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曾國藩家書，上世紀80年代纔敢公佈：若早公佈，曾家必滅族

咸豐對於大清來說，真是一個不吉利的年號。1851年，洪秀全、楊秀清發動金田起義，席捲了大半個中國。內憂未平，又來外患。1857年，英國、法國以換約爲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而到了1860年8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口，並在八里橋大敗滿清最後的精銳——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最終，北京淪陷，咸豐帶着后妃如同喪家之犬一般，逃向了承德避暑山莊。

或許有人會感到奇怪，正在與太平軍鏖戰的曾國藩去哪了？自家老闆的老巢都被端了，曾聖人能坐得住嗎？答案很簡單：還真坐得住。當時的曾國藩到底在幹嘛呢？原來在那個時候，曾國藩的湘軍對於太平軍重鎮——安慶的圍攻，已經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1860年8月25日深夜，駐紮在祁門的曾國藩突然收到一封十萬火急的來信，來信人正是咸豐。咸豐表示，英法聯軍連戰連勝，已經逼近北京。因此，咸豐命曾國藩立即派遣3000精兵，以猛將鮑超爲主將，即可啓程，支援京師，並將士兵交由勝保指揮。

曾國藩一貫將自己標榜爲忠臣，然而當君父面臨顛覆之危時，曾國藩卻不想派援兵了。爲啥呢？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鮑超是曾國藩的愛將，能征慣戰，如果調出精兵，安慶必然撤圍，這幾年的辛苦就將功虧一簣；

其二，北京局勢已經相當明朗，京師必然被攻陷，即使送出3000援兵也於事無補。況且英法聯軍攻打清朝是爲了求財，並非心腹大患。而志在奪取滿清江山的太平天國就不同了。對此，曾國藩在日記中表示：“此事無益於北，有損於南”；

其三，勝保是曾國藩的政敵，嫉妒湘軍的戰功。一旦鮑超帶着3000兵馬加入他麾下，他豈有吐出的道理，肯定將這部分精兵吞併。

綜合這三點，曾國藩對於支援北京，是100個不願意的。不過救君父之難，乃是人臣之大節。如果不救，豈不是授人以柄？

就在曾國藩苦惱之時，李鴻章卻淡然一笑。他對曾國藩說：“現在領兵入京已經沒有意義，最終結果必然是議和。”因此李鴻章建議：“咱們必須要拖！”

李鴻章的建言，堅定了曾國藩的信心。他8月25號得到上諭，結果故意拖到9月6號纔回復一封信。信中說：“鮑超人生地不熟，貿然遠行，肯定無法在指定時間到達北京。同時，鮑超品級太低，起不到什麼作用。不如在我和胡林翼之間選一個進京，不久穩妥了嗎？”

咸豐收到這封回信，內心一定是崩潰的。到了這個節骨眼上，還寫回信。要知道當時沒有電報更沒有電話，從安慶到北京，往返一趟要好幾天，到時候黃花菜都涼了。

還沒等咸豐回信，英法聯軍便已經攻入了北京，放火焚燒了圓明園。而不出李鴻章所料，清廷果然和英法聯軍議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至於讓湘軍北上勤王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在此期間，曾國藩魯莽的九弟曾國荃卻鬧出個大烏龍，差點讓老曾家背上滅族之罪。1860年9月10日，曾國藩接到了弟弟曾國荃的來信，讀完後竟嚇得渾身冒冷汗。於是他先銷燬了曾國荃的信，然後以極其嚴厲的語氣寫了封回信。信中開篇便寫道：

那麼，曾國荃的信有多麼狂悖呢？雖然原信已經銷燬，但在曾國藩的回信中，仍可見端倪。

首先，曾國荃似乎對僧格林沁對英法聯軍的抵抗表示了不屑。而曾國藩卻在信中批駁道：“僧王所帶領的蒙古諸軍在天津、通州等地的戰鬥中，竭盡全力與洋人作戰，怎麼可能留有餘力不肯盡力呢？”

其次，曾國荃似乎認爲，咸豐被趕到承德“西狩”，都是因爲他瞎指揮、得罪洋人、咎由自取，根本就不應該救。而曾國藩則罵道：“做臣子應該積極下你供應皇帝詔令，分兵北上救援，這是我們的本分！如果京師丟了，就算克復了江南，又有何用？”

最後，曾國荃還認爲，如今北京有恭親王奕坐鎮。以他的賢明，應該可以與洋人簽訂合約，更不必勞煩湘軍北上，畢竟現在圍攻安慶要緊。而曾國藩則認爲，奕聰明有餘但是舉止輕浮、鋒芒畢露，不堪大用。

曾國荃生性魯莽，滿嘴跑火車也不是一天兩天了。而這一次，他的這封信突破了底線。曾國荃寫這封的起因，也很好理解。恐怕是因爲曾國藩與他討論北上勤王之事。但是曾國荃正在專心攻打安慶，不願收拾這個爛攤子，自然就口出妄言。

對於咸豐，曾國藩確實也有不滿；對於咸豐在節骨眼上的求援，曾國藩也不想理會。但不滿歸不滿，曾國藩還是保留了自己理學大家的底線，忠君愛國的底線，絕不能越過。而且曾國藩如此嚴厲，就是要改掉曾國荃多嘴、妄言的毛病。

曾國荃的信被摧毀，這封家書自然也不能示人，否則必然遭致滅族之禍。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這封回信才被曾家後人所披露。

過了幾個月，安慶終於被攻陷，天京天險盡失，太平天國的滅亡已經不可避免。不得不說，曾國藩確實高明，懂得抓大放小，有所取捨。正是有這樣的大智慧，才讓曾國藩得以平定天下、位極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