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跨越百年的文字對話｜中法六十年

寸紙千思，跨越國界。

中法兩國擁有獨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蘊。法國以浪漫多元聞名，中國以優雅深邃著稱。這兩種文化魅力在奧運會開幕式上得以生動展現：巴黎奧運會的塞納河開幕式彰顯了法國的想象力與浪漫氣息，北京奧運會的宏大規模和精湛編排則展示了中國的文化積澱和組織能力。正是這種獨特與多元，使中法文化交流成爲一片沃土，兩國在文學、藝術、手工藝等領域交融互鑑，孕育新的文化表達。

站在中法建交60 週年的歷史節點，COSMO 邀請兩國文學領域的中堅力量展開跨國對話，激發智慧碰撞與創意共鳴。

中法文學交流源遠流長，在近代更是蓬勃發展。從20世紀初開始，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導下，大批中國青年赴法留學，掀起中法文化交流高潮。其中，廣東籍詩人、教育家、翻譯家樑宗岱不得不提。他不僅將法國作品譯介到中國，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他還率先將莊子、陶淵明、李白等中國古典文學翻譯成法文。樑宗岱以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視角，探索中法文化對話的可能性，既有學習法國文化藝術的自覺，也有傳播中國文化的自信。

百年過去，除《論語》《孫子兵法》《駱駝祥子》《家》等經典作品，越來越多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也引起了法國出版界的興趣。同時，法國文學作品持續不斷地被引介到中國，豐富着中國讀者的閱讀視野。雙向交流，雙向探索，已成爲中法文學交流的常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COSMO邀請中國青年作家張悅然和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得主尼古拉·馬修對話。張悅然的小說《繭》曾入圍法國最佳外國圖書獎，尼古拉·馬修的《動物戰爭》 《他們之後的孩子》在中國也廣受好評。儘管在當下，文學面臨着各種挑戰和衝擊，但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能穿越國界和時空，抵達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展現着持久的生命力和普世價值。

Dialogue

尼古拉·馬修×張悅然

張悅然：我讀過您的《他們之後的孩子》，很喜歡。小說充斥着一種躁動、生猛的氣息，通過少年的成長展現了社會的變遷，尖銳而有力量。我覺得中國讀者會在這部作品裡，找到很多共鳴，特別是我的同代人。在我們的少年時代，中國的經濟開始飛速發展，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周圍世界的變化賦予了青春更多的意義，也轉化成更豐富的回憶。

尼古拉：我想，個人成長和青春期的情感確實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小說裡描繪的去工業化城市的命運，也是個全世界的議題。不過，在此之前，我其實不太知道《他們之後的孩子》在中國是被欣賞還是被批評的。翻譯作品的情況往往如此。我雖然沒有讀過非常多中國作家的作品，但我在索邦大學讀書的時候喜歡中國繪畫，也很喜歡李白。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法國書店裡，比如，我知道您的小說《繭》入圍了2019年法國最佳外國圖書獎。

張悅然：是的，我在法國做文學交流的時候，發現法國讀者似乎很喜歡《繭》的敘述方式。小說由兩個獨白似的聲音構成一來一回的對話，逐漸解開隱藏近半個世紀的家族之謎。用私密的、個人化的敘述來承載歷史，這種形式在法國擁有悠久的傳統。但在中國，人們更傾向於認爲文學應該承載宏大的、具有全局觀的歷史圖景。

尼古拉：那種描繪一個時代、一個世界，講述歷史和風俗變遷的巴爾扎克式的宏大小說，法國人也依然很喜歡。雖然有文化差異，但文學之所以能夠跨越國界，是因爲它能夠將普遍性的恩惠與獨特性的天才融爲一體。我們對自己以外的生活和故事感興趣，因爲我們能在其中認出自己。人類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是陌生的，它超越了國籍、時間和地點。與此同時，我們也渴求其他事物，渴求換個環境，渴求知識，渴求適應。瞭解其他世界的慾望與“在別處”找回自我的需求同樣強烈。

張悅然：在我看來，文學之所以是世界性的，正是因爲小說本身是關於人類最樸素和最恆常的情感。優秀的小說在挖掘和探索這些情感的同時，可讓讀者開啓自身的經驗，參與其中，並與之強烈共情。因此，文學不僅可以跨越國界，也可以跨越時空。當下，有人開始質疑經典作品對當代人是否還有影響力。至少對我來說，中國古代的唐詩宋詞，法國文學裡的《包法利夫人》 《悲慘世界》等經典作品都深深影響着我。文學經典帶來的滋養是多方面的，語言上的，形式上的，或者純粹是某種情感上的。

尼古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我也一讀再讀。我對經典的永恆性深信不疑，認爲經典正在過時的想法太荒謬了，好像藝術的產生是爲了呼應技術進步，或者通過批判但丁性別歧視或解構《安娜·卡列尼娜》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能凌駕於這些作品之上。這種看待問題的方式凸顯了我們的傲慢和缺乏歷史感。在莎士比亞、普魯斯特或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中，都展現了獨特的文學形式、深刻的情感表達以及敏感的知識探索，這些特質與人性的聯繫是永恆的。

原文刊載於《時尚COSMO》9月刊

策劃：朱瑾

編輯：聶麗平、若菲

文：張令芸

視覺：卞玉清

攝影：艾欣、胡一帆、Antoine Lippens、胡佳蔭

部分圖片：視覺中國

排版：Lydia

設計：姜黑勒久

編輯助理：徐紫瑞、魏浩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