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資人朋友,說他“功能性失業”了
如果在小紅書上搜索“投資圈求職”,展現在你眼前的鬼故事千奇百怪。有人說,投資機構放出去HC不一定是真的“找人”,而是想通過“不停地面試”瞭解各大機構最近在上會什麼項目、投什麼項目;有人說,“清北哈佛劍橋本科”已經是投資圈最低的學歷要求,最新的版本是“QS50本碩95後”;有人曬出職業經歷,說自己清北畢業,30歲遭遇裁員,投遞了1000多次簡歷纔拿到了第一份offer。
但如果增加一個關鍵詞“國資”,評論區就會瞬間坍縮爲非常質樸的三句話——“dd”“已私”“求拉”。
這層反差具象化地展現了當代創投從業者的生存現狀:可供選擇的職業機會越來越少,而有限的機會正在慢慢偏向“國資”這一方。過去兩年很多行業爭議也由此而來,有人認爲這帶來了投資方法論批量失效,有人則抱怨着“風險投資”越來越像招商工具。
討論來討論去,大家最終會殊途同歸到一個理解的態度,相信有工作總比失業強,跳槽總比轉行強。最起碼國資們積極的姿態,說明社會對“風險投資”的價值已經有了個基本認知。好起來,只是時間問題。而且作爲內陸城市的居民,我的視角還要更積極一些,因爲這個現狀的另一面是“人才迴流”,過去備受批評的創投氛圍看起來終於有機會專業化。
但最近在和投資人朋友們聊天的時候,我發現這層共識聯盟似乎出現了鬆動,人們似乎開始重新焦慮起來。其中一位最激烈的朋友相信,“擁抱國資”或許是一條死衚衕。尤其是對於那些不幸在近兩年才入行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或許已經集體“功能性失業”了。
“功能性失業”
功能性失業,魔改自生物學用語“功能性滅絕”,原意指一個物種雖然還存在,但這個數量已經不足以支撐該物種原有的生態功能(例如授粉、食物鏈天敵等等),也不足以支撐種羣繼續繁衍,實質上已經在生態系統裡“滅絕”。這詞是我和老袁一起碰出來的。
老袁是個硬科技投資人,深耕某卡脖子賽道,屬於鐵血技術派,知識圖譜倍兒紮實的那種。幾個月前,他決定進行職業生涯的躍遷,帶着多年所學加入企業負責戰略,社交圈由此成倍擴大。我們趁着他出差的間歇約了頓咖啡,那天上午他剛剛拜訪了一家鏈主企業,晚飯檔期則留給了一家本地VC。
在他看來,很多一級市場從業者們面對的,就是這樣的處境:他們能夠通過“擁抱國資”獲得工作經驗的積累,但這些工作經驗是否來自於“常規的創投環境”,失能能平移到市場化的創投工作中,這都是未知數。
比如,他發現一些國資平臺的高管全部集中在中後臺,沒有一個人負責投資線、募資線。這種設計對應着與市場化機構截然不同的“項目屬性”,進而對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內容、截然不同的工作技能。
這當然談不上什麼好壞。社會分工不同,要求的職能也必然不同。但根據老袁觀察,市場化機構(尤其是硬科技領域)逐漸開始呈現出一個明顯的“工字型”的結構,“合夥人再加幾個MD,帶一幫分析師、投資經理,職級最多到高投”——這背後的原因很複雜,很難一兩句就說明白,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創投行業在經歷過大量試錯之後的“修正結果”,大家開始意識到“規模是收益的敵人”。
再具體到一名普通的從業者,這意味着如果想要在職業生涯上更進一步,就需要積累豐富的產業和人脈資源。他很難想象“進國資”朋友們如何做到這一點。理論上,那些“全面擁抱國資”的市場化機構也很難提供太多個人積累的機會。
“所以你經常能看到,同一家機構,投資經理和合夥人表現出皆然不同的工作情緒。”老袁拿出手機,給我翻了幾條可以作爲例證的朋友圈,“哪怕是普通合夥人,他的體感可能都和核心團隊有區別。”
我對此頗有同感。我曾經拜訪過一家專注於“下沉市場”的投資機構,他們募集到的資金很多來自於“地市州”,其中不乏內蒙、廣西這些在傳統創投語境中的邊緣地區。這家機構的管理者向我多次描述“縣城募資有多卷”,一個主要的例證是他們在遴選比稿的環節經常能見到“紅杉高瓴這個級別的big name”。
套用到老袁拋出的話題裡,連big name都不可避免地接觸類似“縣城招引”的業務,這屆從業者們或許真的很缺乏“市場化訓練”的機會。
同樣,在“規模是收益的敵人”這個共識上,我也看到過大量的調研報告。《哈佛商業週刊》一篇題爲《風險投資家的六大誤解》的文章中,就援引了一份沒有公佈數據來源的“行業及學術研究報告”,稱當基金規模超過2.5億美元的時候,基金業績總之會難以避免的下降。
美國知名LP考夫曼基金也有過一篇題爲《我們遇到了敵人,“他”就是我們》的分析文章,聲稱在他們出資的近100風投基金裡,那些超過4億美元規模的風投基金幾乎都無法提供有吸引力的預期回報,在62家跑不贏股票大盤的基金裡,有30只的規模都超過了4億美元。
另外在2024年12月,以紅杉合夥人馬特·米勒、A16z合夥人米歇爾·沃爾茲、Two Sigma合夥人維利·伊爾切夫爲代表,美國VC圈出現了一波“高管離職、成立個人基金”的風潮。Pitchbook的分析師團隊藉此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LP們訪談,試圖弄明白投資偏好的變化,最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即使AI風口的出現有機會給LP們帶來比以往更多的回報,但LP們已經普遍認識到“規模大並不等於更好”。
這些數據與熱點事件,共同描述着從業者們“脫節”的可能性。而在所有的相關討論裡,情緒最嚴肅的就是李剛強老師。他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裡非常直白地用小標題點明:我們的股權投資行業,動作已經整體變形。
“鄙視鏈邏輯”
老袁和李剛強老師雖然話重,但在我看來他們其實都是樂觀者,因爲他們的討論都包含着一個共同的隱含條件,那就是做好“市場化主導時代迴歸的準備”。如果是標準的保守主義者,他們大概率會看到“國資主導的時代或許纔剛剛走到一半”。
投中研究院發佈的《2019-2023年國資平臺分析報告》顯示,在過去的5年時間裡,國資機構直投總規模逐年上升,到2023年達到了4322.07億元,已經拿下了整個創投市場超過40%的份額。而如果從直投數量來看,國資機構已經在2023年超越了非國資機構,達到了3676起。一個最有直觀衝擊感的描述是,在過去5年獲得投資的企業中,每3家就有1家獲得國資機構直投。
考慮到股權投資基金的平均存續期,這暗示“全面擁抱國資”的行業主題至少還將持續5年。在很多人看來,這個時間跨度足以定義一位投資人的職業生涯路徑,“功能性失業”也早就不是一個“隱憂”。國資機構的“市場化”“專業化”改革也在這個前提下,肉眼可見的成爲當代從業者們最關心的話題之一。
例如7月25日,成都高新區發佈了全生命週期投資基金運營體系,明確提出對種子、天使、創投、產投、併購基金等政策性基金的容虧率進行從80%到30%的設置。大量從業者自發地用個人社媒轉載了這則消息,“超大尺度的容忍”成爲了最常見的描述引語。
同樣備受關注的還有剛剛於1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明確要求“不以招商引資爲目的設立政府投資基金”,並且“鼓勵取消政府投資基金及管理人註冊地限制”,“鼓勵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並且突破性地在“應建立基金退出管理制度,制定退出方案”一項裡,特別提到了“二級市場基金(S基金)”、“併購基金”這兩種退出機制。
主流的解讀認爲,這一系列舉措都是嘗試在“風險投資的獨特價值”與“國資特殊的社會分工”儘可能地尋找一個平衡點,是國資在狂飆突進後基於經驗與教訓的必要修正。
彭哥就很遺憾地完整經歷了上述的一切。我剛認識他的時候,他供職於某省會城市的國資平臺,總是愁眉苦臉地拉着同行業的朋友喝咖啡,問“有沒有一起搞事的機會”。去年,倍感壓力的他申請了調崗,前往了集團其他業務部門任職。在他的回憶裡,身邊那些選擇跳槽的同事們,如果還計劃“留在投資行業”,基本只能在“國資平臺裡打轉”。
至於原因,彭哥的總結和老袁的觀察類似,國資架構裡的投資並不需要個人過多的“insight”,體系內的很多人就像遊戲裡的NPC一樣等待着“來料加工”,久而久之在“know-how”層面上就和市場化機構培養出來的投資人有很大差別,“即使民企要你,也看重的不是你的項目經驗,而是你能夠有一些觸點。”
但如果要聊起“職業生涯”的話題,彭哥也能輕而易舉地舉出反例。“在國資體系內做PE/VC、尤其做創投類業務,(功能性失業)可能比較明顯,但如果在戰略和產業投資這些部門就不一定了。”他認爲話題應該分開來談,“這些部門提供給你的職業曝光和職業經驗是很複合多元的,有企業經營也有(對)國資體系(的認知)……做這塊兒的兄弟夥去被投企業裡,做一個戰略總監、做一個董秘都是沒啥子問題。”
持相同意見的還有小劉。去年年初,小劉離開投行跳槽到了一家國資平臺。他也認爲國資對一名投資人職業生涯的塑造應該分開看:如果是投前投資崗,那麼“國資體系確實很難培育財務投資需要的技能和履歷”;但如果是中後臺崗位,那麼“國資體系反而能鍛煉出你更強的競爭力”,因爲一個現狀是當前國資接觸到的項目質量普遍低於市場化基金財務投資的項目,“事兒見得多,處理得多,經驗就會比較強。”
即使純粹從技術層面來分析利益,國資體系仍然有明顯的優勢,因爲財投的基本動作是“判斷行業前景、找到項目,合理價格投進去”,而國資的動作包含“判斷地方產業培育需求,找到符合標準的項目,協調說服項目方、地方國資各部門和一把手、基金內部領導”,一套下來“不見得比財投好做。”
李亞則認爲這一切的討論就是典型的“鄙視鏈邏輯”,“市場化更嗜血、更技術”就是某種程度的偏見。兩年前,他通過層層面試進入了某省會城市的國資機構,接着很快就“捲了起來”,開始了在“盡調、報告、開會”之間的循環,加班強度讓他感覺“自己沒離開北京”,業餘時間有限到“只能保證不缺覺”。
“我之前在市場化機構也有這種刻板印象,實際進來之後發現完全不是這樣。很多國資的內部要求很高,頭尾難度很大。”
相比起此前的工作,李亞覺得現在這份更多更符合他對“好工作”的定義——在他的職業觀裡,“好工作”有兩種定義,第一種是機構足夠有空間和明確的升職加薪路徑,第二種是工作內容和領導比較給力,可以給人明顯的成長和學習的機會,自己在整個體系內的不可替代性不斷增強。
“市場化機構太多了,魚龍混雜,或者說市場化也有很多不太專業的”。他說,“(在規範的倒逼下)很多國資的投研能力已經比市場化(機構)更強。”
“要自洽,不要燈下黑”
過去一週我和很多人都聊起了“功能性失業”的話題。有老袁這種“幾經轉折都繞着國資走”的,有小劉和李亞這樣從“市場上岸到國資的”,有彭哥這樣“離開國資一線的”,收穫的感悟五花八門,也有人會質疑這個命題是否成立,理由是從風險偏好的角度出發,“國資平臺”和“市場化機構”其實是兩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具體到真實的求職經歷,嘗試用“國資”作爲跳板,敲開市場化大門的案例幾乎聞所未聞。
李剛強老師甚至在文章中明確指出,如今我們所抱怨的“變形”,本質上是過往絕大多數中國投資基金沒給LP賺到錢的結果。
一個從未真正拿出過說服力表現的職業,“被邊緣化”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當然我的每一次對話都順利地進行了下去,因爲每個人也都看到了“焦慮”的存在,然後共同提到了“自洽”的重要性。其中最扎心的觀點來自小劉,他說:“投資經理也需要判斷自己的行業興衰,不能老是判斷別人(行業的興衰),自己燈下黑。”
這句話讓我想起《風險投資史》這本著作裡,對風險投資人列舉的三個“最重要”能力:首先,風險投資人要努力地和冷淡的創始人建立聯繫;其次,風險投資人要擁有一顆堅韌的內心,才能讓自己安然度過投入變成零時不可避免的黑暗時期;最後,風險投資人要依賴高情商去鼓勵和指導有才能但不守規矩的創始人。
——作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由此得出結論,偉大的風險投資人可以把自己變成調節創業者情緒波動的“工具”。我覺得完全可以換一種說法:正是一次次成功地挑戰了人性中難以克服的情緒波動,風險投資纔有機會跳出人們對“商業文明”的偏見,成爲一份有機會能夠“偉大”的職業。
(文中老袁、彭哥、小劉、李亞爲化名)