不出去老菜幫子，不斷吆喝，不斷降價，只求別砸手裡。

直到2022年的五月份，我才總算是把自己賣了出去。月薪八千，一家經營保健品的小公司，裡面除了一個老闆，就只有我。我可以是運營總監，也可以是銷售主管，對外聲稱是副總經理也無所謂，每天的工作不是在網上到處聯繫微商幫忙帶貨，就是坐在聚光燈下，對着手機搞電商直播。

一個三十六歲的男人，穿着黑色的T恤衫，滿口京片子，嘴角翹得如同一枚豌豆，在鏡頭前大講特講李時珍和《本草綱目》。我當時的形象大抵如此，一面假裝自己是中醫世家，一面賣力地說，不停地說，說上一小時，直到口乾舌燥，一看數據，卻常常銷售量爲零，甚至大多數時候，連響應的觀衆也沒有。

無人問津的感覺讓人十分挫敗，我時常懷疑自己在鏡頭下，是不是很像個只會自言自語的精神病人。終於有一天，一個觀衆在屏幕上留言，我興高采烈的一看，卻發現對方在說：朋友，你不覺得自己很丟人嗎？

我如鯁在喉，冷場了好幾秒，才盯着手機深吸了一口氣，“嘿，兄弟，咱可是蓋了帽兒的祖傳中醫、國之瑰寶，那叫一個地道。丟人？怎麼丟人了？”

就算這麼不要臉，工作最後還是丟了。我狼狽的堅持到了八月底，老闆因爲付不出來房租，宣告創業失敗。散夥時，他語重心長地說：“李漁，哥得找個地方上班去了。你多保重。”說罷，他駕車揚長而去，消失在了二環路的盡頭。

就這樣稀裡糊塗的，我再一次失了業。找不到其他生計，我也不知道自己該幹嘛，無所事事的感覺很不美妙，就這麼一直迷茫着、迷茫着，直到忽然有一天，我想到自己寫東西還算過得去，與其這麼呆着，倒是可以給新媒體寫稿試試看。

那天走在路上，一個念頭在腦海裡反覆橫跳：反正已經不上班了，老子還能怎麼樣呢？

意義

自由撰稿人是個雅稱。“自由”的意思約等於沒工作，投稿賺稿費爲生約等於沒工資，因此自由撰稿人和無業遊民是沒什麼兩樣的。

我的生活也隨之又恢復成了失業時的樣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穿着大花睡衣，光着腳板，過得跟個古代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從早到晚窩在書房裡，將門反鎖。唯一的區別是，從前我寫簡歷，現在改成寫稿子了。

第一篇稿子很快就有了眉目。我採訪了一名農民工。

大哥是廣東人，講着一口極其流利又極不標準的廣東普通話。在我獨自喝完一壺滇紅的時間裡，他興致勃勃地向我詳細講述了自己如何學吉他，如何到工地打工，最後又如何一邊打工一邊彈吉他，最後成功把自己彈上了央視舞臺的傳奇經歷，期間還順道抽空傳授了搬磚以及打灰的獨家技巧。

但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倒不是他上了電視，反而是另外兩件小事。

一件是他說自己高中去參加唱歌比賽，四五百人的大禮堂裡，彈着吉他，高聲獨唱《真的愛你》和《站臺》，在暴雨般的掌聲裡，最後一舉拿下了第一名，也成就了他這輩子裡最爲驕傲的時刻；另一件是他就算上了電視，等回到了廣東，還是什麼也沒改變，他該去工地打工還是要打工，該每天累得半死還是要累得半死。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就證明了普通人的日子都如同溫水煮青蛙，越來越乏味，越來越沒活力。過去有多美好，當下就有多苦逼。

不過我一個朋友卻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文章發出後不久，有一次吃飯，她突然興沖沖地說，她覺得這農民工大哥其實還是挺厲害的，雖然人在搬磚，可還能彈吉他唱歌，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說你別聽我扯淡，現實其實和她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到了這個年紀，夢想不如狗屁，他繼續唱歌，純粹是因爲唱歌能有一些錢賺。

“那也比大多數人要厲害多了。”她不服氣。

我也不服氣，“我還寫東西呢。”

“你也厲害。”

“我可不厲害。”話說得很灑脫，可分別之後，我卻莫名悵然所失，聯想起了自己遙遠的十六歲。那時候我天天趴在桌子上，寫些少男少女才愛看的東西，沒想到到了三十六歲，還是一天到晚寫來寫去，只不過是將水筆換成了鍵盤，省了不少稿紙。這麼一想，等同於過去二十年裡幾乎自己在原地踏步，這就很讓人鬱悶。

完成了農民工的故事後沒有幾天，我馬不停蹄地又去進行了第二次採訪。

對象是一所植物人託養中心的創立人相醫生，地點離家沒多遠。那輛破車載着我，沿着國道，很快就將人煙全甩在了身後。周圍很荒涼，一個人影也見不到，遠方的麥田綿延到了山腳下，當中稀稀落落地插着幾棵半死不活的楊樹。我望着這些樹，忽然就產生了一種十分孤獨的錯覺，彷彿自己變成了一個落難的水手，緊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卻漫無方向，不知道到底要漂到什麼地方。

相醫生是個很健談的人，煙不離手，一根接着一根，那天拉着我足足聊出了多半包煙。我們先坐在煙霧繚繞的會客室，後來又溜達到了院中的山楂樹下，話題從“植物人”的看護開始，後來轉移到了生死這種宏大命題上面。

我問他植物人還能不能醒來？

他說植物人醒不過來，只是一點一點，慢慢地走向死亡。

“反正最後的結果也是死，那專門看護的意義是什麼。照看不照看，真的很重要麼？”

相醫生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我會問出如此缺德冒煙的問題，連手上的菸灰都忘了彈，差點燒到了手指。多虧他涵養好，還耐着心跟我解釋，說人應該看淡死亡，但不應該看輕死亡，因爲死本就是生的一部分，假如過程不重要，那麼就不等同於活着就是在等死嗎？

陽光照在院子裡，曬出了一地的剪影。一陣風吹過樹梢，也吹拂在了臉上，沒人說話時，四下就顯得格外安靜。其實我特想說，人活着就相當於一個慢性死亡的過程，沿途的跌宕起伏全是過眼雲煙，如果這樣看來，活着可不就是約等於等死嘛。

這段話終究還是沒有說出來。因爲我怕捱揍。

倒是在離開時，我問了相醫生另一個問題：“您當初爲什麼會想到從醫院辭職，去做這麼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情？”

他回答得十分坦誠，“一開始誰想過什麼意義不意義啊？後來做着做着，錢沒賺到，倒發現許多人都挺認可我做的事情，才明白是自己這麼做確實有點兒意義。”

當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幹瞪着眼，腦中盤旋着那個著名脫口秀演員的話：人間不值得。可過了一會兒，我又想起了餘華，他說人是爲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爲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不明白誰的話更有道理一些，總覺得這兩個人應該擼起袖子來打一架。

撰稿人

十月份時，兩篇故事稿費先後到了賬，滿打滿算不到九千，在北京這座城市裡，實在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換一個角度，我至少可以每天睡到九點，不用往返一百多公里，也不用辛辛苦苦假裝名醫去賣保健品，這樣子一想，心情馬上好上了許多。

在拿到稿費的第三天，我和淼哥在市裡吃了頓日料。在我被裁三個月後，他也遭遇了裁員，現在不得不在一家小企業裡苟着，月薪六千，換算下來等同於五頭山羊，或是兩百杯冰美式。對這個數字他看得很開，理由在於許多人在裁員後找不到工作，不是去賣了保險，就是去送了外賣，如此一比較，發現自己的下場還算太慘。

但淼哥說，他最羨慕的人還是我，“因爲你現在不用看人臉色，站着就能把錢賺了。”

我搖搖頭，說：“我可沒那本事，一樣看人家臉色吃飯。編輯喜歡什麼樣的故事，我就得去找什麼樣的故事。不然寫了也白寫。”

“但至少用不着加班吧？”

“加啊，爲什麼不加？人家催稿，我就要寫，寫不出來，就要熬夜。熬到兩三點也正常，看我這黑眼圈，快熬成大熊貓了。”

他誇張地笑了幾聲，說：“明白了，你是乙方。甲方吩咐什麼，你就要照着吩咐做。”

“你別擡舉我。採訪對象纔是乙方。我們這做採訪的，啥也不是。”

趁着上菜的空當，我給他講了之前採訪的一件故事。那時我剛開始寫故事不久，聯繫上了一個東北網紅。他是一名油漆工，自學鋼琴，雖然琴彈得也就那麼回事兒，不過放互聯網上，也足夠引起許多好奇者的關注。

那次採訪約在週末，我花了兩三天，準備好了各種問題，可到了約定好的時間，油漆工卻失聯了。三四個電話無人接聽，微信也不回；等了一個小時，電話終於可以接通了，我才一開口，立馬又掛斷了，之後再撥打過去，便徹底沒了反應。這樣被放鴿子的經歷就很讓人不爽，還不如當面扇一記耳光來的直接，我特別想要罵他一頓，可到最後還是放棄了。

“爲什麼？”淼哥問。

“我勸自己說他這會兒沒空，說不定之後還有采訪機會。畢竟也算個故事，我需要故事來生活。可事實證明，這種想法純粹自作多情，人家壓根就沒想搭理我。之後幾天我一想起這件事就鬱悶，覺得自己什麼也沒做錯，爲什麼會有人出爾反爾呢？不過最後還是接受了。總之這次他敢放我鴿子，除非他以後別找我，不然看我怎麼放他鴿子。”

“那後來你放他鴿子了嗎？”

我撇了撇嘴，“他沒給我這個機會。都無所謂了，就是可惜那五千塊錢稿費。”

淼哥放下筷子，沉默了兩秒，說：“看來你也不容易。就真的不考慮找個地方上班了嗎？”

我笑了笑，“寫稿是我現在唯一還能做的事情。說實話，這件事情能不能做好我也不清楚，不過我知道，反正也沒法更壞了。只要我不上班，我就不會再失業。”

那天我們兩個吃了一百多條甜蝦，幾十片生魚片，如同兩個餓死鬼託生，看得服務員瞪圓了眼睛。分別時天色陰沉，好像塗滿了墨汁，遠方的霓虹燈看起來跟美麗的海市蜃樓一樣。淼哥對我說了一堆虛無縹緲的話，總結起來，全是關於理想和信念的雞湯，最後他十分認真地鼓勵我：“李漁，你一定要好好寫，我覺得你能堅持做這件事情，十分有意義。”

我反覆掂量着他口中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意思，想着想着，忽然就覺得十分可笑：兩個加起來七十幾歲的人，一把年紀，生活過得一塌糊塗，居然還在馬路邊上煞有其事的談理想，談人生，這可真是荒謬。

接下來的日子，就像我和淼哥聊天時所說的那樣，就算窩在家裡，也閒不下來，每天不是忙着做採訪、寫故事，就是和編輯們掰扯細節，然後對着一篇故事反反覆覆修改。這些事情很瑣碎，交織在一起，就像一團理不清的亂麻，常常要到後半夜才能上牀。

慢慢的，我開始習慣了自稱“撰稿人李漁”，也習慣了被稱之爲“李漁老師”，開始變得不修邊幅，頭髮亂糟糟地好似雞屁股，滿臉掛滿了黑壓壓的絡腮鬍子，有時索性光着膀子癱在沙發上，看起來跟印度電影裡的苦行僧一模一樣。

只有完成了一篇故事時，苦行的日子才能暫時終結，我得以關上電腦，跟只樹懶一樣誰也不搭理，在網上找各種電影看到半夜，第二天賴到晌午才起牀。可這樣的日子最多也只能維持兩天，一想到銀行賬戶上的數字，心裡面就會變得格外不踏實。

這樣忙一陣，閒一陣，轉眼就到了十一月。我採訪了一名帶貨主播。他從前是一名程序員，有一天突然腦子一熱，辭職跑到大涼山賣蘋果去了，在最艱難的時候只能借錢過日子。我本來設想把他的故事寫成鄉村版的《月亮和六便士》，可細細想來，高更的人生跟賣蘋果完全不搭界，而且應該也沒有人會真的以賣蘋果作爲人生奮鬥目標吧？

問題被我拋了回去。主播的解釋是，一開始他只是覺得規規矩矩的生活沒意思，有一天，突然想辭職，於是就辭了職，至於去大涼山和賣蘋果，都是後來纔想的方向。我就想起了自己的二十幾歲，好像從來沒有這樣魯莽和任性，那時的我恪守着規矩，別人說什麼就做什麼，可一晃十年過去，回頭一看，過往彷彿一張無聊的白紙。

好玩和自由

2023年平平淡淡的到來了，我除了年長了一歲，沒有遇見什麼驚喜，好在也沒什麼意外發生。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每個人看上去都是喜氣洋洋的樣子，我也難得早起了一次，把亂糟糟的頭髮剪成短髮，還買了兩件新衣裳。望着鏡子裡煥然一新的自己，我突發奇想，自己也應該去許個新年願望，然而憋了半天，最後卻只笨拙地冒出來了一句：工作加油。

不知道是不是許願真的顯了靈，過了年，工作十分順暢，我撰稿越來越嫺熟，採訪的人也越來越多，其中既有文質彬彬的大學教授，也有連中學都沒讀完的體力工作者。對我來說，他們都是遠在天邊的人，互相八竿子打不着，可現在無論貧富，都一樣對着我分享人生，好像他們之間又沒有什麼兩樣。

春天時我採訪了一位AI專家，在陰冷的午後，整整一個半小時裡面，他十分激動地講着着一堆讓人費解的詞彙。我昏昏欲睡，可又不能睡，只能託着下巴，無聊地拿鉛筆在紙上畫起了小王八。

整個採訪，印象最深刻的只有那句“AI將改變世界，將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問他是不是感覺很激動，結果他反問我：難道你不激動嗎？我說了一堆場面話，其實心裡壓根對AI不感冒，也對革命毫無興趣，真正在乎的還是樓下鋪子裡的豬肉價格和每個月的水電費。我想：人工智能再牛X，也不能替老子吃飯睡覺吧？

下一個採訪對象是一名二十出頭的電力工人，從早到晚出沒於深山老林，跟漫畫裡的蜘蛛俠一樣，在高壓電塔上一呆就是十幾個小時，不光在高空吃飯、睡覺，也在高空撒尿。我原以爲這是一個流着鮮血和眼淚的故事，沒想到他卻興高采烈地告訴我，自己幹了十年了，現在一個月能賺萬把塊了。而他最得意的事情有兩件：一是他十分擅長爬高壓電塔，百十號人的施工隊裡，沒一個人能比他爬得快；另外一個，就是他雖然爬得快，但下盤很穩，從來沒從塔上掉下來過。

我大概自己這輩子也不會爬上高壓電塔，更不會從塔上掉下來，所以對於這份驕傲實在是無法理解。不過我想他一定不在乎我理解不理解，正如同我不在乎AI的運行原理是什麼一樣。當他站在高塔之上，他不會聯想到有人正坐在明亮的寫字樓，大談特談着“科技革命”這樣高深而無聊的話題；但另一方面，談這些命題的人也同樣不會跑到百米高的鐵塔上摘鳥窩、被雷劈。從這個角度上思考，人與人之間，誰也並沒比誰強上多少。

後來，我發現許多被採訪的人都是如此，別人愛怎麼想怎麼想，自己該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

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兄弟，堅決從杭州辭職，跑回老家，一口氣種了上千畝的向日葵。我說我X，你是個大地主啊。他說種地其實挺不賺錢的，趕上一次病災，兩年的收入就全給賠進去了，村子裡的年輕人能跑的早都跑了乾淨。所以不是自己牛X所以地多，而是因爲沒人種地了，自己的地就多了。

“那你怎麼不跑？”

我以爲他會回答爲家鄉做貢獻，沒想到他卻不好意思了起來，“我跑了啊。可上班比種地還沒意思，我就跑回來了。”

一個東北大哥是個木匠，有一天突發奇想，跑去了雲南鄉下手工造車，自此整日對着一堆破銅爛鐵的搞“發明”，拆了造，造了拆，倒騰出了躺着開的車、汽油桶做的車，還有上班摸魚車。但除了自娛自樂，以及欠了一屁股債之外，好像並沒什麼卵用。

我給他編了一堆理由，比如，他決心要造出箇中國版的特斯拉，然後搞個無人駕駛，最後發個火箭，“嘭”一下就上了太空。他聽得一愣一愣的，就是不上道兒，最後不得不跟我解釋：“別。我純粹就是爲了玩。”

“沒了？”我有點兒失望。

他想了半天，說：“沒了。因爲真好玩。”

那天晚上我想起了王小波的一段話。他說生活就是自己，就是我們本身。從前我將自己困在格子間，對着電腦整日發呆時，以爲生活就是那麼無趣且按部就班，可從來想不到有人會以爬鐵塔爲榮，有人會執着於種田，還有人什麼目的沒有，天天揮汗如雨地造車。

一個月後，我認識了一個山東大哥。聊天時，他說自己一輩子在底層摸爬滾打，當工人時，親眼看着工友被機器砸斷了腰，“當時眼睛一下沒神了”；後來又擺過攤、開過摩的，“整天被城管追着跑”；現在快五十了，只能靠騎摩托給人送貨，不光時常通宵熬夜，隔三差五還要在路上摔一跤，“好幾個同行都摔死了。”我說你覺得苦不苦呢？他說那怎麼不苦，過了一會兒他又說苦不苦是其次，那麼多行業能賺錢，可自己無論如何，還是一定要去開摩托。

“原因呢？”我問他。

他很堅定地說，“因爲騎上了摩托，我感覺自己很自由。”

成爲李漁

整整一年，錢沒賺到多少，只留下了幾十篇文章。這些文章被我悉數放在了朋友圈，沒人點贊和留言也不在乎，反正一個一個就擱在那裡，如同一張張拼圖，湊在一起，把時間拼湊了起來。

2024年年初時，我和編輯聊天。她說你看起來狀態比以前好多了。我說哪裡好了？她說沒那麼喪氣了。

她又問：你寫了一年稿，有什麼心得體會沒有。

我思來想去，總結如下：

1，稿費少；

2，總熬夜；

3，別人的編輯催稿，我的編輯催命；

4，常被鄰居當做無業遊民（雖然事實也是如此）

我告訴她，其中尤以第一條和第三條最爲關鍵。然而這個小丫頭並不想接我話茬，反而說李漁老師，那你想清楚自己寫作的原因了嗎？

我想起了自己失業時的場景，那時候我逢人就說，沒辦法，自己走投無路，不得已而爲之，只會寫字。可現在一想，好像又並非如此。

後來在寫一篇故事時，我找到了答案。那是一個在北京送外賣的臺灣人，他對我說，自己正在做自媒體，雖然始終沒賺到什麼錢，但他還是要一直堅持做下去。我問他爲什麼啊，他說總覺得自己應該留下一些什麼纔對，哪怕在一百年後，別人看到了，也能知道他的生活是這個樣子的。

猶如五雷轟頂，我瞬間明白了自己天天苦逼地碼字是爲了什麼。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方式來證明自己存在於這個世界，這遠比一切都來得更加重要。

那天我想起了蘇敏。一個五十九歲的女人，逃離出了婚姻的不幸，開始漫無目的開始遠遊，最終她重新找回了自我。小編輯把這篇故事命名爲“自駕遊阿姨成爲蘇敏”。我想，我的故事也可以這樣標註：

35歲失業的男人，成爲了李漁。

來源 | 觀廿（ID：vigintidere）

作者 | 觀廿；編輯 |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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