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琪：重慶最缺人力資源

本站財經7月23日訊 福布斯中國城市投資與發展論壇今日在重慶舉行。美國聯邦基金會大中華區執行副總裁徐琪在參與主題爲“外資企業在重慶的機會選擇”的圓桌討論時，認爲重慶最缺的就是人力資源，同時他還闡述了外資企業進入市場的七點選擇要素。

以下是討論實錄：

徐琪：謝謝。我想對這個城市的發展，對大家所有在座的能夠理解我說的一些觀點可能會有所幫助，我是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長大，19歲去了美國，大學已經畢業了，從上海科大畢業，學的計算機專業。83年去了美國以後又讀了兩年的本科，1987年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洲銀行，做地產貸款的風險控制員。然後就從事了投資銀行在美林，在不同的投資銀行，前前後後在六、七家投資銀行從業。2002年來到中國，2004年公司調整業務建議我回去，我當時在中國待了兩年，也結識到了很多朋友，也感覺到中國機會很多，所以我也依然選擇離開了公司，留在了中國，當時我和朋友一起碰運氣一起收購了南寧百貨，做了將近兩年的常務副總，把南寧百貨從10億的銷售量，一年中間上升到16個億，這是從一家國有企業改制過來的，包袱很沉重的一家國有企業。這中間我在2003年的時候我當時個人是有機會成爲解放碑的一個很大的業主，當時王市長剛剛上任的時候有一個機會收購重慶商社，但是我當時還是沒有改變過來受了20年左右的美國的教育，美國人有一句話說美妙的東西總是有一些問題在裡面。當時我只要花3億人民幣就可以收購重慶商社。我當時做了兩個多月的調查，最後還是放棄。所以後來就收購了南寧百貨，因爲南寧百貨經歷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我自己在那邊很不小心得了一個感染，當時醫生還懷疑了晚期肺癌，後來動了手術才確定了感染，我就離開了南寧。醫生建議我離開，因爲可能太潮溼了，水土不服。我就回到了北京，當時幾個老朋友在美國知道了以後到北京來看我，我就有一個同學做了一個基金公司集團公司的副總裁，他就建議我去，我就去了。這幾年聯邦基金在中國的主要業務主要是在跟政府打交道的業務，跟財政部，跟社保理事會這種業務比較多，總體來講我們現在管理這4800億美元的資金，是全球第一大現金管理，是第四大基金管理，我們是一個以開放式基金爲主的基金。然後公司在去年年底的董事會以及投資戰略委員會上改變了我們整個公司對中國市場投資的一個資產分配比例，也就是從我們前五年的1.2%，調升到3.5%，也就是說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從30億一下子今年要調到150億。在中國市場我們的直接投資要增加到150億，這包括臺灣、香港跟中國，這三個主要的區域。但是在中國大陸，我們大概測算了一下，可能會穩定在50-60億左右這樣一個範圍。也就是說在明年年底以前要完成。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公司現在主要在中國就加快了跟證監會，跟外匯管理局的溝通，想申請一個超大的一個QFII進入中國的二級市場，當然也在找合作的夥伴，組建我們的合資基金。

其實重慶的碼頭文化依然存在，重慶光着胳膊吃火鍋的情況依然存在，但是重慶很多情況都在改變，人的心態在改變，尤其是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民對他們所期望的社會，對他們所期望的工作，期望的經濟這一切都在改變。所以我們城市的發展，尤其我們城市的管理者，在決策這個城市，到底往哪裡走，是建立什麼樣的中心，我認爲這是最重要的。你要首先注重的是人民的需求，社會這個羣體裡面他們的期望值。而不是政府的期望值。所以我認爲這一點來說，對這個城市非常重要，其實我們進入這個市場的選擇要素有七點，第一個，對中國市場我們選擇這七個要素，第一個就是地方政府官員的總體素質，這點可能大家都不願意講，但是我還是要說，我們在溝通的時候，第一段接觸最多的就是政府官員，對政府官員的心態，我們很看重，我們希望他們是工作的目的是服務社會，而不是服務於自我。第二就是廉政的司法系統，我們建議中國要有一個警示性，我們在這邊的行爲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政府應該給我們一個警示，尤其這次澳大利亞的力拓的事件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我們公司的研發人員全部撤離了中國，什麼原因，這對我們來講是公司必須要做的一個警示工作，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解決以後我們的人員再進入中國。第三個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持續性的合理的政策，對外資企業。第四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治安環境。第五，要有一個合理的經營成本，對渝中區建立CBD也好，金融中心也好，我認爲這個相當的重要。而且要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剛纔前面兩位嘉賓都再次提到人力資源這個問題，我認爲重慶要成爲CBD也好，成爲金融中心也好，尤其金融中心，我認爲重慶最缺的就是人力資源。重慶政府第一件事要解決的把重慶的人才留在重慶，第二個，是要把外面的人才爭取到重慶來。我認爲這中間是相當的重要。重慶什麼都不缺，重慶現在要發展，你要建立金融中心首缺的就是人才。我認爲這一關很難過，你要過這一關政府要下很大的力氣。第七，就是通暢的交通系統，我認爲交通還是不方便，我從南寧過來，飛機一天只有兩班，而且到了都是半夜了。我認爲應該跟航空公司溝通加大這一塊。

下一個我想談一下在政策方面，我建議要有一個法律保護機制對外資，要有以後一定領域的豁免權，我們尤其做金融服務業對這塊非常敏感，金融不可能離開政治，我們希望在中國對我們外籍公司的僱員，要有一定領域的豁免權，我們要在一定範圍內有我們自己說話的權力，第二，要有一個開放的思維和心態，第三，就是加快交通建設。我想就說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