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法治教育能彌補法官與國民法官的不對等嗎
▲爲避免國民法官淪爲花瓶，在未來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司法院與法務部必須強力推動法治教育。（示意圖／CFP）
立法院於2020年7月22日通過《國民法官法》，並預計於2023年1月1日實施。因國民法官是採取合審合判的審判模式，這就不免讓人懷疑，3位具有法律專業的法官是否動輒影響6位國民法官？而在《國民法官法》已經通過，不可能在未實施前又改成陪審制度下，如此的質疑肯定會一直持續。在制度不可能修改的前提下，是否有可能在制度實施前，藉由強化法治教育，扭轉這種不對等的狀況呢？
關於國民法官與專職法官的不對等，除了特殊的評議方式外（可參考吳景欽／附條件的多數決恐讓國民法官僅爲櫥窗作用），也反映在審理程序上。如依據《國民法官法》第69條第1項，關於證據能力、調查證據的必要性與法令之解釋，乃專屬於3位專職法官，雖然爲此等決定前，法官可以聽取國民法官的意見；國民法官有疑問時，也可請法官釋疑，但除非國民法官有足以說服法官的能力與權力，否則最終決定權仍落在法官身上。
也因此，爲了避免國民法官淪爲花瓶，在未來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司法院與法務部恐得強力推動法治教育。而由於國民法官必須與法官共同決定犯罪事實與量刑，故除了刑事程序外，也少不了全民對於刑法的瞭解與認知。只是麻煩的是，目前的刑法條文往往艱澀難懂。
如常引發爭議的責任能力判斷，依據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爲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爲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爲之能力者，不罰」，如此的文字不要說一般人，恐怕連法律系學生都有解讀的困難。甚且，於實際審理上，在精神鑑定者出庭接受交互詰問前，因採起訴狀一本之故，國民法官並無法接觸到精神鑑定報告，僅能當庭聆聽，則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下，如何能爲吸收？如何能爲訊問？又如何避免被法官所主導？
刑法在未來兩年半不可能全面白話文，似乎只能藉助較爲活潑化的書籍、漫畫或戲劇來強化人民的法律意識。如以國民法官沿襲最多的日本裁判員制度來說，從2009年5月21日實施前至今，就有官方與民間出版的小說、戲劇、電影、漫畫、卡通，甚至電動遊戲等等，試圖拉高平民的法律專業。只是如此作法的成效極其有限，原因無他，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專業，不是可以靠動漫或影視作品就可以提升到與法官相同的程度。
事實上，人民參與審判，所要藉助者絕非其法律專業，而是希望藉由多元的想法與視野，來彌補司法者的恣意與專斷。若果如此，欲想借由強化國民法官的法律專業來與專職法官相抗衡，不僅可遇不可求，也凸顯此等制度的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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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