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 | 探究早期文明與國家起源的多維面貌
文明和國家起源是世界性的熱點課題，深受各國學術界的關注。近年來，隨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量級考古項目的持續推進，學術界深刻認識到，應將最新重大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分析相結合，揭示更加真實的中華早期文明和國家的面貌，從而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發掘中華文明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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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成果揭示演變進程
深入瞭解中華文明5000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已經成爲每一位當代中國歷史研究者的學術自覺。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早期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徐義華表示，中華文明是獨立起源獨立發展的文明之一，也是持續性最爲顯著的文明，考察和研究中華文明、國家的起源和發展，對於認識人類文明起源模式、國家發展模式以及世界古代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21世紀以來，一些代表性考古遺址的發掘成果不斷面世，豐富了學界對中華早期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認識。近日，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主辦，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早期文明研究基地承辦的“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對話——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起源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任會斌表示，目前學界對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脈絡及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原因、過程、特點等，都有了較爲清晰的認識。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雙重實證，初步構建了中國特色文明與國家起源的理論和道路，極大程度上“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
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位於黃河中游地區的陶寺遺址是探索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代表性遺址之一。從1978年始，46年的陶寺考古與研究表明，陶寺是百年中國考古的一個“亮點”，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重要“節點”，陶寺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內涵特質的“聚焦點”，陶寺是今日中國延綿發展而來的重要“初始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表示，陶寺考古成果復原了歷史文獻所載的最初的“中國”國家形態。“陶寺模式”突出體現在王權國家和禮制社會的產生與形成，如農業長足發展提供經濟基礎；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催生階級社會；手工業顯著進步，出現時代性的“尖端技術與核心技術”；人口增加並集中發展成區域性都邑促進了早期城市的形成。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魏繼印認爲，中原地區早期國家形態從仰韶時代中期到二里頭時代，經歷了從“原始社會”至“酋邦”形態，再至“聯邦”形態，最後成熟於“王權”形態的發展過程。河南大學二里頭夏文化研究院院長張立東從思想史意義上考察作爲觀念的“中國”的產生與發展，認爲“中國”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思想史問題，是地理觀念中的一個命題。有文獻記載的思想史意義上的“中國”應該在陶唐氏之地，即晉南地區。至夏代，“天下之中”轉移到了位於嵩山南北的河南登封一帶。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員趙春青結合嚴文明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論，認爲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徵最早應出現在廟底溝文化時期，那時已出現較明顯的文化中心區、邊緣區和影響區。早期文明中的夷夏關係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進程的重要議題。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燕生東認爲，海岱地區表現爲連續和穩定的文明化進程。公元前2300年前後，海岱地區文化與中原文化區、甘青文化區首次形成“夷夏東西”對峙格局，延續整個夏代至商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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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考古與文獻相結合
中華早期文明的深刻性和複雜性，還有許多謎題需要破解。任會斌提出，對古代文明特別是傳世文獻稀缺的上古文明的研究，需要考古學與傳統歷史學（文獻學）“雙輪驅動”、相互融合，不僅是材料互補，更是伴隨思維方式的更新。徐義華認爲，在上古史研究領域，考古學重實證性，歷史學強調根據史料構建起合理的歷史認識系統。兩者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雖有差異，但有着相同的目的，都希望構建一個可信的上古史系統。陶寺就是歷史學與考古學融合的最佳案例之一，既符合文獻中堯都平陽的記載，又有王都級別遺址等考古重大發現的支撐。
山東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杜勇將文獻學與歷史學相結合，以五帝時期的紀年考證爲依據，對“仰韶文化與黃帝時代”命題進行了反思。關於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河南雙槐樹遺址性質的判斷，從斷代分析來看，將該遺址定性爲黃帝時代都邑這一觀點是存疑的。2021年，清華簡《五紀》篇一經發布，其中“黃帝有子曰蚩尤”的記載就引發學界熱烈討論。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黃國輝從蚩尤的族屬問題入手給出解釋。他認爲，蚩尤應是炎帝族人，而黃帝族與炎帝族爲世代姻親，這句記載或是上古時期行輩型親屬稱謂制在後世的一種孑遺記憶。
在有限的文獻資料之外，學界對殷代的禮制與殷周鼎革歷史的研究越來越重視考古方面的發現。2021年殷墟王陵及周邊區域的發掘成果，爲考察殷商至西周初期的政治變遷提供了有力的材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站長何毓靈基於對王陵的始建與廢棄年代、祭祀坑年代以及與國王陵墓相關的王后陵墓問題的梳理認爲，殷商王陵制度發端時期是武丁時期重大政治舉措的一部分。殷墟王陵在周革殷命之際走向終結，與周革殷命的政治策略有關。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寧鎮疆將清華簡《厚父》篇與以往出土及傳世文獻相結合，從中發現這些材料在談到相關政治發生學或曰“政府”的主要特徵內容時，往往突出強調這些政治角色在“治理”和“服務”兩個方面的公共職能。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謝乃和注意到新近發現的豳公盨銘文是一篇周人引古述今的三代早期王朝國家的“生成論”表述，揭示了夏商周早期國家形成過程是一種“以封建制爲中心建構”的王朝國家模式，是本土早期國家生成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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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明理論探索
當前，考古學界從經濟、社會、觀念等不同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呈現了中國上古信史的多維面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相龍立足生業經濟視角探討中原地區夏商王朝的興起。他認爲，在中華文明形成的過程中，生業經濟方面出現對外來的物種和技術的本土化進程，對相關問題的研究，需要重視這一時期中國出現內部政權長期互動所形成的文化傳統和信仰系統。談到上古時期先民的精神世界，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教授王青提出了神靈考古的視角對於早期中國研究的必要性。他認爲，我國上古時期盛行交感巫術，信仰萬物有靈，這種原始神秘、不受邏輯規律支配的思維方式，造就了早期中國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傳統。
從政治文化來看，央地關係是考察國家形成的重要視角。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衛東提出，二里頭時期中原地區已形成較爲明確的央地關係，而陶寺文化是否出現明確的央地關係的問題還有待討論。
基於對中國特色文明起源進程的認知不斷豐富，學者們對文明理論的建構也提出反思與新的理解。徐義華認爲，文明應指人類脫離自然狀態，以認知爲依據和主導構建起來的社會形態。通過對古代兩河流域的文明起源神話的分析，爲文明起源模式的互鑑提供了新的考察視角。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原文化研究》雜誌社副研究員李玲玲也注意到，近年來有關文明探源命題的研究，對社會結構和文明機理、中華文明形成機制的探討愈發深入。這爲歷史學與考古學的交流對話提供了新的契機，有助於在知識體系的全面構建上產生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